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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志荣:为河东文化立言,用30年写薛瑄

宁志荣:为河东文化立言,用30年写薛瑄
2020年01月16日 07:12 山西晚报
原标题:宁志荣:为河东文化立言,用30年写薛瑄

  如果您热爱晋版图书并留意观察,承载着我省厚重河东文化的书籍,比如运城盐文化研究专家柴继光先生的书、运城文史大家王雪樵先生的书、文化专家孙玄常、李安纲先生的书、学者赵瞻国的《景克宁传》、作家冯建国先生的书……这些书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责编:宁志荣。

  如果您关注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那么这个我省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去年岁末揭晓时,凭借《薛瑄传》获“赵树理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人也叫宁志荣。

  是的,他们是同一个人。

  宁志荣,1963年3月生于山西省万荣县里望村,1983年离开故乡求学。山西省作协委员。曾任出版社编辑,现在企业供职。他喜爱和研究国学,多年从事诗歌、散文等写作。著有诗集《北方的记忆》,成功学三部曲《撬开你的心锁》《心想事成》《正力量》,译注有《庄子详解》《世说新语译注》《墨子译注》,主编大型图书《太上感应篇》等。

  虽然已在太原工作生活三十多年,但宁志荣的作品仍书写着家乡风物,表达着家国情怀,《薛瑄传》亦是如此,因为他的家乡万荣县里望乡正是明代理学大儒薛瑄的故乡。

  宁志荣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就是《略论薛瑄的理气观》。工作后,他还曾经编辑过一套长达120万字的《薛瑄全集》,在精细研读、认真编辑的过程中,他早已从理论上悟到了薛学的伟大。幼年的生活又让他对薛瑄在故乡的故事耳濡目染。他在时间、空间、理论学养上,用了三十多年时间的准备,促成了他提笔写成《薛瑄传》。这本著作,有他的感情,有他的才情,更有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痴情。他想用自己的笔触,了却愿望,也将曾经辉耀史册的薛学精髓与读者共享。

为薛瑄立传是我的愿望

  山西晚报:知道自己得了“赵树理文学奖”时,是什么心情?

  宁志荣:2019年正好是薛瑄诞辰630周年,获奖时十分开心,它不仅仅是对我从事多年文学创作的肯定,更是对于薛瑄最好的纪念宣传。感谢山西作家协会、北岳文艺出版社和薛瑄家乡万荣县对本书的支持。薛瑄存世的著作有《薛文清公文集》《读书录》《读书续录》《从政名言》《理学粹言》,其中仅诗歌1570首,散文260余篇。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薛瑄的思想和事迹也渐渐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薛瑄传》能够得到“赵树理文学奖”的青睐,并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薛瑄故乡的荣誉,彰显了薛瑄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山西晚报:简单介绍一下获奖作品《薛瑄传》吧。

  宁志荣:《薛瑄传》是我在研究《薛瑄全集》(120万字)、查阅许多史料、多次采访薛瑄后人的基础上,以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为背景,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记述了薛瑄创立河东学派,终于成为一代大儒的心路历程;描述了他在湖南、山东、北京、四川、云南、南京等地为官时勤政为民、呕心沥血的动人事迹;刻画了他担任监察御史、大理寺卿时,敢于与大太监王振、吏部侍郎王文等官员作斗争,公正执法、追求正义的伟岸形象;记载了薛瑄一生的宦海生涯、修身律己、大公无私、光明俊伟的人生经历,并且对薛瑄的理学思想、从政思想、教育思想进行了理论阐述。这本书被列入山西作家协会“三晋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2017年5月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关于薛瑄生平历史的首部长篇传记。

  山西晚报:为什么要写薛瑄?就因为是同乡吗?

