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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4年发现兵马俑至今，著名考古学家、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学术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袁仲一说：“45年来，它们一直是我无声的朋友。”在他珍藏的一些照片中，有三幅格外珍贵，每一张都是他和兵马俑考古的特殊缘分，都有挥之不去和难以忘怀的记忆。
兵马俑的第一个探方
7月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一大早就游人如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秦兵马俑一号坑的遗址大厅里拍照留念，每一张彩色照片都记录着他们在这里感受到的震撼。
在87岁的袁仲一家中，也有一张他在一号坑的照片，不同的是这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他说：“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留下一张黑白照片已经是很幸运的事了。”当年42岁的袁仲一蹲在探方里，他脚下是兵马俑，那是兵马俑一号坑的第一个探方，编号T1方。
1974年7月，42岁的袁仲一担任秦俑考古队队长。7月15日，卡车拉着他们到了临潼西杨村，执行一项神秘发掘，因为该村农民打井发现了陶俑残片。虽然离那个定格的瞬间已经过去45年了，但袁仲一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留影的位置是一号兵马俑坑东南角T1方第4过洞。“这里面的陶俑全是不穿铠甲的轻装步兵俑，上面还有篷木的遗迹，篷木倒塌后很多俑都碎了。还有被烧过的痕迹，是谁放了火？”袁仲一说。虽然学界一直倾向火是秦末农民起义时项羽所放，但袁仲一认为三个俑坑中1号坑烧得最厉害，3号坑没有被烧，究竟是不是项羽所为，还有很多谜团需要研究。
拿着这张照片，袁仲一笑着说，当年才发现兵马俑时，我们都以为一个星期就能完成发掘，后来谁也没想到，勘探时怎么都找不到俑坑的边界，当时也没有现在的一些勘探技术和设备，整个勘探过程是大家拿着探铲，一铲一铲完成的，仅勘探工作就做了一年。1975年3月，考古队大体确定了一号兵马俑坑的边界，4260平方米的面积让人震惊不已。
第一次正式发掘，袁仲一带着人仅20米×20米的探方就画了27个，而照片中的T1方是兵马俑正式发掘的第一个探方。袁仲一说：“当年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了解秦始皇的地下军团，按照陶俑的摆放密度推算，一号坑应该有6000件陶俑。”
当年在这个探方里，袁仲一和同事们还发现了铠甲俑和战车。“那个时候的发掘条件和现在没法比，秋天俑坑里就已经很冷了，我们穿两件棉大衣有时候手还冻得直哆嗦。因为地下环境湿度大，又长期蹲着工作，考古队的很多人关节都出现了问题。”即使条件如此艰苦，袁仲一也从没有过离开发掘工地的想法，开始是希望除了陶俑外还能挖出一匹陶马，到最后挖出了一个军阵，袁仲一在这里经历了很多难忘的岁月。
为秦俑“相面”
虽然已经87岁高龄，但看到他与一件秦俑的照片时，袁仲一不仅能清楚地说出这件俑在一号坑里的准确位置，还记得“他”站在一辆战车的前面，旁边还有一个俑看上去比较年轻。
袁仲一说：“这件俑的造型非常好，看上去性格很憨厚的样子。”当年还没有科技考古的概念，也没有给陶俑三维建模建立数据库的条件，为了研究这些“无声的朋友”，袁仲一曾花三个多月时间为一号坑里的每一个俑“相面”。他发现“他们”的胡子有24种类型，其中45件长得很像。一号坑东段3列纵队中有一件看上去很年轻的，没有胡子，为什么唯独这件没有胡子？这个问题他至今也没有解开，但却一直在思考和考证。
“我闭上眼睛也知道它们在哪个位置，是啥模样。”袁仲一说，无论陶俑身上是否刻有工匠名字，他都能说出它们的制造者：“没胡子的俑是工匠‘咸阳敬’做的；那个叫‘宫丙’的陶工做了45件陶俑。”
袁仲一在“相面”的过程中，发现有的兵马俑身上有工匠的名字，一类是中央宫廷的工匠做的，一类是地方工匠做的，目前发现了90多个不同的工匠名字，那么没留下名字的又有多少呢？后来在秦始皇陵园出土的砖瓦上，袁仲一也发现了一些与俑坑中相同的工匠名字，他推测这些人可能就是当时手工业作坊中技术比较好的工匠。
发掘铜车马
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袁仲一与它合影时，这件国之重器还倾倒在泥土中。
袁仲一记得1980年12月，在秦陵封土西侧，他主持发掘两辆大型彩绘铜车马，其中有两辆铜车、8匹铜马和2个铜驭手，15公斤重的金银器散落在坑里。两辆铜车马一辆是警卫乘坐的“立车”，一辆是秦始皇乘坐的“安车”。它们由几千个零部件连接组装而成，工艺复杂。袁仲一说：“清理非常麻烦，碎片高达3000多块，变形严重，要研究几千个零件彼此之间的关系，弄清它们都在什么部位，才敢动手，清理过后的修复也很复杂……”
