在许多中国人眼里，“进化论”早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了。只不过，这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常识”。迟至80年前（1938年）的1月13日，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才宣布接受进化论，此时距离《物种起源》的出版已过去了近80年。而查尔斯·达尔文与“上帝”的较量，更是迄今未有穷期……
石破天惊的《物种起源》
世上万物从何而来？这在中世纪欧洲，根本不成其为问题。理由很简单，《圣经》里就记载了上帝在六天之内创世纪的故事，“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最后“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圣经》
直到18世纪，上帝创世论仍在人们心中居于无可替代的主导地位。“创世的观念声称这个世界只是在最近（公元前 4004年）才产生的，且是稳定的、不变的，而且是内在的协调的……诺亚洪水解释了化石的存在，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能很容易适应字面意义的圣经解释”。当时所有的生物学文献里，都贯串着赞美造物主的思想。英国的大学里甚至还设了一门专门的课目，叫“自然神学”。著名的牛津大学动物馆，收集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全世界动物，却只被用作证明上帝的智慧——“突然之间能够繁殖数以百万计的动物，当然是一个奇迹。这毋庸置疑证明了造物主万能智慧的力量。”
正是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向着这种旧观念发起了致命一击。这位谦逊儒雅的英国绅士于1831年开始了影响他一生的“小猎犬号”环球科学考察。在这次科学旅行中，年轻的达尔文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博物学资料，并将航行所见所想忠实地记录在《航海日记》中，思想也由此受到极大震撼和启迪，尤其是在南美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达尔文看到了岛上独特的动植物分布：每个岛屿有自己的乌龟和雀鸟，以致当地人一眼就可辨出这些海龟的来源，并且雀鸟的鸟嘴呈现渐次变化。“在这些有利的环境下，变异的个体有可能被保存下来，在不利的环境下，变异的个体则可能被摧毁。其结果就是新物种的出现。我终于找到了一种可以解释的理论。”经过数十年思考之后，1859年11月24日，《论借助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的方法的物种起源》终于在英国出版，简称《物种起源》。
《物种起源》
这是石破天惊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用平静的、不偏不倚的语调对自然界作了忠实的叙述，并提出许许多多的证据、观察、评语和思考。一位多病的老人（“达尔文家的隐士”）竟然撼动了《圣经》的基础。他在《物种起源》里说出了自然界的真相：自然界里，并没有象教堂里所说的那种和平与协调，自然界一直在进行着大搏斗；大自然的多种多样和尽美尽善，并不是上天所赐予，并不是奇迹，而是自然选择和性状分歧的结果。读者可以执拗，也可以生气，就是毫无一点办法找出论证来卫护上帝创造的理论。因为一切本来为《圣经》传说辩护的论证，都成了反对这神话的证据了。可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用“起源论”代替“神创论”，用“物种可变论”代替“物种不变论”，实现了科学摆脱神学的意识形态革命。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物种起源》当日就全部售罄。恩格斯在这本书出版后几天，就读了这本书。在1859年12月12日，他就写信给马克思，“总之，我现在正在读着的达尔文的书，确是非常了不起的。”而卡尔·马克思在他的天才著作《资本论》第一卷里，也引用了达尔文书里的文句，并且称赞《物种起源》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敌人与拥趸
与此同时，《物种起源》却也在英国乃至欧洲的思想界引来一片挞伐之声。这当然也是不难理解的，毕竟如果上帝不曾进行创世，那么祂还存在吗？教堂如何继续向信众布道？如果圣经开篇的《创世纪》是不准确的，那么继后的圣经叙述就无法诉诸真理。圣经就建立在一个虚伪的基础之上。换言说，如果拒绝了创世纪中的创造叙事，不啻失去了信仰圣经的基础。于是，维护物种不变学说的人们，都激动起来了。还在1859年11月，一家杂志就迅速发表了一篇批评《物种起源》的文章，口气恶毒而带嘲笑。文章的作者号召宗教界和学术界，为了拯救灵魂，起来反对物种起源的新学说。
宗教界自不待言，威尔伯福斯主教就在《评论季刊》中攻击达尔文——“‘企图减少上帝在创造方面的荣誉’，因而是有罪的；‘自然选择原理与《圣经》大相径庭’；它使‘揭示出来的创造与其造物主的关系矛盾’；它‘与上帝荣耀的完美性不一致’；它‘是一种可耻的自然观’；而且，‘对上帝作品的这些奇怪的存在形式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这个解释就是‘亚当的堕落’。”
当时，甚至某些博物学家也抵触进化论。“恐龙”的命名者，大名鼎鼎的理查德·欧文爵士在他二十多年的同事和好友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时，竟表示坚决反对。他还写匿名文章直接攻击达尔文，并亲自指使威尔伯福斯主教和达尔文的主要辩护者赫胥黎（J.Huxley）展开论战——后者看完《物种起源》后，马上给达尔文写信说：“我准备接受火刑，如果是必须的话，也要支持你的理论”。另一个达尔文的老朋友，地质学家塞治威克也在《观察者》杂志上用凶狠而讽刺的口气愤恨地责备《物种起源》的作是“理智的腐化”，妄想在读者面前表现自己是个有独创性的天才！
理查德·欧文
