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代人”的概念在十九世纪的俄国流行，不仅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的作品中常常出现，也有很多人写作《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去怀念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大家称为“燕园三剑客”的黄子平、钱理群和陈平原曾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述框架。如今，三十多年过去，“同时代人”究竟指的是什么？当年的同时代人又是怎么看待这种“同时代性”的呢？

10月27日，活字文化联合新京报文化客厅在朗园Park兰境艺术中心一同举办了一场以“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为名的座谈会，邀请到了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赵园一同追忆他们走过的八十年代。同时，座谈会还邀请到了他们的后辈学者吴晓东、贺桂梅、杨连芬一同就黄子平的新书《文本及其不满》展开文本与批评，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李裕洋主持。

座谈会现场 本文由活字文化供图

座谈会伊始，黄子平谈了自己对同时代人的理解。同时代人处在时代的断裂中，当历史的连续性发生中断，无法再继续讲述时，他们聚集在断层处，靠文学的想象来填补与修复历史的断裂。“同时代人不是逆时代而动的人，相反，他们非常深的卷入时代洪流中，却又与时代格格不入。也正因如此，他们才能感知到这个时代发出的黑暗之光，能够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黄子平说。

《文本及其不满》书名取自弗洛伊德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收录了黄子平40余年的文章

同时代人的知识友谊

法国作家布朗肖曾将他与福柯的友谊比作知识友谊，这种友谊是超时空的，虽然两个人一生也见不了几次面，但是彼此都会非常关心对方的著作与文章，关注他们提出的问题，也会就其观点展开辩论。

与黄子平互为知识友谊典范的钱理群在现场回忆了他八十年的人生，谈及自己的生命历程，他感慨道：“我们这一代人，前半生比较曲折艰难，后半生相对顺利。”这种顺利不仅得益于二三十年代老师学者们的谆谆教诲，同时代人对他个人的生命和学术成长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在他看来，同时代群的情谊不是党同伐异，也并非亲密无间，彼此之间相互尊重却也保持独立。

当谈到一同走过的八十年代，钱理群回忆起当时的“三人谈”：无论经济、政治、哲学还是文化，他们都直言不讳，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而吵得面红耳赤，很多对谈内容就是在这样的观点碰撞中产生的。钱理群认为，他们的聊天不仅是一种学术聊天的文体，更是一种生活、生命的存在方式。

在钱理群眼中，黄子平的学术思想对他的学术影响重大。被钱理群视为重要代表作之一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 其实是在黄子平的启发下写作而成的。他受黄子平曾经一个有关火车比喻的启发，后来将全书改为更方便读者挑选不同的章节阅读的结构方式。钱理群指出，这种影响其实也存在于“我们这代人的学人之间，这样的相互沟通，相互启发的学术关系在今天也是十分难得的。

不过钱理群也认为，对八十年代的回顾与反思，不应过分理想化。在他看来，总结既往的历史经验教训，要保证个人与学术界的健康发展。“而这离不开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两大原则。”钱理群说。

八十年代，曾有过“南吴北广”的说法。南边的吴亮雄辩，北边的黄子平机智。后来吴亮转行，与画家打交道，甚至还自己创作小说，而黄子平则在当代文学评论这个领域坚守。这种选择不易衡量，却也各有得失，而他们二人共同之处便是在修辞方面特别考究。赵园提到，“我后来在我老师辈的文章中，常常可以看到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那种修辞方式与套路，要打破那种套路，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赵园认为，黄子平所说“害怕写作”其实是出于“对写作的矜重，对于修辞的苛求”。即便其皇皇巨著《革命·历史·小说》仍然不是制式化的学术著作，依然有闲笔、逸笔，有温度也真性情，介乎职业写作与随性写作之间。

而现在职业化的文学批评似乎成为一种风尚，没有主体沉浸、没有感动、没有真正愤怒的作品随处可见。在赵园看来，这种文学批评的生产机制造成了没有个性和姓名的学术，学术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本应当和文学一样，让人可以感到它的生命。

事实上，赵园与黄子平的知识友谊也深刻体现在赵园的作品与研究中。赵园的第一本学术作品《艰难的选择》的小引便是请黄子平写的，后来黄子平也为她出版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写了书评。赵园说：“对于他对我当代史研究的鼓励与支持，我真是感激莫名。”当追忆起80年代的岁月时，她也坦言道，“时代变迁，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这些东西弥足珍贵。活到这个年纪，感到幸运的是拥有这样的一批老友。”