  宁志荣:是因为薛瑄诞生六百多年来,没有一部全面描写他一生事迹的传记。写这本书,并不仅仅因为和薛瑄是同乡,与我同乡的历史名人还有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张仪、唐代的诗人、书画家薛稷、隋末大儒王通、初唐四杰王勃等人,但我也只写了薛瑄。因为我在大学时期,在中国哲学史专家、教授魏宗禹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薛瑄理学思想的论文,我对薛瑄更熟悉一些。当然,作为薛瑄故里的后学,我对河东文化,包括薛瑄的思想文化、生平事迹、文物遗存,从小耳濡目染,更能走近薛瑄思想的深处,有着先天的优势和条件,况且弘扬河东文化,宣传故乡先贤,对于我来说责无旁贷。

  另外,薛瑄在明代与王阳明齐名,有“北薛南王”之称。薛瑄是明代第一个从祀孔庙的人,当时人选有四人:薛瑄、王阳明、胡居仁、陈献章,其他三人落选,只有薛瑄从祀。可是,研究王阳明的书铺天盖地,妇孺皆知,薛瑄却湮没无闻,令人扼腕。作为薛瑄家乡的后学,为薛瑄立传,是我的愿望,也是分内事。我意识到这是生命中要完成的一件事,只有尽力做好才能心安。

  山西晚报:那您在完成这件生命之事的过程中,是个怎样的状态?

  宁志荣:其实,写作《薛瑄传》时是忐忑不安的,因为薛瑄不仅是一个廉吏,而且是一个理学大师,要把他的一生事迹和思想用传记的形式写出来是不容易的。写完这本书,必须面对两个考量,一是薛瑄思想研究专家的审视,二是薛瑄后人的考量。该书经过原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兼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杨占平老师和山大历史系教授的审读,他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万荣县志办主任薛勇勤先生对这本书进行了严格把关,经过修改得以出版。我是万荣人,是薛瑄故里人,写不好无颜见家乡父老。书出来后,我第一时间送给薛瑄的十九世孙、作家薛吉生老师和运城报社副总编薛建华老师,他们非常满意,薛吉生还赋诗相赠。我更看重薛瑄后人对我的肯定,让我聊以自慰,总算了却了心愿,安心了。

  薛瑄在我的心中生活着

  山西晚报:这部作品有40多万字,其中有翔实的史料考察,前期准备了多长时间?准备的过程辛苦吗?

  宁志荣:如果说到准备资料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三十年前大学期间,我的毕业论文就是以薛瑄为专题研究的。那时,我到薛瑄故里找薛瑄的后人,听他们讲薛瑄故事;寻找油印本的薛瑄文章。准备写书时,需要准备的资料也比较多,前期准备了有两三个月,购买了《明史》《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明儒学案》《宋明理学史》《中国哲学史》等数十种图书;此外,也曾多次去薛瑄故里采访薛瑄的后人,寻访薛瑄家庙、故居、碑刻等等。还有些资料并非一下准备好的,而是写作过程中需要时再购买和查阅的。尽管有许多专家对薛瑄进行了研究,但是有关他生平的资料并不多,薛瑄的年谱只有一万多字,其他的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几个故事片段,所以要完整反映薛瑄的一生,其实挺难的。

  我写作时通过查阅大量史料,尽力梳理了薛瑄的一生和他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翔实地反映了薛瑄的人生经历和宦海生涯。书中对于薛瑄的学术思想和河东学派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而且书中的附录对于人们研究薛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山西晚报:写《薛瑄传》用了多长时间?写作过程中有难忘的经历吗?

  宁志荣:写作始于2014年4月,2016年6月完稿,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

  我以前没有写过长篇传记,对于体例、叙述、框架不好把握,王振川先生的《于成龙传》对我很有启发。写作时,周六周日基本上不休息。制定好写作计划后,每周写几章,必须按时完成,有时写到深夜一点多。写作中,有艰难,有愉悦;有时搜索枯肠,有时行云流水。其中的艰辛和幸福,非亲历者难以体会。写到后来,心无杂念,内心清明,好像被薛瑄感染了。今天想薛瑄某地当官了,明天想他如何应对考验,薛瑄在我的心中生活着。我感觉,写薛瑄的过程,也是思想境界提高的过程,不啻是内心的游历和修炼。

  山西晚报:想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什么?或者期待读者有什么样的收获?

