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史｜席永君：四川历史上的瘟疫（下）|霍乱|传染病|新冠肺炎

原标题：战疫史｜席永君：四川历史上的瘟疫（下）

文、图/席永君

民国时期的瘟疫

民国时期的四川，战祸匪患连绵，自然灾害尤为频繁，加上特有的自然因素和复杂的社会因素，导致多种传染病爆发并泛滥成灾，给四川人民的生活、生产造成了极大破坏，给民众的心理留下了难以抚慰的伤痛和恐慌。

民国八年（1919年）8-9月，剑阁霍乱流行，城关、武连、开封、汉阳等地患者达1.7万余人，占发病地区总人数的19.3%，死亡13800人。

据新编《射洪县志》记载：民国年间，预防接种仍仅限于西法种痘、预防天花，且为数极少，天花、霍乱等传染病普遍流行。民国十年（1921年）至1949年的29年中发生流行霍乱、疟疾、伤寒、痢疾、回归热等达61次。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3月，始将初建的太和镇卫生分院改为县卫生院巡回医疗防疫队，从事防止传染病的工作，但人员少、素质低、收效微，传染病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

据1950年普查统计，全县疟疾患者有41536人，痢疾患者有1110人，钩虫病感染者有51万人之多，其中完全丧失劳动力的患者达两万多人。建国后，专门建立了卫生防疫机构，对麻疹、百日咳、流感、流脑、痢疾、肝炎等传染快、流行广、来势猛的传染病采取了可行的防治措施。1958年，消灭了霍乱、天花、回归热、斑疹、伤寒等传染病。

民国时期，县境内的传染病主要有霍乱、副霍乱、天花、伤寒，其他各种传染病亦有发生。当时，日常卫生工作政府不过问，在疫病流行年代，县救济院每年送诊施药不过百服。民国十二年（1923年），江、彰两县县政府分别成立夏令卫生运动会。此年秋，江、彰两县伤寒、副伤寒流行，永平、东兴、彰明等乡镇死人甚多，一些村落田园荒芜，稻谷缺劳收割。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大埝、东兴、治城一带霍乱流行，民众关门闭户，路断人稀，市荒米贵。该年，国民党江、彰两县县党部以开展新生活为由，在城镇宣传讲卫生，提倡种牛痘，对农村疫病却视若不闻。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7月，霍乱沿川陕路流行，延及江油、彰明等县。中坝城五门同时出丧，大河坝病死荒冢累累。河口乡一带疫病流行长达一月。永平乡徐天生全家七口死绝。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雁门山区天花流行，六合乡有一半农户染病，有的全家大人小孩未能幸免，轻者麻脸，重者死亡。

民国二十一年至民国二十二年（1932-1933年），是剑阁伤寒流行的高峰期，疫情分布极广，沿川陕公路之城关、汉阳、武连、开封、金仙、白龙、江口等，占全县面积十分之七，先后患者3万余人。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7月，广元县瘟疫异常流行，回鼻屯居民不过1100户，而染时疫者竟有八九百户之多，每日染瘟疫而死者，以全县大概约略计算，平均为60余人。

临邛镇为邛崃县城所在地。据新编《临邛镇志》记载：民国时期，城厢及周边地区常见的传染病和地方病有：流行性感冒、麻疹、天花、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腮腺炎、传染性肝炎、霍乱、伤寒、细菌性痢疾、腥红热、梅毒、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疟疾等。民国三十年（1941年），县卫生院公共卫生稽查，负责卫生防疫工作，却无甚效果。城厢及周边五乡时有疫病流行。

民国七年（1918年），霍乱病流行，仅城南外便死亡30余人。民国十五年（1926年），城东外疟疾大肆流行，患病者达1000余人，占该地域人口的20%以上。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6月至8月，城区霍乱病蔓延，死亡者众，棺材店的棺木被抢购一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城东外霍乱大流行，500余人患病，占疫区人口的10%，死亡400余人，其中，驻该区的24军队伍死亡200来人。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白鹤一带流行霍乱。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文庙街、飞龙巷、天庆街一带患霍乱者众，死亡40余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城东外疟疾大流行，患病者上千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城东外麻疹大流行，不少病者转成肺炎死亡。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秋间，霍乱流行，大同街有的一家连死3人。民国三十年（1941年），拱辰和西河一带疟疾流行，拱辰有50%的青壮年患上此病。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城东外流行霍乱，死亡100余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拱辰、西和及城东外流行霍乱，不少人死亡。其中，城东外发病150多人，死亡100余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至10月，城厢一地再次流行霍乱。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8月，城厢镇龚巷子一带流行霍乱，几天内死亡20余人。

据《广汉县志》记载：民国二年（1912年），天花大流行，患天花病的儿童十有九死。民国九年（1920年），霍乱大流行，全县死亡不下万人，仅三星乡就死去1000人左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和三十一年（1942年），两次麻疹大流行，仅城关就死亡700多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霍乱大流行，当时县卫生院院长报告：“以5000人作计，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23万的2.2%，惨重的疫情，导致民心震骇，社会惶恐不安”。至于流脑、痢疾、伤寒、疟疾、白喉以及疥疮、头癣等也一再发生，甚至大片流行。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开始，每年夏秋，县卫生院派防护员于县城和城郊的机关、学校种牛痘，注射伤寒、霍乱菌苗，每年接种预防2000―3000人次。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高骈、三水、连山设卫生所，给场上的机关、学校种痘和注射伤寒、霍乱等菌苗，每年预防人次，多则几百，少者百余。乡村则无人过问。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春，万县四乡一带及郫县流行天花；6月，顺庆痘症流行；7月，隆昌时疫大作，大足、泸州、重庆三县同受其患；7月，自流井霍乱流行，劳力过客死者尤多；7月，内江虎疫死人多，城内棺木售空代以简单火板；8月，万源虎疫发生，贫民救济院馆每日应接不暇；8月，石桥虎疫流行，每日死亡激增；8月，虎疫仍未稍减，御河旁街日昨又死十余人；虎疫，蔓延广汉；8月，虎疫盛行声中，成都市死亡人数激增；9月，时疫仍在继续。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秋，霍乱在大邑县部分乡镇大流行。民国时期，该县境内麻疹普遍发生。

