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屈丽丽 北京报道

“中美贸易战带来的最大挑战就是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面对不确定性，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国内自己能掌控的事情做好，比如给企业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12月5日，在由中经智库、《中国经营报》、中经未来联合主办的“不确定时代下中国企业新机遇”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毛日昇表示。

在毛日昇看来：“改善市场环境的关键在于激发企业活力，进一步理顺信用环境和商业环境，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内容。”

不确定性下的连锁反应：并不被看好的贸易转移与产业转移

尽管不确定性是企业的利润之源，但中美贸易战加剧的不确定性却无疑在现实中扭曲了市场，导致了一些企业的被迫淘汰，这也让企业界对“不确定性”认知的需求日益增加。那么，如何认识当前国际环境到底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哪些不确定性呢？

毛日昇告诉记者：“在应对不确定性方面，一是企业的出口转移导致了连锁反应，形成了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二是产业转移也面临很大的挑战。”

毛日昇通过对沿海企业的调研发现，当中国和美国冲突不断加剧的时候，大量的企业把对美的出口转向对日本和欧洲（并不像预期所说的向“一带一路”转移），这反而在日本和欧洲的市场上又形成了非常激烈的竞争，最终导致面向欧洲和日本市场的出口也非常困难，这是不确定性导致的一种连锁反应。

同时，对出口企业来说，缺少品牌是一个重大缺陷。“我们的制造业水平已经非常高了，产品质量也很好，也想做品牌，但是我们去调研，企业做品牌的成功概率非常低，原因是当你与贴牌企业形成竞争时，对方会不择手段把你的品牌打压下去，所以企业不敢做品牌，这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毛日昇表示。

出口转移（贸易转移）导致了更激烈的竞争，但产业转移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小视。 在毛日昇看来，中国制造业产业转移的背景方面，环保压力和社保压力大于贸易战压力。

“即使没有中美贸易战，基于制造业的选择淘汰与重新配置，转移也会慢慢发生，但是中美贸易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转移的进程。这对企业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因为当地的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等各方面都跟不上，加上重建产业链的过程投入巨大，转移过去的企业本身也非常痛苦。所以，一般不太愿意转移。”

贸易战对国内整个产业生态都有影响

“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贸易战影响的不仅仅是出口企业，贸易持续的时间越长，它对国内的整个产业生态就越会造成深远的影响。”毛日昇告诉记者。

按照毛日昇的调研和测算，目前中国对美的出口企业面临25%的关税，如果把中间品的关税压力全部算下来，中国企业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实际关税成本大概要达到29%，多出4个百分点。

“这时候，中国的出口企业与美国的进口商企业会有一个谈判，而决定谈判走向的是企业的定价权，也就是议价能力。企业议价能力高，有可能把关税压力全部转移出去，议价能力弱，可能就要承担大部分的关税，当然比较普遍的是各自承担一部分，比如中国企业承担15%，外国进口商承担14%。”毛日昇表示。

不过，处于出口端的中国企业仍然会把这种关税压力向产业链上传导，比如将7%～8%甚至更多的压力转移到上游供应商，最终自己承担5%、6%，这是一个很普遍性的状态。当然，出口企业的上游供应商有可能将成本压力沿着产业链进一步向更上游转移。

所以，毛日昇认为：“贸易战一旦持续日久，受影响的就不仅仅是出口端的企业，整个产业链、整个产业生态都会因为关税的增加导致成本压力的上涨。”

他表示：“而且，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影响到了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其本身也会导致全球的不景气，不确定性增强，其他市场的日子也不好过，所以，中美贸易战要尽快结束，如果不可能一次达成全面的贸易协定，分阶段达成一些协议也还是最优的。”

国内市场有机会 但面临信用环境的挑战

对中国企业来说，面对全球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加，最终的出路是要依靠本国市场。但为什么大量国内企业不在国内销售，而是要以很低的价格卖到国外呢？

毛日昇和同事们测算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大概是美国、日本、德国的一半不到，大概相当于日本的40%左右，但是中国出口的产品质量并不低，价格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要素成本低，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低。

但是，随着环保成本等各方面的压力上来，这种优势可能在慢慢地削减，而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企业还是要往外部市场销售，不愿意在国内市场销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国内市场的信用环境还是比国际贸易要差很多。

对于背后的原因，毛日昇告诉记者：“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内的信用环境。我们调研的一些企业，国内市场需求旺盛，根本不愁销售，一年接单金额可以达到几亿元，但是不愿意做，就是因为接了单收不回来钱，全是应收账款。”

“所以，从市场环境角度来讲，未来激活企业活力是很重要的关键问题。尤其在有外部市场压力情况下，如何把信用环境、商业环境理顺，可能是接下来供给侧改革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毛日昇表示。

定价权弱势降低政策预期：缓解出口压力有限

除了信用环境的问题外，中国企业在面对世界局势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时，由于受限于自身在产业链上的定价权弱势，有时也很难从国内的政策调整中获得利好的空间。

毛日昇通过一年多的调研就发现：“中国的一些企业由于定价权弱势，并不能享受到国内税收下调和汇率下调所带来的优惠，相反，这种政策优惠所带来的利润空间无形中被转移给了外国企业。”

的确，自去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国内货币开始贬值（有可能是市场预期贬值），同时国家推动了增值税改革的力度，增值税下调。

但毛日昇发现：“上述政策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因为中国的企业出口的时候，定价权本身是比较弱的，这边一调，比如增值税从16%下降到13%，美国的进口商或者其他的进口商当天就获得了消息，第二天就会打电话要求价格调整，所以企业没有定价权，最终税收下调和汇率下调的大量利润空间还是转移给了进口商。”

对于没有定价权的贴牌生产企业来说，他们获得的利润空间是固定的，同时国外的这些进货商对我们国内的政策掌握得非常清楚，也非常及时。由此单纯地通过降税收、调汇率，本身对缓解出口企业的压力非常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一些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拥有了较强的定价权，可以享受到政策预期的利好，但劳动密集型企业、贴牌企业仍然不得不忍受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各种痛苦，包括利润空间的转移。

公开数据显示，2004年前，加工贸易企业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达到55%，到2015～2016年，加工贸易企业在出口贸易中的比重达到了26%，现在基本上是20%左右的水平。

由此，从企业自身来说，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仍然是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

高质量发展下的企业转型方向

寻找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下的转型方向，必须首先认识到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毛日昇认为：“当前中国企业的普遍问题是产品的同质性太强，当你做出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很容易被人模仿，再加上一些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的原因，所以很难保持长久的利润空间。同时，完全基于商业模式的创新很难建立竞争壁垒，导致市场竞争很激烈。”

由此，毛日昇建议：“第一，企业在做产品时可以把硬件和软件结合起来，不是单纯做一种产品，而是把产品做成一个产业链条，因为单纯做一种产品，往往体现不出你的优势，而市场竞争可能很多时候在于产品的集成能力。所以，对整个链条的把握，是企业转型的一个方向。第二，在产品细节方面下功夫，比如苹果和小米的产品，大多数的应用带给用户的体验差别并不大，但最本质的差别往往是在特别细小的细节上，这是区分高质量产品和一般产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要把细节做好。第三，从宏观层面说，国家更多的是需要对企业改善营商环境，企业的根本还是要特别强调工匠精神，上面我们提到要把产品做得特别细，因为做细了以后，成本自然会上去。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个平衡，既要取得质量，又要控制成本。”

（编辑：孟庆伟 校对：颜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