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江南是中国最现代化、也最具独特文化精神的地区。这片坐拥江河湖海的鱼米之乡，自宋代起工商繁盛，文教发达，中外交汇。
传统与现代的漫长相遇，让江南成为理解古老中国如何转型的绝佳窗口。
澎湃新闻记者寻访了苏州、无锡、朱家角、湖州、余杭、绍兴、宁波、舟山、金华、兰溪、衢州、温州等地各色江南市镇，用人文主义的目光，穿透俗世想象，凝视江南古今之变留在普通人命运中的真实轨迹。

在人们的一般理解中，能歌善舞往往是边疆少数民族的风土特色，平原地带尤其是江南富庶地区的百姓则给人以勤勉进取的印象。然而据史学家顾颉刚考证，吴地民歌（以下称“吴歌”）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诗经》时代，并且余音犹存。
上世纪80年代末，荷兰汉学家、音乐学家施聂姐（Antoinet Schimmelpenninck）、高文厚（Frank Kouwenhoven）曾在太湖东部及东南部这一中国农业最为发达、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进行民歌采风，并通过写作将苏南山歌作为中国音乐的代表之一介绍到欧洲。1987到1992年间，他们走访了包括吴县、吴江、无锡、常熟、太仓、昆山、嘉善县以及崇明岛等50多个县区，采访了约80名山歌手，发现过去在吴地农村相当普遍的山歌从20世纪50年代起走向衰落，只有在常熟的白茆镇和嘉善的一些地区，人们过去耳熟能详的民歌还在继续传承给下一代。
2006年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吴歌赫然在列，常熟白茆山歌作为其杰出代表和重要一脉，与相城阳澄渔歌、吴江芦墟山歌以及张家港河阳山歌共沐荣光。次年，白茆山塘村的山歌手、故事家陆瑞英被评定为该文化遗产项目的两名国家级传承人之一。
白茆塘两岸。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为朱凡所摄。
白茆镇（2003年因行政区划调整并入古里镇）坐落在江苏省常熟市东南部，据2014年的数据，白茆本地人口约23000人，外地人口10000余人。和苏州地区的众多农业乡镇一样，白茆自改革开放以来就走上的工业化转型的道路，根深叶茂的传统山歌文化现今如何存在于这个中国最为现代的地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山歌在田间水畔来回飘荡的历史场景中去。
存真
吴地多水路交错的平原地带，当地民歌为何称为“山歌”？明代文学家冯梦龙辑录整理的吴地民歌小调集《山歌》的序言中说：“书契以来，代有歌谣……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也就是说，山歌指的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山野之歌。但在冯梦龙看来，山歌贵在情真，“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正因山歌与民情民俗水乳交融，才有了旺盛的生命力，冯梦龙“藉以存真”，施聂姐与高文厚则认为民歌之中“汇聚了中国人共享的认同感”。
白茆因水得名，与204国道平行的白茆塘横贯全镇，将长江与太湖勾连起来，同时将小镇天然分割成“塘南”与“塘北”。 最早有确凿记载的白茆山歌见于钱谦益的《国初群雄事略》，其中记录了1346年张士诚动用十万民夫开浚白茆塘，民怨载道，并附有民谣一首：“好条白茆塘，只是开不全。若还开得全，好与西帅歇战船（注：西帅指当时与张士诚争雄的朱元璋）。” 钱谦益晚年便和柳如是居住在白茆塘畔的红豆山庄，而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白茆塘都是当地举办万人山歌会的重要场所。
建国以前，对歌会通常由地方上有实力的商行或有名望的山歌开好者出面组织。陆瑞英今年86岁，她十二三岁时就参加过塘南塘北的对歌会，两岸的山歌好手全部出动，还各自从外乡请了肚子里山歌多又擅长现编歌词的“军师”助阵，因为对山歌的形式、主题都是现场临时决定的，“有大山歌、小山歌、花鸟山歌、私情山歌、古人山歌、盘答山歌等等，哪边对不上来就输了。” 那次对山歌持续了整整七天，周围村镇的人都划着船来观战，将一条白茆塘堵得水泄不通，“鸭子都忘记了回家的路”。
