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利坚的被遗留者，低学历白人的经济与健康危机

　　[编者按]在本次疫情期间，许多美国的低收入工作者都表示无力承担高昂的检测及治疗费用。因此，低收入人群也被认为本次疫情中的“高危人群”。事实上，美国的低收入人群一直面临着严重的健康危机。其中的无本科学历白人的非正常死亡率更是在过去30年内急剧增长；吸毒、酗酒与自杀等问题成为了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因素。面对工作机会的缩减，医疗保障的缺失，破碎的和日益严重的精神问题，无本科学历白人又能否通过合理的政治申述来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

　　如今，美国正遭受着严重的健康危机带来的痛苦。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从2015年开始呈下降趋势，鉴于艾滋病危机于1993年达到高峰，这也是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自1993年后首次出现下降。数据表明，全美每年大约19万人因自杀，酒精和过量服药等原因导致死亡。而此类非正常死亡又被定性为绝望性死亡。

　　美国的非正常死亡主要集中在因全球化，自动化和裁员潮而衰败的工厂镇和贫困农村地区。但是正如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他们的新书《绝望的死亡和资本主义的未来（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中所指出，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在大城市也同样猖獗。经调查，区分“最可能死亡”人群的主要特征并非是他们所居住的地区，而是他们的种族和受教育程度。实际上，非正常死亡率的增长大都发生在没有本科学位的白人成年人中（约占白人人口的70%）；自杀，吸毒和酗酒也曾一度导致黑人，西班牙裔，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和欧洲人死亡，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因素并未带来明显的非正常死亡率增长。

　　死亡率增长的差异在不同种族的中年人群中显得尤为明显。自1990年代初以来，拥有大学本科学位的45至54岁美国白人的死亡率下降了40%，但没有本科学位的美国白人的死亡率却上升了25%。尽管相较于中年白人，中年黑人的死亡率依然更高，但自1990年代初以来，中年黑人的死亡率也下降了30%以上。在同一时期，法国，瑞典和英国中年人的死亡率也呈现出类似的下降趋势。凯斯和迪顿展示了这场从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开始的危机是如何愈演愈烈的。相较于如今没有本科学历的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出生的拥有大学学历的白人更容易死于自杀，过量服药和酗酒。但这些趋势在战后出生的人民中发生了逆转，没有高等教育背景更是成为了白人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因素。

　　事实上，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安全感是造成缺少本科学历白人非正常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白人体力劳动者曾经期望他们可以通过工作实现美国梦。凯思琳·纽曼（Kathryn Newman）在关于裁员的研究，《Falling from Grace（1988年）》中写道，现今有着18%的贫困人口的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曾是一个“女士们和先生们会在周日穿着正装行走在主要大街上的宏伟地方”。该市的 American Singer缝纫机公司曾雇用了10，000多名工人，（约占该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向儿童颁发奖学金，赞助棒球比赛，并在娱乐厅举办舞会和酒吧仪式。该公司每台缝纫机都有一个标签，如果因有缺陷而遭到退回，制造它的工人将自己修理机器，然而，曾经辉煌的American Singer的最后一家工厂与其他数千家工厂在数十年前一同关闭了。

　　在1979年，美国有1950万个有着体面收入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如今这一数字减少至了1200万，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人口在此期间增长了近50%。在这段时间内，高中或以下学历的工人工资下降了约15%，而大学学历的工人的收入增长了约10%，拥有更高学历的工人的收入增长甚至达到了近25%。如今，没有学士学位的求职者所能获得的工作基本局限于低薪水的服务性工作，这些工作没有医疗保险或退休金，更不用提棒球比赛和奖学金了。此外。如今美国工会已风光不再，工会的没落意味着这些工人几乎没有议价能力。五分之一的美国工人更是受制于无竞争条款（noncompete clause），这意味着如果不转换行业，工人们就很难轻易地从一家公司转移到另一家公司。甚至连锁餐馆的工作人员都可能要遵守这样的规定，以至于Carl‘s Jr。（卡乐星）餐厅的辛苦工作者不得不冒着受到诉讼的风险以接受Arby’s（阿比快餐）餐厅报酬更高的工作。

2020年3月17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米尔布雷市一家超市，货架上的货物所剩无几。 新华社 图

　　安德鲁·切林（Andrew Cherlin）和蒂莫西·尼尔森（Timothy Nelson）在采访了数十名没有学士学位的美国人后发现，其中大多数人的职业选择被局限在几份毫无前途的工作之间。一名失业的男子起初是当地一家报纸的编辑助理，但因裁员而被解雇；之后，他成为了停车服务员，但是这项工作很快被自动化所取代；最后，他在一家餐饮公司工作，直到公司倒闭。缺少本科学位的工作者表示他们的个人生活也充斥着不稳定性。绝大多数拥有学士学位的女性都在婚后才选择拥有自己的孩子，而大多数没有学士学位的女性往往拥有非婚生子女。与其他富裕国家的孩子相比，美国孩子在与继父、继母相处时和住所变迁时经历的冲击更大；而切林认为，美国家庭可能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家庭。这毫无疑问导致了普遍的儿童发育问题，包括多动症，在学校中注意力不集中，违抗性行为和破坏性行为。遇到这些问题的孩子通常很难进入大学，更不用提完成学业，而这样的现象将上一代的挫败感延伸到了下一代的身上。