  宁志荣:想让人们认识一个真正的薛瑄、一个古代的廉吏、一个古代的思想家。希望读者通过这本书对于中国明代的社会经济和思想发展有所了解,对于宋明理学有个正确的认识。

  薛瑄的执政理念、廉政思想、教育思想对于今天都有现实意义。薛瑄作为一个学者型的官员,他的公正执法、不畏权势,一心为民、不计得失、廉洁奉公、两袖清风的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希望读者能通过本书对于古代的圣贤有个新的认识,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圣贤书原来具有药石之效

  山西晚报:要写好薛瑄的传记,不是打通史料和有好的文笔就可以完成的,您得靠近他的思想,理解他的学术精髓才行,您是怎么做到的?

  宁志荣:一是查阅《明史》《名通鉴》《明英宗实录》等书,了解明代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以及薛瑄所处的时代的各种大事件;二是从薛瑄的家谱、族谱、后人对于薛瑄的评价中了解薛瑄;三是站在中国思想史的角度,了解薛瑄的理学思想;四是从薛瑄的诗文中了解他的行踪和思想,等等,从而认识薛瑄、认识他的思想。至于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只能不断接近,很难谈得上把握他的学术精髓。

  山西晚报:宋明理学哲思深意、深奥艰涩,但您在作品中对理学脉络有着言简意赅的梳理,您是怎样进入到这样一个思辨世界当中的?

  宁志荣:读薛瑄的书,不仅让人受到灵魂的洗礼,甚至可以强身健体。我有时候头疼,看看薛瑄的书,神清气爽,精神百倍。我才明白,圣贤书原来具有药石之效。

  宋明理学并不深奥艰涩,研究的是和人生密切相关的问题。我在大学时期,主修中国哲学史,魏宗禹先生对我谆谆教导,我对宋明理学痴迷。出于写作本书的需要,又重新阅读了许多书,比如《薛瑄全集》《明儒学案》《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大纲》《宋明理学概述》《宋明理学史》等书,从这些书中汲取了营养和智慧。宋明理学其实并不艰深,只要能够升堂入室,就可以窥见其中的丰富多彩的世界。有人对于宋明理学存在一个误区,把它与封建礼教等同,这是没有真正理解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一种哲学思想,和封建礼教不是一回事。

  山西晚报:薛瑄在故里应该留有许多传说、故事,还有遗迹吗?您给列举一二。

  宁志荣:薛瑄故里在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是运城市廉政教育基地和文明村,有明代的薛夫子家庙、薛瑄祖茔、薛瑄故居、真儒里牌楼、明代薛瑄著作木刻版、明代古井、千年古槐、皇帝圣旨等,薛夫子家庙及陵园于2013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薛瑄不仅仅是一代廉吏、理学大师,他还是古代的圣贤,道德修养无可挑剔,因此,他的传说和故事,甚至披上了神秘的色彩。故乡有关他的传说很多,举个例子:薛瑄虽为高官,但是十分谦和,回到家乡连轿子都不坐。离薛瑄故里平原村七里许有个村庄叫和井村,村庄附近有个地名叫“下轿地”。明英宗天顺年间,薛瑄由大理寺卿提拔为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后,回到了故里。一路上风尘仆仆,舟车劳顿,说不尽的辛苦。来到了和井村,眼看着就到家了,薛瑄却命随行的轿子停下,他下了轿子,徒步回家。随从们很是不解,说离家尚远,为何弃掉轿子要步行回家呢?薛瑄道:“树大终须荫故土,官高岂能压乡邻!一肩皓月明初志,两袖清风报圣恩。这样回家不更好吗?”

  山西晚报:您给讲讲薛瑄、于成龙、陈廷敬之间的关系?

