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2月14日报道 德国《时代》周报网站12月9日发表德国史学家菲利普·加塞特的文章《她创造了一个时代》称，安格拉·默克尔可以命名一个时代，这首先是基于她执政年限的考虑，此外，在未来的文化记忆中，默克尔时代也已经预留了位置。全文如下：

安格拉·默克尔仍然是总理。但她辞去基民盟主席职务、她自己宣布的决定以及历史经验表明，她作为政府领导人的任期即将结束。因此，现在就思考默克尔的历史定位，甚至探讨她高大形象的含金量，并不鲁莽。

我们不妨参考美国人的做法，他们非常喜欢给总统排序。1948年，哈佛大学学者小阿瑟·施莱辛格首次对重要的历史学家进行了问卷调查。自此之后，该调查定期举行，总统排名由此形成。

领导人没有可比性

在德国，我们缺少制度上的连续性和成熟性，无法列出长达250年的排名。与美国相比，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在1866年与奥地利分离、1871年建立第二帝国后，现代德国才出现；1945年，第三帝国灭亡；1990年，很大程度上被接受的两个分裂国家幸运地统一了。自此之后，德国就在欧洲、在“东德佬”和“西德佬”之间寻找自己的身份。鉴于我们政治史的断裂，说白了，奥托·冯·俾斯麦、阿道夫·希特勒、康拉德·阿登纳、埃里希·昂纳克、维利·勃兰特、赫尔穆特·科尔和默克尔“没有可比性”。如果人们把腓特烈大帝或者梅特涅亲王也算进去，那么排名就彻底没有了严肃性——但他们却与华盛顿以及杰斐逊处于同一时代。

我们也许可以就1871年以来给德国留下了持续影响的大约10位政府首脑达成共识。毫无疑问，其中一定有第二帝国的建国首相俾斯麦。对于之后的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我们必须商榷一番。他只在短时间内出任过政府首脑，但却代表了新的国家。“百日总理”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以长年的外交部长身份跻身第一共和国杰出政治家之列，他的重要性凸显了魏玛的混乱。很遗憾，我们无法轻易绕过1933年当选总理、1934年后成为“元首”的大破坏家希特勒，除非我们像雅各布·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观察中建议的那样完全排除他的消极影响。瓦尔特·乌布利希和昂纳克这两位民主德国的统治者呢？他们也在德国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然而，他们也像希特勒一样需要按照不同于民主合法的政治家的标准去评价。

默克尔符合历史标准

在联邦德国的政府首脑中，只有阿登纳能毫不费力地荣膺伟大总理的桂冠。在历史书中，共和国的建立阶段作为“阿登纳时代”几乎成为一个固定概念：融入西方和经济奇迹；产出大众甲壳虫汽车和本土电影，德国在兰斯与法国和解，参加1960年罗马残奥会。科尔在经历了执政早年的风波后，作为给世界提供范例的统一总理也创造了一个时代。但是，“科尔时代”更多地代表“转变”而不是他本人。

赫尔穆特·施密特是一个吸引人的例子。在具有代表性的问卷调查中，即不只是专家参与的问卷调查中，他始终排在领先位置。作为危机处理人、反恐斗士、果敢的演说家以及似乎永不过时的老总理顾问，他在决断方面是更加犹豫的科尔和默克尔的对立面。他的时代是一个繁荣之后的充满危机的时代，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1977年的恐怖主义浪潮是代表性事件。勃兰特任期太短，不足以称为时代。

我们手边有哪些历史标准？默克尔能命名一个时代吗？我认为是的。在这方面，首先要考虑执政年限这个因素。其次，一个无法量化的总理评级标准是：在未来的文化记忆中，我们是否给默克尔时代预留了位置？对此，她个人的一些特质必须对其所处的时代产生影响，她也必然显著地代表一个问题：默克尔的执政风格，她的套话，几乎不提前宣布但突然实施的变革（核电、兵役和移民）以及旨在达成一致的务实主义（这种务实主义虽未明说、但却暗含着对保守派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要求），这一切对于一个富足而畏惧改革的社会来说都是典型的。另外，默克尔的菱形手势和运动上衣等外在方面也会突然引起狂热追捧。再次，上述个性未来代表的必须是一个重大议题，而不是一件琐事。

对于默克尔来说，保持格哈德·施罗德的连续性涉及两个大问题：一方面，我们如何对待欧洲和全球化；另一方面，如何对待我们作为移民社会的新自我认识？作为入主总理府的第一位东德人和女性，她在经历了最初的新自由主义和2003年前后极度怀疑移民的“莱比锡”阶段之后，就试图把基民盟拉往自由的中间位置。她想把保守的光谱纳入新德国的环境、欧洲和移民政策共识之中。

这导致党派政治出现了右翼的选项。因为在科尔执政时期，最迟到“红绿”（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执政时期，联邦德国已经真正变成了一个移民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已经符合该国西部的人口统计事实。默克尔把这一点以及包括欧元在内的欧洲一体化都变成了自己的政策重点。2007年胜利召开的纪念《罗马条约》签署50周年的柏林峰会象征着她的欧洲政策提前被神化。此后，随着金融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发生，欧洲股市下跌。联盟党的政治轴心再次向右转。

德国向移民社会过渡

现在，默克尔时代将有许多象征性的界限。对移民的自由关系依然与她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联盟党可能会变得更加保守。虽然不可能像施特劳斯和科尔时代那样出现几乎每次竞选活动中都大肆攻击“滥用避难权”的情况——党主席候选人弗里德里希·默茨在欧洲避难制度的灌木丛中很快就语无伦次了，而候选人延斯·施潘却推动联合国移民协议，默克尔的继任者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则希望将违法难民驱逐回叙利亚。

但是，伴随着她那句后果严重且莫名其妙的“我们能做到”，默克尔时代也代表着向移民社会过渡。这个社会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被理解。这种新状况仍将和默克尔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在后默克尔时代的联邦共和国，希望我们不再争论很多德国人也有“移民背景”这一事实。这早就是一件无需令人不安的不言而喻的事情。未来我们最好去争论如何合理地规范移民以及需要什么样的融合策略：这是移民国家的经典讨论。

矛盾的是，这个社会因为默克尔试图建立新的共识而显得如此分裂。她表现出了勇气，并使得德国向新的自我认识过渡成为可能。这种自我认识在未来也将与她的名字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