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老自己也是弄过潮的。他的威严和他的忧伤一样大有来头。即使他在“文革”之后完全投身翻译和编书，他也不是一般所说的“与世无争”者。

《骑兵军》《敖德萨故事》（[苏]伊萨克·巴别尔著）《蒲宁文集》 (5卷本，译4卷)《狗心》 ([苏]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文著)

《金玫瑰》 ([苏]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著)《哈扎尔辞典》 ([塞尔维亚]米洛拉德·帕维奇著）《贵族之家 罗亭》 ([俄]屠格涅夫著)《克莱采奏鸣曲》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我一回想起我的青年时代，就感到惊讶，我那时怎么会那么忧伤，那么多愁善感……最美妙的青年时代竟涂上了黑漆……我在童年时从来没有这样郁郁不乐过……可是刚一步入青年时代，一种无与伦比的莫名的愁思就如阴云一般笼罩着我……我想生活会给予我欢乐的……然而我并没有在其中找到丝毫慰藉，一切到了我的手里就黯然失色……”

信手抓来忧伤，让它平地膨胀，这真是俄国作家的本领。这段话出自米哈伊尔·左琴科的《日出之前》，一本又像小说、又像散文、又像回忆录的难以归类的书。虽然他是追忆个人的事情，但你读左琴科，顿时也和自己的青春拉近了距离，以忧伤的名义。这是俄语文学里的一大景观，另一位俄国作家蒲宁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里，上来也是这么一番表达：

“我怀着悲伤的感情回忆自己的幼年。幼年每一时刻都是悲伤的，因为这个静静的世界贫瘠穷乏，而在这个世界中，却有一颗在生活上还没有完全觉醒的、对一切事物还感陌生的、胆怯的和柔弱的心灵在幻想着生活。”

你或许一时不明缘由，却已被一种巨大的情感、一种厚实的氛围包裹住了。

左琴科和蒲宁，他们的译者都是戴骢，俄语翻译界一位很有声誉的老先生，生于苏州，定居上海。十四五年前的一天，一位年长朋友要找他谈事，顺便把我也邀去了。我那时已经看过一些《日出之前》，和几篇蒲宁的小说，在见到戴老先生时，我一眼就认出了那种忧伤。

他是不怎么笑的，说话慢、少，然而极有威严。他的眼里流动着警惕的神采，像是一个随时需要决定说什么和不说什么的人。我说我读了一点左琴科，他就说，左琴科很可怜，因为《日出之前》在1943年被断定是极为私人的写作，违反了人民利益，甚至破坏了当时为战争服务的大局，苏联文坛兴起了一股强力来斗他。

我记得清楚，戴老就左琴科所说的只限于当时的“现象”：他被整得很惨，是极左年代的一个牺牲品。我本来是期待他的“评说”的，因为我觉得，他在1980年代“文化热”的浪潮中译左琴科，应该是凭着一种公义之心，想要让大众热爱文学，而憎恶那些压迫文学的力量。但他并没有。

我是有些失望，而这点失望也是那个下午唯一的收获。但当我渐渐走出少年人的意气，我开始明白戴老之所以如此了。

通俗点讲，他是一个“过来人”，他知道在左琴科所处的那个极端的政治环境里，总要有作家被树起来当靶子，不斗他，也要斗其他人。写作本来就该是私人的，出自个人视角，传世杰作很少有站在“人民利益”的高度写出来的，但这一点赋予不了作家以不受伤害的特权。戴老是明白左琴科命运的必然性的：他只不过是一个个案，再度证实了个体难以与命运相争这一定律。以为译者会随时为作家出头，是我天真了。

我后来略知了一些戴老的事情，我把他的威严和谨慎，把他对言语表达的主动约束，都溯源到他1950年代当兵的经历上；然后，我又把他在50多岁后逐渐完全浸入到翻译和编书之中的事实，看作一种对过去的覆盖。他曾是极为早慧的、有大才华的人，20岁便发表作品，可后半生（据我所知）却渐渐不写东西，只潜心翻译了；读过他的译本的人无不赞“华丽”“优美”，而我却越来越倾向一个更准确的提法：老辣。我猜测，无论一个作家写了什么奇崛的场面、事物或心情，他遇到的时候都不会多么惊讶的，他的译文的收放自如不只是靠长久的操练，更是靠了见识和消化各种生命的风浪；他把作品转译得如此完美，却对作家的命运（当然一般都是厄运，如巴别尔、布尔加科夫、左琴科，包括蒲宁也是）持有一种较世故的立场，他译他们，却不替他们埋怨时局，更不为他们报仇雪恨。