  宁志荣:薛瑄作为明代杰出的思想家、一代廉吏,在历史上被称为“明代一人”,享有“五个第一的美誉”:明代儒家第一人、明代从祀孔庙第一人、明代第一廉吏、明代第一学派(河东学派)、明代第一教育家。薛瑄是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和三代帝王师陈廷敬的崇拜偶像,于成龙继承了薛瑄的廉政思想,陈廷敬继承了薛瑄的理学思想。于成龙把薛瑄的书带在身边,把他的名言编入《先儒治心录》,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陈廷敬从六七岁时就读薛瑄的书,对他一生具有重要的影响。

  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薛瑄

  山西晚报:您当时在写完《薛瑄传》这部大作品后,有什么感想?

  宁志荣:为薛瑄立传,是我的愿望,也是分内事。写完最后一个字,内心一片澄明,终于释然了。写作多年,终于写出了一部比较满意的作品,对于宣传薛瑄思想和文化尽了微薄之力,对于解读明代理学思想做了一点努力。

  山西晚报:您在诗歌和散文创作方面收获颇丰,为何还要写报告文学?

  宁志荣:其实,文学即人学,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并不矛盾。《毛诗序》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抒情言志,表达人生的理想和情怀。曹植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古代的散文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表达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我的诗歌中表达人生情怀和哲思的居多,散文中表现对人生思考的居多。

  作为从乡村通过考大学进入城市的人来说,曾经有过远大的理想,现在只能事于笔砚之间。薛瑄的人生理想、理学思想、人格魅力、胸怀天下的气概,让我敬仰和心仪,我在写薛瑄的同时,也在抒发对人生的认识和理想。况且,为薛瑄作传,是我多年的愿望,是此生必须做而且要做好的一件事。写诗歌和散文多年后,正赶上省作协的“三晋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启动,有这么一个机会,冥冥之中让我完成《薛瑄传》的创作。

  山西晚报:这些作品的创作源泉都来源于你的生活吗?感觉家乡的生活对您的影响颇深。

  宁志荣:文学创作来源于学习和生活的启迪,每个作家的写作和他的故乡都有密不可分的因素。我的父亲是学校老师,新中国成立初就在河津县教学,从事教育三十年。他从小对我要求严格,教我读书。自小在家乡生活,一花一草,耳濡目染,熏陶着我,感染着我,对我的创作和人生观具有很大的影响。离我的家乡万荣县里望村,三里是薛瑄的故里,十里是“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故里,十五里是唐代名将薛仁贵的故里,三十里是清末探花王文在的故里,四十里是后土祠,传说是轩辕皇帝扫地为坛祭祀天地的地方。

  山西晚报:有创作其它题材的想法吗?给自己定义过创作风格吗?

  宁志荣:我的写作有几个方面:一是诗歌、散文,二是成功学的写作,三是喜欢研读儒释道思想,热衷于传统文化,曾著有《墨子译注》《庄子详解》,主编《白话太上感应篇》等书。过于贪多,什么都想写,多年难以突破。

  山西晚报:近期在写什么作品?

  宁志荣:我的文学之路起步于诗歌和散文,其间痴迷于成功学、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志在弘扬传统文化。已经完成的作品还有《读庄记》《光芒集》等五种。近期一方面写散文和诗歌,尝试写小说,另一方面正在写作《薛瑄的廉政思想》《薛瑄思想通论》和薛瑄的电视剧《大明铁汉公》,让家乡的薛瑄真正走进人们的视野。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薛瑄、走近薛瑄、认识薛瑄,期待更多关于薛瑄的图书问世,也寄希望于与薛瑄的家乡一起努力研究薛瑄,宣传薛瑄,弘扬薛瑄。研究薛瑄是我分内事,资料共享,如有人需要薛瑄的资料,我免费提供电子版。只要能推动薛瑄文化的研究,吾愿足矣。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文学奖薛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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