直到两响冷枪划破长空，这次山歌会才在突如其来的恐慌中散场。原来当时正值日军“清乡”时期，附近的地下工作队要从白茆塘上经过，迟迟不见山歌会结束，只好鸣枪警示。而通常情况下，对山歌刚开始的时候两方都你谦我让，一旦到了胜负关头，火药味就开始弥漫，所谓“客客气气开场，热热闹闹歌场，最后相骂相打，就此吵散歌场。”据说古代对山歌之所以都要隔条河，就是为了防止打架，即使有输了不服气跳下水游向对岸的，获胜的一方和看客也能趁机逃跑。
吴歌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传承人、86岁的陆瑞英在家中讲述她的山歌生涯。
在娱乐活动匮乏的农业社会，一年一度的山歌会是难得的狂欢，而平时里，无论劳作还是闲暇，从田间地头到河边场上，从婚葬嫁娶到建房迁屋，山歌声总是萦绕其间，不绝于耳。爱好者若是有心学习，就能学会一肚子山歌。陆瑞英7岁开始跟着奶奶纺纱，5年里在纺车旁学了78首四句头山歌，12岁时跟着同村的叔叔伯伯去大户家打短工，6年间在田里学会了几百个山歌和民间故事。在陆瑞英看来，唱山歌就是种田人的苦中作乐寻开心，她最喜欢的一首山歌是这么唱的，“唱唱山歌散散心，人人说我是快活人。我口含黄连心里苦，连树底下苦操琴。”
在悠扬的歌声和同伴的应和中，寂寞和辛劳似乎都变得容易忍受了。1955年出生的姚雪华有一把好嗓音，从小就喜欢唱歌，她的山歌都是小时候在田里干活的时候听大人传唱的，只要听过一遍就能记住。她回忆说，那时候在田间劳作时唱劳动歌，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人唱：“肚皮饿来心里慌，家中有米无人烧。但愿今年田稻好，开年（注：明年）十二个家婆（注：老婆）一道讨。”人家问他，“讨了十二个家婆你怎么安排呢？”他又唱：“两个畚米两个淘，两个提水两个烧。两个后园割韭菜，两个喂（注：招呼）郎饭熟了。”像这样，山歌让生活无着的种田汉在想象中得到了慰藉。
场头对歌老照片。古里镇文化站供图。
山歌的力量在爱情里体现的最为淋漓尽致。今年67岁的徐雪元出生山歌世家，父亲徐阿文在当地人称“山歌王”，母亲徐巧林也是有名的山歌手，他们两人就是因山歌而结缘。徐巧林是唐市一家富裕农户家的女儿，徐阿文是他们家的长工，他们每天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女儿摇船，长工罱河泥，日久生情。徐巧林的父母自然不同意，两人便私奔到白茆，从此在这里安家。徐雪元还记得小时候父母夏夜纳凉时在院子里唱歌的情景，村庄里的几百个老老少少都来听，两人越唱越起劲，也越发恩爱。耳濡目染之下，徐雪元从四五岁开始唱山歌，如今是白茆山歌的江苏省级非遗传承人。他走过革命年代、动荡时期，从企业到讲台，至今歌喉未歇。
转折
建国以后，村野俚俗的白茆山歌逐渐开始带上政治色彩。1958年3月，毛泽东发出搜集民歌的号召，负责搜集工作的刘锡诚、铁肩、路工等人最早的收获就来自陆瑞英等山歌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新民歌运动”的发端就在白茆。同年秋天，为庆祝白茆乡成立和平人民公社（后称白茆人民公社），公社书记的万祖祥组织了一场万人山歌会，华东作家协会、上海电影制片厂、江苏人民广播电台、上海柴油机厂等单位都派人来参加。9月末，刘少奇来常熟视察，万祖祥即兴编唱了一首《欢迎国家主席到白茆》，刘少奇竖起大拇指夸赞，白茆山歌开始声名远播，还唱进了中南海。
徐雪元（右一）在白茆塘编唱山歌的老照片。受访人供图。
万祖祥在任时，要求每个支部书记、每个生产队长都要会唱山歌，在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出现了“千人唱来万人听”的空前盛况。徐雪元14岁时，万祖祥就把他作为“山歌能手”重点培养，开大会时，和“耕地能手”、“插秧能手”、“养牛能手”一起坐在主席台上。除了对政治形势的顺应，万祖祥对山歌的大举强调也与他的个人爱好有关，他的父亲和岳丈都是当地知名的山歌手，他的婚姻也是从唱山歌里来的。
在那个年代，劳动山歌确实能起到“鼓干劲、促生产”的作用。陆瑞英就是在大跃进时期的挑灯夜战中失去了她的金嗓子。她回忆说，那时候挑土方，各个生产队挑得有快慢，有人把快的生产队的事迹编成歌，让她去慢的地方唱，“他们开夜工，我也开夜工。没想到白天热脱掉了衣服，晚上又很冷，伤风感冒了也要唱，唱了好几年以后嗓子哑了，说话都听不见了。”