同代的异感与异代的同感

有感于同时代人的互相支持与体贴，陈平原提出了“隔代遗传”的概念，也就是异代人同感。陈平原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一代人跳过五六十年代，与三四十年代的校园风格直接对话，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支持。这也是老大学的魅力所在。”这种魅力也是距离上产生的美感，在陈平原看来，这种代际关系更像是祖父和儿子之间的对话，相反，在同代人，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的交流过程中，虽然有支持的一面，但也往往存在着因竞争导致的一些比较难堪的局面。

陈平原坦言道，“异代同感是说和我们祖辈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理解这一代人，理解自己这一代人，同时理解自己的上一代，自己的下一代，努力穿越代的鸿沟。”而同代异感则是指虽然生活在同一年代下的人们虽然所处环境与接受的教育相同，但是回过头来看，大家的立场和审美都相差甚远。“即使同在一个群聊，也特别容易在意见相左时退群”，陈平原笑言。

此外，陈平原还提出“同代人的文的批评，和隔代人的史的研究”这一观点，同代人因为精神上的过分同构，而导致评价不够贴切，容易产生溢美之词或有失客观。他指出，“王瑶先生曾告诫，做批评的人不要和研究对象走得太近。”

而历史研究则是必须要经过岁月的沉淀，面对此，他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太早进入回忆。我必须冷静地、客观地看待我走过的美好又不无遗憾的八十年代。我经历过、我看到、我反省。”

在座谈会的下半场，黄子平的三位后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联芬，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分别讲述黄子平对他们学术生涯的影响、以及他们对其文学与批评的理解。

吴晓东分享了黄子平对他的文学启蒙。1988年前后，黄子平在北京大学开设了“文学主题学”的课程，研究文学中的自杀、疾病、死亡等主题。2003年非典之后，“疾病文学”的主题学研究蔚为大观，而黄子平的研究超前了十几年。吴晓东坦言，“我后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主题学的研究思路，其实最早受到了子平老师的启蒙，他为我们那一代中文系的学生提供了理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标杆。”

谈到《文本及其不满》这本书，在吴晓东看来，黄子平批评的精髓很可能是解构思维。“解构思维即是把社会、历史不再是客观存在的实体，也看成和文本一样需要破译的对象”，吴晓东说。

同样作为学术后辈的杨联芬指出，“黄子平的文学批评有非常敏锐的思想，对语言有非常的敏感，具有经典文学作品耐读的特性。”她以新书《文本及其不满》为例，对其中的篇章进行具体的点评。

在杨联芬看来，黄子平评点张爱玲的《更衣对照亦惘然》具有古今相通、中外相通的共情；《批评的位置》中对萨义德的引用令人感知到“黄老师在自由洒脱的外表下内心的良知与力度”；而《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则引经据典、娓娓道来，有一种气贯长虹的力量和沉潜在节制幽默后的深厚悲悯，是当代文学史中的难得一见的佳作。

197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当代文学教研室，黄子平作为那一届的本科生入读当代文学系。身为“师妹”的贺桂梅表示，90年代入读北大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无人不知晓黄子平，他已然成为一个传奇人物。

在贺桂梅看来，“钱理群是有学问的思想家；赵园、陈平原是有思想的学者；而黄子平是有思想的批评家”，在这个文学批评式微，热火朝天的评论场不再的背景下黄子平的《文本及其不满》将使当代文学界和当代思想文化界，重新思考“什么是批评”，“什么是有意义的批评”这两个问题。

贺桂梅认为，“黄老师不限于一个解构式的批评家，因为解构式的批评家总是站在对立面上。他的批评囊括了中心与边缘。”而她对黄子平批评家身份的强调也是因为他文学批评写作的思想深度，他不仅能够与创作者平等对话，甚至可以超越创作者本身，把批评当作一种二度创作，表现出了批评家本身强悍的主体性。

座谈会最后，黄子平以福柯“乌托邦与异托邦”的理论为总结。在他看来，阅读自己的作品就像照镜子。在镜子中看到的黄金比例的完美形象其实并不可靠，随时可以被突然发现的白发或未刮干净的胡须打破。而他也直言：“乌托邦带来安慰，异托邦带来烦扰，在阅读自己的东西时，赞美也好、批评也罢，我也是不断地在这两个空间内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