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许曼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433页，68.00元
1993年，时任教于伊利诺斯大学历史系的伊沛霞（Patricia Ebrey）所著《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一书出版。该书被誉为海外中国女性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于1995年获得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此后，海外汉学界涌现了一系列关于宋代女性史的优秀研究著作，如柏清韵（Bettine Birge）的 Women, Property, and Confucian Reaction in Sung and Yüan China（《宋元时期女性、财产与儒家应对》，2002），李慧漱的 Empresses, Art, and Agency in Song Dynasty China（《宋代后妃、艺术与能动性》，2010），柏文莉（Beverly Bossler）的 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1000-1400 （《妓、妾与女性贞节观——十一至十五世纪中国的性别与社会变迁》，2013）等。这些著作，无论是考察宋代女性的财产问题，还是后妃、妓妾等群体，都立足于宋代乃至宋元时期的宏观背景，讨论整个时代女性的生活情况。这种写法的优点在于，可以让人们从整体上了解宋代女性的情况，其不足之处，则是模糊了不同区域的差异，使我们看不到宋代各地女性丰富多彩的生活情况。当然，这种写作模式的长期盛行，考其原因，是受限于现存有关宋代女性史料匮乏与零散的情况。
那么，宋史能否像明清史那样，展开细致的区域史研究？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有成功的先例。早在198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韩明士（Robert Hymes）所著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官僚与士绅：两宋江西抚州精英》）一书出版，便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宋代区域史研究的成功范例（该书获得1988年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受其启发，海外汉学界又出现了一批宋代区域史研究的论著，逐步深化了人们对宋代社会史、经济史的认识。
2016年12月，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许曼副教授的专著 Crossing the Gate: Everyday Lives of Women in Song Fujian (960-1279) 出版（中译本《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2019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该书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吸收并借鉴了海外女性史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丰富成果，展现了一幅宋代区域女性史的生动画面。
许曼的本科、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知名宋史专家邓小南先生。邓先生对宋代女性史研究颇有建树，在邓小南先生的指导下，她开始宋代女性史研究。博士期间，许曼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师从高彦颐（Dorothy Ko）、韩明士教授，继续宋代女性史的研究。正是在这种浓郁的海内外学术的长期浸淫下，许曼敏锐地抓住宋代女性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利用考古资料、地方志等丰富资料，成功地构建出福建宋代女性在家庭内外的生活状态，并进行了生动细致的论述，完成了近年来一部优秀的区域女性史研究著作。
与之前的宋代女性史研究著作相比，《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以下简称《跨越门闾》）一书的写作有几个比较大的改变。
首先，研究视角由家庭之内转向家庭之外。从伊沛霞的《内闱》开始，研究宋代女性婚姻、生活、财产、情感等方面的论著层出不穷，这些成果深化了我们对宋代女性家庭生活的了解。但另一方面，关于女性在家庭之外的活动情况则几乎无人着墨。事实上，众所周知，极少女性一生完全封闭于家中，不与外界接触，因此，仅仅研究女性在家内的生活不能勾画出女性的完整人生。《跨越门闾》一书注意到宋代女性研究的这一薄弱之处，便将研究重点放置于宋代女性的户外活动上，探讨了女性进出家门、旅途中的女性、女性与地方社会、女性与宗教、女性与丧葬等内容，基本涵盖了一位女性在户外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她们生前以及身后的户外世界，全面展现了一幅宋代女性在家庭外活动的生动画面。待在家庭中的宋代女性可能“不窥中门”，但女性一旦来到户外，便非常积极地涉足地方福祉、宗教信仰、旅行等，与宋代男性的活动几乎一般无二。这些发现，极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于宋代女性的认识。