民国时期频繁的疫灾，给四川人民造成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人口的大量染疫与死亡。民国九年（1920年），省内疫疡流行，摧者2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被火化。民国十四年（1925年），全省因荒旱死亡的116万人中，就有30万人死于瘟疫。由此可见，民国时期传染病流行给四川民众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深重的苦难。

种种防疫对策

与现代人的饮食和医疗条件相比，古代的饮食和医疗条件自然差了许多，时常瘟疫横行，有些甚至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尽管古代的生产力相对低下，但对传染病的认识却超乎想象，据史料记载，早在汉代就有了隔离措施。而且，通过科举出仕的地方官员大多人文素养较高，相信科学，积极推行卫生改革。如明景泰五年（1454年），四川境内爆发瘟疫，一时难以控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天谴”，可当地巡抚并未听之任之，而是力排众议，相信科学，表现相当硬核，遂下令分片划定十几个灾民安置区域，每天清理卫生，终于“活数万人”。由此可见，“讲究卫生，健康长寿”，自古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面对肆虐的瘟疫，历代四川民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不同时期，四川民众采取的应对措施有所不同，民国以前，主要应对措施既有盲目的迷信活动，也有传统的中药疗法、民间偏方等。

总的来说，民国以前，政府对传染病制度性的救治措施几乎为零，每当疫灾来临，虽然地方官府也曾有刊刻医书、炼制药丸、设局延医的举措，但基本上属于地方官员的个人行为，主导力量是地方官绅和民间力量。这种以社会力量为主的防疫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缺失和疏漏，但由于社会力量在活动上具有随意性、计划上又缺乏前瞻性，所以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动员。

民国时期，四川自然灾害频仍，几乎岁岁成灾。受此自然灾害的影响，作为次生灾害的多种传染病趁势蔓延开来，泛滥成疫。面对来势汹汹的疫灾，四川各级政府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建立了类似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武汉火神山医院和方舱医院之类的时疫医院，认真调查传染病源，组建医疗防疫机构，及时施诊施药，引进疫苗及时接种，实行疫情报告制度等。各士绅阶层、慈善家、社会团体积极捐资劝募，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疫灾的破坏力度。民国时期的四川，在对传染病防治政策的实施方面，政府、社会团体和普通民众一直是主要行为主体，他们是传染病防治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传染病的防治起到了关键作用。

民国时期，四川已经有了霍乱、伤寒、痢疾等烈性传染病的针苗药物，注射疫苗也是疫情严重时四川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抗战之前，四川境内由于饱受战争和频繁自然灾害的影响，医药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政府无法满足众多患者的用药需求，多次购买疫苗对民众进行免费注射，从而达利防疫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四川新生活运动会对民众卫生习惯的改造。1934年，以倡导新的生活方式，改良生活习俗为主要宗旨的新生活运动会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其中四川新生活运动会成绩最为突出。四川新生活运动会成立于1934年3月，至1936年11月，全川已有130余个市县成立新运会。在疫病流行期间，四川新运会积极开展夏令卫生运动，包括种痘、灭蝇、灭蚊、灭鼠、灭蚤虱、逐狗、整顿厕所饮食之清洁等七项卫生内容。

当时，四川境内广泛设立种痘所，仅在成都就设立了协和医院、保康医院、中山公园本会等多处。在新运会的宣传推动下，四川省种痘普及率显著提高，接种人数空前增多。仅1936年4月6日-20日两周时间，成都市种痘人数就高达11363人次。其中，存仁医院2515人，保康医院1354人，圣修医院843人，协和医院867人，民生医院1252人，中山公园本会4532人。

此外，新生活运动会为提高民众的卫生防疫意识，还通过卫生展览、传单、标语等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宣传。如1936年的一些印有“鼠为传疫之媒、欲求家庭卫生必先灭鼠、欲求个人清洁必先杀鼠、一家无鼠十家安宁、百家无鼠千家却病、灭尽鼠类、要灭鼠每家必须养猫、要灭鼠每家必须备杀鼠器”等宣传语的灭鼠传单。此外，四川省新生活运动会还多次展开灭蚊蝇、扫除公厕、整理饮食店等活动，为疫病的防治做出了很大贡献。

四川省各地方新运会也纷纷进行清洁卫生运动。1935年重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提倡灭蝇杀鼠运动，指出“蝇、鼠传染速度最烈。本市地狭人稠，鼠之番孽易，重以天候日渐亢阳，蝇之生产必速，若不及早防范，塞此病源，比至时疫流行，补救将已无及”，并拟定杀鼠灭蝇的主要办法。

在疫病流行期间，罗江新生活运动会印送灭蝇宣传册，并高价收买死蝇死老鼠。1934年，成都、重庆、大足等市县，由警察局、银行、医院、红十字会、民政、警备等部门组成“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在城区机关、学校、居民中开展“清洁卫生运动”。因此，1934年后，四川的瘟疫传播大大减少，大规模瘟疫绝迹，新生活运动可谓颇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