讽刺的是，正是这种争论使进化论的思想变得家喻户晓，逐渐深入人心。所谓真理越辩越明，“进化论”的拥趸一年多过一年。1867年，达尔文已经在给友人的信里说，甚至比英国任何人都更强烈反对他的“伦敦昆虫学会”的会员们，现在除了两个老人以外，也都“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他的观点。到了1871 年达尔文出版另一本“进化论”的重要著作《人类起源及性选择》，明确提出“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别只是程度上的，不是种类上的；人类古猿有着亲缘关系”时，社会大众基本接受了进化的理论，唯有少数宗教保守派还在固执地坚持《圣经·创世纪》的叙述。
至于不存在“上帝创世”桎梏思维的中国，由于严复的《天演论》的巨大影响，“物竞天择”一词更是从近代开始就变得家喻户晓。按照严复的说法，“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达著《物种由来》一书，以考论世间动植种类所以繁殊之故。”所谓“物竞”，就是生存竞争；所谓“天择”，就是自然淘汰。其结果总是，“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由于严复认为这种自然规律也同样支配着人类社会（“动植如此，民人亦然”），因此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实际上不是生物学的“进化论”，而是经过严复选择与加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天演论》
滑稽的“猴子审判”
在查尔斯·达尔文于1882年4月去世时，他的历史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他作为一位伟大科学家安葬在了著名的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中堂东北角，长眠于牛顿墓的几步之遥的地方。与达尔文不同，后者甚至在去世前的一个星期还在一再重新计算《圣经》中末日宣判到来的时间（结论是2060年）。
达尔文墓
实际上，“进化论”与“上帝”的较量却没有因达尔文的去世而告一段落。几十年后，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美国掀起了反进化论的风潮。此公曾三次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因其反对“强盗-大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素有“伟大的平民”之称。在他看来，进化论诋毁了《圣经》；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一股鼓吹仇恨、冲突并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邪恶力量。因此，从1920年代起，他开始鼓吹禁止在美国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其名言是“不管生物学教授喜欢还是不喜欢，纳税人有权决定公立学校教什么”。
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美国南方的一些州相继通过了反进化论的立法（俄克拉荷马，1923；田纳西，1925；密西西比，1926；阿肯色，1928；德克萨斯，1929）。譬如田纳西州就规定公立学校教师不许“讲授这一有违圣经所教导人乃神所造之记述的理论，以及人类乃起源于低等动物的教导”，否则即违法。
这立即导致了一场滑稽的官司。田纳西州某公立学校教师约翰·斯科普斯涉嫌讲授进化论被告上法庭。进化论的支持者、芝加哥名律师达罗（Clarence Darrow）担任被告辩护律师，威廉·布赖恩则亲自出任原告律师，谴责进化论教导孩子们人类只是35000种哺乳动物中的一种，并且哀叹人类“不是来自美国的猴子，而是来自旧世界的猴子”。这场官司因此而得名“猴子审判”，并吸引了无数吃瓜群众的眼球而成为第一个在电台里向全美国转播的庭审案例。在审判中，当布赖恩用圣经字字是真理来反驳进化论时，达罗则追问圣经中所记载的事，如约书亚使太阳不动、鲸鱼吞下约拿又将他安然抛到海岸等故事是否全都是真实的，布赖恩竟都作了肯定的答复，立即在全国引为笑料。但法庭最后却仍然判定斯科普斯有罪。
“猴子审判”
这对于进化论在美国的地位确实是一个打击。从1926年到50年代末，美国教科书中有关进化论的内容不断地被削减。以至于诺贝尔奖得主赫尔曼·穆勒在1958年年底抱怨，“100年没有进化论已经够了”！只是由于1957 年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造成的冷战压力，才迫使美国开始反思其公立学校科学教育是否过时，并把进化论纳入教科书中。1963年后，全美一半以上的高中开始在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田纳西州也终于推翻禁止讲授进化论的法令。此后，1968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阿肯色州禁止讲授进化论的法令，声称此类法令违反美国宪法；1981年加州法院再度驳回有关“讲授进化论损害信仰自由”的指控……
只不过，直到2009年，在进化论发表150周年之际，盖洛普民意调查依旧显示在美国有60%的人拒绝或质疑进化论。曾因情景喜剧《成长的烦恼》（1985-1992年）中的“迈克·西弗”一角红极一时的柯克·卡梅隆就是其中之一。2007年，已皈依福音派基督教会的卡梅伦在一次谈话中声称，若是鸟类与鳄鱼果真具有共同祖先的话，那么地球上应该生存过一种“鳄鱼鸭（crocoduck）”的怪物才对，他还一本正经地举起一张PS的鳄鱼头鸭身的“鳄鱼鸭”图片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此观之，达尔文与“上帝”的较量，尚未有穷期……
柯克·卡梅隆与“鳄鱼鸭”

参考文献：
（苏）维拉·阿尔松斯卡娅著 孙肇堃译：《大科学家 查·达尔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
张骥：《达尔文进化论对宗教思想的影响 1859-1909》，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张增一：《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反进化论立法运动》，《民主与科学》，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