“文革”开始后，大礼堂贴的大字报写陆瑞英“黄色故事黄色山歌毒害青少年”，她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徐雪元则转而唱起了京剧样板戏，特别是取材于常熟本地的《沙家浜》。但白茆山歌并没有因此中断，而是彻底政治化了。现任古里镇文化站党委书记的邹养鹤当时上小学，参加了学校的宣传队，老师教他们用山歌的方式唱五卷本的《毛选》，让他们去茶馆传唱。
1976年秋，白茆举行了最后一次万人山歌会，内容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对于这次山歌会，施聂姐在她的书中写道：“庆典中宣传教化的色彩逐日浓烈起来。……所有的歌都是事先写就，矛头直指被批判的个人。那时的民歌可以说已经尽失往日作为大众节庆的性质。”由于骤降暴雨，这场山歌会提早结束了。
回潮
山歌艺术节。古里镇文化站供图。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山歌文化开始复兴，但十分缓慢。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江南农村逐渐不复曾经的天地。尽管当地政府每五年还是会举办一次山歌艺术节，但场地从田野变成了剧院，观众人数受限，远近村民不能再“不请自来”。而且，山歌的精髓是考验渊博和机变的盘歌，“白茆山歌有灵魂，盘歌一唱提精神”，对于听众而言最大的乐趣在于“斗”歌时的高潮迭起惊心动魄，舞台演出则更注重表演，陆瑞英等老歌手都觉得现在的山歌已经有些变味。
农业机械化之后，机器的轰鸣声打破了乡间的宁静，加上近年很多土地流转到了种田大户手中，在田里干活的人少了，田间地头的歌声渐渐散去。村民住进了有空调、电视的新楼房，夏天不再需要出来乘凉，五花八门的电视节目一刻不停地播放，串门也少了。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后，白茆和众多苏南乡镇一样，出现了大量的工厂，农民变成了工人，山歌自然生长的土壤、单纯的劳作方式和闲暇时光一起被压缩了。
不过，山歌仍然的宣传作用没有完全成为历史。离开土地之后，徐雪元成为了江苏亿通高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员，在外面跑市场的时候，人们见到他都会说，“歌星来了！你唱支山歌，保证你中标！”邹养鹤说，白茆山歌在当地的招商引资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客商、外商都很看重文化的，一听到我们有山歌这个宝贝，自然而言就愿意在这里投资落户。”为了让白茆山歌融入转型后的乡村，当地政府想了很多办法，主要在学校和企业两方面开展工作，但结果都有些尴尬。
十年前，退休后的徐雪元开始在白茆和常熟的中小学、艺校教授白茆山歌，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山歌能手”甚至走上了大学讲台，在常熟理工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开设讲座。徐雪元过去喜欢唱母亲教给他的苏南小调，现在更愿意教授积极向上的新民歌，他的演唱和授课很受欢迎，但仍然难以掩盖山歌传承在当下的尴尬。白茆小学1996年开始开设山歌课，让每个小朋友都要会唱山歌，但南京艺术学院的朱晶2014年为撰写硕士论文前往考察时发现，山歌课近些年已经取消。白茆中学则设立了山歌兴趣小组，但真正兴趣浓厚的学生并不多，而且还要面临升学的压力。艺校的情况要好一些，对于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而言，白茆山歌可能是一项实用的“导游才艺”。但事实上，学校传承的最大困难在于，没有在农耕文化中浸润过的年轻一代很难真正被山歌打动，他们喜爱时髦的流行音乐，而山歌无论是演唱方式还是用方言写的歌词，在年轻人眼里都是落后的、土气的。
老歌手潘兴元在白茆塘边，这里曾经是举行赛歌会的主要场所。