伊佩霞《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
其次，区域女性史研究的成功尝试。之前的海外宋代女性史研究通常采取整体研究，往往由一个主题出发，如财产、家庭生活等，研究整个宋代，甚至更长时间段（如宋元时期）的女性史。这种研究方式的优点是，可以体现“长时段”的视野，容易看出某个问题的历时性变化过程。然而，缺点同样明显，因为两宋跨越近三百年，境内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不同，很难说各地区的女性生活都是相同的。《跨越门闾》精心地选择了宋代福建地区，利用丰富的文献与考古资料，构建出一个丰富的地方女性空间。通过这样一个区域个案研究，可以比对我们之前从宏观上对于宋代女性史研究的一些结论，深化我们对宋代女性的认识。
除此之外，纵观本书，还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史料丰富。众所周知，中古女性史研究的一个难点是史料不足，这也限制了很多问题的深入展开。作为一部福建区域女性史研究著作，《跨越门闾》对于宋代福建女性史料几乎竭泽而渔。首先是大量使用福建地方志文献。由于关于福建的宋代方志只有一部《淳熙三山志》完整保存下来，在本书中，作者利用了多部明清福建方志，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宋代方志不足的缺陷。此外，“为了考察宋代女性的日常生活，对提供来自各个身份群体女性运动和活动的蛛丝马迹的所有史料”（英文版第6页，以下页码均为英文版页码，不另出注），作者都加以留意。因此，本书使用了笔记、碑刻、诗文集、图画、考古报告等各式资料，使得立论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其次，论述细腻，结论审慎。可能因为作者是女性的缘故，本书文笔细腻，语言流畅优美，可读性很强。另一方面，作者在写作中用笔一直很克制审慎，对于一些史料的分析，并没有做过多的引申和敷衍，相反，一再指出史料的欠缺导致对一些问题的研究难以深入（262页）。比如第一章《进出之门》，作者在论述家庭中“中门”的意义时，一方面强调“中门”在家庭中执行性别区隔的重要性，同时又指出，在穷人家中恐怕（很可能）根本没有“中门”（99页）。“中门”的重要性更多体现在精英家庭中，而且不一定所有精英家庭都严格执行这一规定（30页）。作者还指出，“白天，中门内外男女之间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也许是令人翘首以盼的”，“严格的性别区隔，不一定是正常的宋人家庭的典型做法”（41页）。这些论述无疑会让我们对书中所讨论的问题产生进一步的思考。同时，作者并没有因为研究区域史而过分强调福建宋代女性的特殊性，反而经常提醒读者，福建宋代女性的一些情况适用于宋代其他地区（261页）。
第三，以小见大、多学科交叉研究。《跨越门闾》虽然是对宋代一个地区女性史的研究，但作者的写作目的并不局限于此。本书试图通过对宋代福建女性户外活动的具体研究，进而探讨整个宋代女性史，并更进一步地，与明清时期女性的活动相比较。如作者认为，“与那些明清时期的女性相比，所有阶层的宋代女性都享有相对自由。宋代国家和精英在处理女性事务时，通常采取不干涉的策略”（265页）。相比之下，明清两朝的人则更积极地干涉女性事务。本书虽然是断代区域史的研究，但宏观的视野，呼应了“宋元明转型”的理论，丰富了人们对此主题的认识。
另外，在写作中，作者有意将福建女性置于地方史、儒学思想史、家庭内外、生死问题等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使得关于宋代女性的一些问题，得出新的不一样的结论。比如理学家（思想）与女性的问题，本书通过对宋代女性能动性的丰富展示，刷新了我们在传统观念下对理学家刻板形象的认识。从大儒朱熹到一般的理学追随者，其中很多人在处理女性问题上并没有如我们后世想象中那般恪守僵化的教条、压制女性，相反，他们中很多人体谅女性、尊重女性，采取务实而灵活的做法。如此，从女性史角度，对我们重新理解宋代理学思想的理论发展与实际推行之间的差距，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总之，《跨越门闾》一书通过对宋代福建女性诸多方面的描述，向我们展现了宋代女性复杂能动性的一面，对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宋代女性以及宋代社会，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正如邓小南教授所言，“《跨越门闾》力图超越传统框架，重构宋代女性在家庭内外的日常生活场景。作者以福建为重点区域，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深入辨析和细致解读，对物质与图像资料的广泛搜集和切当运用，将女性还原到广阔的活动空间和社会网络之中。在宋代政治、经济及社会变迁的背景氛围下，厘清了儒学理念与地方实践的关联、差异甚至脱节，再现了性别建构中各阶层女性的能动性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