这是继兵马俑坑之后秦始皇陵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也是上世纪考古史上发现的结构最复杂、形体最高大的青铜器物。总重2.3吨，零件共有7000多个，接口近7500个，焊接口1000多个，带纹接口300多个，连接工艺极其复杂。
1983年、1988年，两辆铜车马先后完成修复，对外展出后轰动世界。“我花了17年的时间研究铜车马，因为它牵涉到古代的车制、车的种类、车马的制作工艺、组合关系等一系列的学术问题，还有许多个零部件的定名等问题。”古代车制和车马系驾问题，长期困扰学术界。过去出土的木质车辆的缰绳都已腐朽了。铜车马的出土，首次完整、准确地展示了2200多年前的车马系驾关系。
1998年7月，袁仲一编著的专著《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出版。
翻过路边的烂砖烂瓦
从1974年到退休，袁仲一先后主持了对秦始皇陵的勘探，发现和发掘了秦始皇陵兵马俑第一、第二、第三号陪葬坑，出土陶俑2000余件，各种青铜器4万余件。
袁仲一说： “二号坑是整个兵马俑坑的精华！”二号坑内容丰富而精彩，有陶俑、陶马1400多件，包括骑兵造型116件、马造型116件、战车造型89件，是由战车、骑兵、弩兵、步兵等组成的具有前角后犄的曲尺形军阵。“四个小阵套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曲形阵，可分可合，浑然一体，可发挥多兵种作战的威力。”他一边说，一边学着陶俑的样子，站姿神情模仿得惟妙惟肖。他说：“这么多年了，我和它们有很深的感情，时间长了就想去看看，只要站在俑坑边心就很平静。”
袁仲一研究认为，一、二、三号兵马俑坑，象征着驻在京城外的军队，可称之为“宿卫军”。以战车、步兵相间排列的一号坑为“右军”；以战车和骑兵为主的二号坑为“左军”；三号坑是统帅左、中、右三军的“幕府”（指挥部）；未建成的废弃坑（四号坑），应当是准备建的“中军”。一、二、三号兵马俑军阵有机结合，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完整的军阵编列系统。
退休后，袁仲一没有闲着，秦始皇陵附近几乎每平方米都有他的足迹，每次在那转悠都有收获，袁仲一总能捡上几块陶片，发现陶器、砖瓦上的文字。这些年他相继出版了《秦陶文新编》《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中国第一位皇帝陵的陶质军队——秦始皇地下宫殿的艺术和文化》（英文版），及80万字的专著《秦兵马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他笑着说：“过去，人们经常看到，一个戴草帽挎黄布包的人，整天在那里翻垃圾。其实，那就是我！路边的烂砖烂瓦，我都翻过。”《秦代陶文》和《秦陶文新编》中的很多文字就是这样翻出来的。
希望了解秦陵内部
从秦俑考古队队长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再到后来退休，袁仲一与秦俑、秦陵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也被人们誉为“秦俑之父”。
问及他对兵马俑发掘工作有什么遗憾？他笑着说：“对考古没有遗憾，事实证明我们当初的做法和选择都是正确的，我们找到了沉睡的‘地下军团’，用中国人的智慧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世界遗产。”
但他也坦言，对博物院的建设是有遗憾的。“当年修建一号坑保护大厅时，顶部的一根横梁造价30万元，当时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现在这么强大，能拨付的专项资金很有限，为了修一号坑的保护大厅，陕西省东拼西凑想了很多办法。最后为了省一根横梁的钱，一号坑保护大厅在设计上做了取舍，有一部分遗迹没有包含进来。”袁仲一说。
如今，袁仲一还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名誉院长，建院40周年的时候他还去做了讲座，很多年轻的“秦俑人”将他奉为心中的丰碑。他也喜欢和年轻人交流，他说：“这些年他们掌握了很多新技术，秦俑是宝库，年轻人在兵马俑的彩绘保护和修复中已经探索出了很多新方法，他们发现了秦俑身上的中国蓝和中国紫，也为陶俑建立了数据库，这对修复工作帮助很大，让兵马俑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我希望将来有机会通过现代化的手段，看看秦陵里面是什么情况，也不枉我和它们做了一生的朋友。”
在袁仲一的心中，2000多年前秦军军阵的编列是十百为群、千万成阵的千军万马，这凝聚着秦人摇山撼海的勇气，这也是秦人信念、力量和进取精神的体现，更是中国的时代精神。
文/记者 张佳 图/记者 张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