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发酵，各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思潮冲击着多边主义的全球发展理念与秩序，世界各国间的融合与合作也因此变得更加微妙难测。经济全球化是否会继续进行？中国在当前发展的关键时期正在面临怎样的国际环境？

11月29日下午，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王新奎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长远做客“澎湃下午茶”，以国际经济形势为切入点，共同探讨了当前世界价值链的收缩趋势与国际间合作的关键矛盾。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王新奎。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从高速扩张到“停摆”的经济全球化

1990年到2010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高潮，奠定了在世界范围内崛起的基础。然而，此后全球价值链进入了收缩阶段，“过去20年我们习以为常的对外开放国际环境从2010年后就已经改变了。”王新奎说。

王新奎表示，如上图所示，无论是净流出量还是净流入量，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在2007-2008年出现了峰值后就都呈下降趋势，特别是2016年中美出现贸易摩擦之后急剧下降，几乎回到到了1990年代的水平。本文中图表均截取自王新奎现场演讲幻灯片

全球各大贸易区域内贸易比重的上升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经济全球化逐渐出现“停摆”的趋势。通过列举数据，王新奎表示，大概从2010年开始，世界各区域内贸易都出现了明显增长，其中最明显的是欧盟，北美地区也开始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东亚则是在2013年之后出现了上升。

在全球价值链收缩和全球化“停摆”的大背景下，王新奎指出了当前经济全球化具备的三大特征。首先，

全球经济进入了“再平衡”阶段

，世界各国对以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生产与贸易布局不平衡逐渐做出了调整。

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造成了经济贸易不平衡的格局。以1990、2010和2018年三个时间节点的全球货物贸易洲际分布变化为例，大洋洲以初级产品生产为主，没有全球价值链革命的影响，非洲的水平在全球价值链革命阶段略有上升，但到2018年，则下降到甚至低于其在1990年代水平的程度。欧洲整体都在持续下降，只有亚洲表现突出、一路上升，其中中国的上升更加迅速。这种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必然导致“再平衡”的巨大压力，而中国则不可避免地成为这种“再平衡”压力的主要承受着之一。

第二个特征是

全球贸易规则的重构

出现了发达国家间协调的单边主义的倾向。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上述提及的经济基础的变化一定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反应，而经济全球化中的“上层建筑”指的就是全球贸易规则体系。王新奎指出，当前世界主要贸易国家共同参与的WTO体系已经远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存在着准入门槛低导致的谈判议程设置雄心水平过低、一致同意原则导致的规则谈判进程瘫痪，以及缺乏实质约束力导致的纪律松弛等亟需改革的问题。

为了在全球贸易规则重构进程中保持主导权，美国提出并实施了协调单边主义全球贸易规则重构战略。首先，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以301调查为标志的选择性单边措施，确定把解决所谓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行为问题作为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的主要目标。之后，通过美日欧三方贸易部长协调机制，发达国家开始致力于推进针对所谓非市场经济行为相关的内立法，如强化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同时，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双边和诸边贸易协定，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美加墨三国协议（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中也增加了约束所谓非市场经济行为的“毒丸条款”。最后，利用WTO多边平台，通过启动争端解决机制、给予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例外条款以新的含义、强化补贴通报机制、重新定义发展中国家地位等手段，构筑约束所谓非市场经济行为的制度框架。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第三大特征是

数字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数字鸿沟和数字裂痕不断扩大

。王新奎提出，下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来势迅猛，出现了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数字贸易与货物贸易融合的趋势。但与此同时，

数字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数字鸿沟和数字裂痕不断扩大也给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和数字秩序的形成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所面临的挑战甚至比目前的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规则重构还要大

。

王新奎以WTO电子商务谈判的过程为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希望按数字贸易全球单一市场原则就数字交付交易进行谈判，并要求规则具有强制性，所有参与者必须承担相同义务。而中国则认为目前就此谈判时机不够成熟，坚持将谈判范围定为数字订购贸易，即以商品流动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并且坚持协商原则，并主张对发展中国家要有差别待遇。王新奎认为，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中的发达国家与中国立场分歧恰恰体现了全球价值链革命以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以往WTO全球多边贸易规则体系所涉及的谈判议题，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等，主要涉及都是发生在边境上 的技术性贸易限制措施，因此大部分国家间比较容易就取消或削减这些贸易限制措施形成共识，达成协议。但目前，全球价值链的高度展要求各国就调整边境内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措施进行协调，这就涉及到一个国家主权的核心部分，由此，不同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就在全球贸易规则的重构过程中凸显了出来。

罗长远对于王新奎的发言表示赞同，他认为当前的世界逐渐进入了“非暴力不合作”时期。热战减少了，但国家间的合作也变得越来越难，中美、日韩、英国与欧洲大陆、法德之间的矛盾都愈发凸显。

王新奎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长远（右一）在现场互动探讨。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当前全球环境给中国未来对外开放发展造成的关键难题之一在于不确定性。

罗长远指出，当一个城市没有预料到外部经济环境将会发生的变化，就会难以及时应对突发状况。以吉林省长春市为例，今年前三季度该市经济增长为0，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贸易摩擦带给我们的关税账好算，但是这种中国未来对外开放发展造成的关键难题的不确定性对一个城市、一个企业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关税加征带来的影响。”

王新奎在回应罗长远时表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危机的举措之一就是关注国家内部的经济制度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谈到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然而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生产要素市场化的阶段遇到了困境，“以公有制为基础不能变，这是我们的制度优越性，但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怎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下一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要破题。”

王新奎认为，中国要想办法将制度的优越性转化为治理的效率和能力。过去中国在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成功经验，均是在全球价值链高速扩张的形势下获取的，不可能再进行简单的复制和拷贝。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出现全球价值链收缩新特征的挑战，中国如何在对外开放的制度创新方面有所突破已成为当务之急。这也是当前中国，特别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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