伊萨克·巴别尔在1926年前后发表的《骑兵军》，一组来自苏波战争前线见闻的短小的战地故事，成了戴老一个人的阵地。巴别尔就有着那种“不惊讶”的能力，他能凝视一样东西恶心地烂掉，凝视一个人被杀死，能在一个人垂死的时刻欣赏他制服上发亮的扣子，他秉着独有的天赋描写出死、杀戮和挣扎的美。戴老的译本像是以另一种语言复写了一遍巴别尔的原作，战场的烟尘将自然景观变得超现实了，人间的地狱遍布斑斓的颜色。然而，对于《骑兵军》的“社会意义”，比如展示了战争的残酷、人性的扭曲，等等，戴老是没兴致的；巴别尔遭迫害一事，也不属于正邪之间永恒交战的一部分。

他在译后记里这样写：

“巴别尔是个有春潮般旺盛活力的人，然而他又生性爱静，竭力回避过于纠缠他的崇拜者，‘闭户不出，过着鼹鼠般的生活’（爱伦堡语），然而这个‘离群索居’的人还是陷入了三十年代后期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肃反扩大化的噩梦。这颗明星就此陨落。但是他的作品却有巨大的生命力。”

这又是一个个体争不过命运的案例。我特别喜欢“春潮般旺盛活力”和“生性爱静”这些描述，它们真的很节制、很老辣，道出了巴别尔遭遇的戏剧性，他既生逢其时又生不逢时，既幸运又不幸。他在达到火炽的巅峰后遇上了冰冷的死，随后又被他的作品逾越——《骑兵军》登上了一份份“伟大作品”的书单，但戴骢先生甚至没说这是巴别尔的“再生”。

我想他译巴别尔必是出于主动的选择；巴别尔似乎一方面承负了他个人的创作梦想，另一方面，巴别尔的悲剧下场又为他放弃这一梦想提供了某种依据。热爱文学的人，常常觉得文学的不朽就是对作家最好的安慰，可是戴骢从不这么认为，在他眼里，文学的生命力是独立于作家之外的另一件事情，受偶然因素左右，正如作家遇上怎样的环境，也全属偶然。

他给《日出之前》写的后记，标题就叫“文学创作的生命力”，其中，他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左琴科极为坎坷的一生，说到他两次（分别在1943年和1954年）被群攻时如何为自己辩解、求援，如何惊慌、愤怒和落魄。末了，他这样写道：

“左琴科曾说‘在我心中不存在对任何人的憎恨，这就是我的正确的意识形态’。这个善良、厚道，甚至有点木讷的人万万没料到他一生中会遭到这样的憎恨，于是他身心俱毁，再也写不出一个字了。”

似乎听到了一声叹息。但该不该同情左琴科？该不该为他感到义愤？戴老把决定权完全交给了读者。命运本身是谈不上是与非、该与不该的，作品本身的价值不会因为作者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提升。之后，戴老继续写《日出之前》的梗概，再往后则写此书“在俄罗斯语系诸国，在美国，在欧洲，还有不少的人在研究它，还有更多的人在阅读它。”

这篇文章的结尾很是有意思。戴老说，1990年初他曾访问苏联，向莫斯科作协外事处提出可否有机会去左琴科坟前一吊，却被拒绝，理由是天冷路远，而且下雪后的村道泥泞难行。于是没去成，“所以我只能用这个译本寄托我的哀思”。拒绝他的那位苏联人很有礼貌，但也很坚定无情。我不由地想，他若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一路顺利地去了墓地，恐怕这文章就不会以苏联之行来结尾了。

我记得，在说到蒲宁，这位他用情最专的作家（独自译出了蒲宁的众多主要作品，包括唯一的长篇、各个有名的中短篇，以及散文、诗歌、书信）时，戴老也是满心的怜悯。他说到了蒲宁在移民法国后的清贫，即便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个人状态也没什么提升，因为毕竟是客居，跟他在旧俄的故乡完全不一样了。《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是我后来才读完的，读的时候会想起戴老的一些话，他似乎对蒲宁的忧伤十分有体会，除了穷，更多的是“往事如烟”的心境带来的这种忧伤。

见人如我，见我如人。人这种生物的特质之一，就是同类之间能互相为镜，于是互通心地。完整地看到了他人的命运并接受了它的样子，自己也会悲从中来。然而这样做的人也一定是世故的，他将很难再真性情地流露喜怒。戴骢的老辣会胁迫你紧跟他的世故。1987年他译的《金玫瑰》出版，在译后记里，戴骢按其习惯介绍了作者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生平和他获得的诸多评价，全文末尾，戴骢注道：