当地企业也在山歌传承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生产羽绒服的波司登服饰有限公司在2000年曾赞助白茆中心小学成立“康博少儿山歌艺术团”，将白茆山歌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另外，田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2010年前后成立了“田娘白茆山歌艺术团”，骨干是企业里会唱山歌的本地人，还聘请了老歌手潘兴元负责创作。刚刚步入古稀之年的潘兴元从小在母亲的影响下与山歌结缘，青年时期在部队从事文艺工作时学会了音乐创作，25年前转业回乡工作后就开始在业余时间创作反映改革开放后苏南农村新风貌的山歌。退休后在田娘工作期间，为公司十周年庆典的“白茆山歌专题演唱会”创作了一系列“田娘山歌”，以传统山歌之旧瓶装企业文化之新酒，例如其中一段问答：“田娘”肥垩田啥朗好？ “田娘”肥种葡萄啥朗好？ “田娘肥”垩茶树啥朗好？ “田娘”肥种蔬菜啥朗好？/ “田娘”肥垩田养份齐全肥力持久谷粒黄墒大米品质好， “田娘”肥种葡萄粒粒一样甜来得嘴糖份高，“田娘”肥垩茶树到得来年早发芽， “田娘”肥种蔬菜奈泥活泛、迭地再种收入大提高。……就是对传统盘歌的化用。尽管演出大受好评，但属于前现代社会的山歌终究与效益优先的现代企业精神格格不入。随着近年企业经营业绩的下滑，山歌活动便被搁置了。
值得庆幸的是，民俗学界也对白茆山歌青眼有加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白茆山歌就开始受到民间文学研究者的重视，改革开放后，学术界的研究兴趣愈发浓厚，思维敏捷、记忆力极强的陆瑞英成了宝贵的研究对象。在她的记忆中，从十几年前开始，前来拜访她的学者多了起来，上海的、北京的、台湾的，还有像施聂姐夫妇那样来自海外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泳超从2003年开始和周正良老先生一起整理《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收录了288则民间故事和500多首歌谣，2007年在北大举行了首发式。2017年，十六名山歌手再次来到北大，为北大师生献上了一场名为“乡野天籁⋅白茆山歌北大行”的演出，北大中文系还与古里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民间文学和吴方言采风实践基地"的合作意向书。邹养鹤说，他几十年文化工作的一个心愿终于达成了。
余响
即使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山歌作为民间文化的韧性也依然存在，仍然有人在进行自发的传承。姚雪华是白茆山歌的苏州市级非遗传承人，在她身上，唱山歌的爱好因为和信仰的结合而变得格外坚定。
二十多年前，姚雪华开始组织了一支十几人的“佛宣传队”，在初一十五、佛祖生日、观音生日、龙王生日等日子去白茆和周边的寺庙唱山歌庙会。姚雪华的佛宣传队在当地很受欢迎，不仅经常受到太仓、淼泉、徐市、董浜等地寺庙的邀请，最忙的时候一天要跑两三个地方。而姚雪华平时在工厂上班，有庙会活动的时候需要请假，即使有时候扣的钱比一天的工资高得多，她也从不推辞，“我既然参加了这个佛宣传队，宁愿少赚钱也要去的。有一次七大队的大庙开光，下大雪，我早上骑电瓶车过去，他们说雪太大了今天就别做了吧，我回到五大队的厂里，刚干了一会儿活，电话打来了说还是要做，我就赶过去，结果路上电瓶车没电了，来了几个人帮我把电瓶车扛上山门里面充电。他们都说我决心大。”
姚雪华正在演唱白茆山歌。
佛宣传队唱的歌都是姚雪华自己编的词，用白茆山歌的调子，还要配合动作、手势，一共有三四十个节目。她有时候也会改编老山歌的歌词，比如有一首男女对唱的私情山歌流传甚广，第一段是男方唱：“隔河看见好姐妮，眉毛弯弯像我妻。今年吃了娘家饭，开年和我配夫妻”，原来的唱词是女方的咒骂：“隔河看见好后生，你刁钻促狭烂肚肠。廿七岁不死廿八死，三十岁早掉好爷娘。”姚雪华觉得过分，改成了：“隔河看见好后生，青春年华覅错过。廿八廿九事业旺，当了老板再来讲。”不过，她们在庙会上不会唱情歌，而是唱祈福劝善的歌曲，比如：“三十岁的娘娘暗修行，白茆手巾堆得好香。先修公婆慢修娘，要修丈夫身康健，要修后代的儿孙福寿长，要修年年月月保平安。”庙会临近结束时，她们会唱几首毛主席语录歌作为结尾。
比起在工厂里单调重复的工作，姚雪华更怀念过去大家在田里叽嘎叽嘎说说笑笑干活的情景。在工厂的生产线上，任何的分心都可能影响效率和质量，甚至于连大声说话都是不被允许的。但总的来说，姚雪华对现在的生活是满意的。她过去一直住在乡下，正在等待置换房的抽签，能拿到两套在白茆镇上的房子。儿子儿媳都在常熟市区有着不错的工作，孙女今年刚满10岁，已经考过了古筝六级。孙女在城市长大，没机会教她唱白茆山歌，这让姚雪华觉得有些遗憾。不过，她和她的姐姐、弟弟经常在家庭微信群里对歌，他们可能是对旧日乡村生活怀有乡愁的最后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