“《金玫瑰》在《钻石般的语言》与《辞书》两章中，各有一段文字，共约百余字，专谈俄语语音学，实在难以译出，即便硬译出来，对我国读者似亦无参考价值，我便从略了。”

简单的一句附注，却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强硬。很多老译家加类似的附注，会写“书中某些涉及XXXX的文字，我国读者不易理解，故略去不译”，或“与我国读者无关，我们省略不译”云云，这种话往往会引起腹诽：“你怎么知道与我无关？你就那么肯定我不能理解吗？”但在戴骢笔下，一句“我便从略了”，连上前面的解释，说得那么不容反驳：你必须相信我是权威，信我就是了。在这篇后记结尾还有“谫陋如我，定有译得不确切乃至错误的地方，望读者指正”。这种译者常见的谦词套语，在戴骢写来，就跟格式合同里的一个条款一样。

知名老译家大多都谦虚成性，他们译笔精湛、准确，不少也能写出很好的译序或后记，但大多也都姿态极低。你会觉得他们是局促的，他们生恐不能传达出作家的优秀，让读者不得其门，或是有所误解。但戴骢却不然。他惯用客观的笔触勾勒作家和作品的背景，穿插历代留下的各种评语，这些评语给人的感觉并不是“作家伟大”或“文学不朽”，毋宁说，是“文学的生命在延续”这一客观事实。当2003年为重版《金蔷薇》补写后记时，“望读者指正”的话便去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戴骢对《金蔷薇》一书曾影响广大中国人的现象（该书曾在1950年代由李时译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时是“内部读物”）所做的一番解释：

“其时中国文坛的境况与苏联颇为相似。文学作品的功能已超越文学，而进入政治领域，且被无限扩大，成了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成了若不能兴邦必将导致亡国的令人股栗的大事……文学创作所应遵循的已不再是文学创作的准则，而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所以《金蔷薇》中译本的面世，对于尚未忘却文学，对文学仍有爱心的人来说，不啻满天乌云中的一线阳光，自然趋之若鹜。”

“自然趋之若鹜”，他说得是如此淡定，仿佛在说，一本书曾在异国走红，这种命运也如一个作家有巅峰有落魄一样，同样不值得我们一惊一乍。至于过去那几十年里文学的厄运，也应该放在历史长时段的视野下，作平静的叙说。

曾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趋之若鹜过，但每一次都退散了，其后便是东鳞西爪的追忆，到处点一点，就能听到讪讪的语音。戴老自己也是弄过潮的。他的威严和他的忧伤一样大有来头。即使他在“文革”之后完全投身翻译和编书，他也不是一般所说的“与世无争”者。他那圆润老辣的译文中有自己的权力感；他不会因为原文的情真意切、动人心魄，而失去对中文语言的控制。

《日出之前》本是他在1980年代后半期就译好的，但因故未能出版，他拿回了译稿，但为那份译稿写的一篇长文却丢失了。文章有一万多字，当时的戴老是动了性情的，因为文章标题叫《不废江河万古流》，意味着他站在左琴科的一边，谴责了残害他的体制力量。然而十年之后的1997年，《日出之前》终于出版时，戴老重写后记，这股义愤感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番感叹：

“时过境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分崩离析，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各道拜拜，自闯天下去了。汹涌澎湃的伏尔加母亲河仍像七八十年前那样流经俄罗斯的土地，可是原来的共和国已改称‘俄罗斯联邦’，国旗已复旧为沙皇俄国的三色旗；美丽恬静的涅瓦河仍像七八十年前那样缓缓流淌，可是‘列宁格勒’这个城市名已彻底复旧，连彼得格勒都不叫，而采用最早的名称：圣彼得堡。吾等夫复何言？”

如果他真有义愤，又为何对“列宁格勒”抱有如此深的情结？难道不该为那曾伤害过作家的力量的溃散而欣慰吗？事实是，“时过境迁”所代表的命运轮回的感怀，让针对一时一地的不公正的愤怒变得无甚必要了。趁着他少有的抒发胸臆的机会，我看到了他和他那代俄语文学工作者共有的苏维埃情愫。

我始终觉得戴骢先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外人看他低调、无争，连个访谈都没有，可他在他自己的每一段时光里都得到了所期求的东西。他被他的世故保护着，更被他的专注保佑着：专注的力量，就在于让一个人不受他专注对象之外的东西所扰乱，哪怕外界已是反复颠倒的乾坤。他主编的蒲宁文集，从最早的蜡黄纸张的铅印版本，到后来的平装、精装，都显得低调，不声不响，可是自有人发现它们，那是一个宁静的忧伤之所，却宽敞无边，足以暂避。

谨以此文纪念刚去世的戴骢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