　　一些保守派人士，例如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JD万斯（JD Vance）（深受人们欢迎的回忆录《希尔比利挽歌》（Hillbilly Elegy）的作者）将这些社会动荡归因于道德下降。他们说，只要贫穷的白人愿意信奉宗教，学习受过良好教育的同龄人的家庭价值观，不再责怪政府，并且更加努力地工作，贫穷的白人的困境就会迎刃而解。但是，正如凯斯和迪顿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本科学位的工人真的没有努力工作，那么那些没有偷懒的工人工资应该会相应提高，但事实并非如此。保守派声称的这些体面工作根本就不存在，即使这些工作存在，这些工作的报酬也不足以让工人们维持有尊严的生活。在光顾美国食品银行的人当中，有一半来自全职工人的家庭，他们或许是看门人，优步司机，收银员，或保姆，而这些人甚至不能够依靠他们的工资购买日用品。根据城市研究所的统计，无家可归者收容所中约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有工作。

　　尽管美国现实的贫困状况十分严重，但这并不是造成绝望性死亡的唯一原因。与富裕的佛罗里达州，马里兰州，特拉华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新罕布什尔州和缅因州相比，阿肯色州和密西西比州等相对贫困州内因过量服药死亡的数量增长较小。在整个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因绝望而死亡的人数只有小幅上升；当时许多美国人失去了住房和工作，但死亡率的增长频率却没有突然增加。正如学者们所预期的那样，经济环境并非死亡率增长的唯一原因。对于没有学士学位的黑人而言，他们的收入比同样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要低上20%到27%（同时黑人群体还饱受毒品问题的折磨），但是无本科学历黑人的绝望性死亡率依旧比无本科学历的白人要低上40%。

　　如果仅靠贫困不能解释这种绝望性死亡的流行，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绝望性死亡？凯斯和迪顿认为，这可能与无本科学历白人所经历的世界在过去一个世纪的颠覆性变化有关。1970年代后的经济变化使所有的无本科学历工作者感到生活的不易与痛苦，但由于白人的期望值很高，因此他们所受到的心理伤害可能也最为严重。相较于白人，美国黑人长期以来一直将经济困难视作现实生活以及历史的一部分，也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经济困难与种族歧视之间的关系。由于他们对于贫困有着深刻的认识，黑人更有可能同情贫穷和失业的亲朋好友，并尽可能通过自助渡过难关。而不同于美国的是，当欧洲人在经济上看到个人的困境时，他们往往会指责政府，甚至走上街头抗议所谓有害的财政政策，就像法国人现在所做的那样。

　　但是美国白人男性往往对自己的要求非常苛刻，他们更试图在职业中寻求自我价值和归属感；与此不同，其他种族选择在亲属和阶级中寻求自我价值和归属感。因此，美国白人遇到工作不稳定的情况时，他们丧失自我价值的感受会非常严重。纽曼（Newman）采访了在1980年代的经济衰退期间因计算机行业不景气而遭到解雇的人，这是《Falling from Grace》中写到的员工。即使整个行业受到影响，大多数男性也只思考作为员工的自己出现了什么问题。他们向纽曼解释说，问题不是无情的企业文化，也不是放宽利率、放任自由的政府导致脆弱的企业倒闭，而是他们这些员工本身。“如果人们……不富裕，那就是他们的问题，”服务了30年的约翰·科瓦尔斯基（John Kowalski）在离开公司时对纽曼说道。在失去工作后，他们的朋友停止打来电话问候，习惯了舒适生活的妻子在愤怒地抱怨着，而他们的孩子则在混乱中感到畏缩。

　　蓝领工作待遇的全面下降比白领经济的“周期性故障”要持续得更久，但是没有本科学位的白人迄今尚未利用其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来改善他们的状况。他们中许多人不投票，而另一部分人则拥护有企业支持的共和党人，反对那些贫穷的白人所依赖的扶持计划，包括食品券，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医疗补助以及失业和残疾福利。

　　在2016年大选前夕，社会学家詹妮弗·席尔瓦（Jennifer Silva）采访了宾夕法尼亚州煤炭地区的人们 （他们的支持使得特朗普获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试图了解他们如何做出政治决定。宾夕法尼亚州的煤矿曾经拥有17.5万名员工，而现在只雇用837名员工。从事这份工作，意味着你将完全失去私人生活，这项工作既危险又肮脏，数千人死于事故或死于黑肺病，矿工们也只能依靠公司的商店和房屋生活。该地区的失业者面临着严重的贫困问题，但是他们仍然牢牢地团结在一起；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婚姻持续了一生，他们生活的社区由社交俱乐部，教堂，工会和友谊来联结在一起。

　　如今，席尔瓦在《我们还在这里 （We’re Still Here）》中描述的小镇卡尔布鲁克（化名：Coal Brook）是一片萧条的荒原，遍布着落魄的酒吧，连锁店，快餐店和戒毒所。接受席尔瓦采访的大多数白人，黑人和西裔都曾在监狱服刑，他们中大部分人面临失业，而剩下一部分人同时受困于失业和吸毒以及酗酒等问题。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说投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投票系统已经被富人操纵。当席尔瓦在选举日穿着“我已投票”的贴纸进行采访时，她被嘲弄为易受骗的傻瓜。

　　“所有政客都被收买了，”约瑟亚（Joshua），一位正在接受药物治疗的28岁白人男性出狱犯人声称，“一旦政客们被扔进机器，他们就会像其他所有物体一样变成木偶……我既不喜欢[特朗普也不喜欢希拉里]。从他们之中选择，就像选择狗屎还是狗屎三明治。”

　　布蕾（Bree）是一位患有慢性疼痛的白人女服务员，她的黑人男友最近从监狱获释，而她有着与约书亚类似感受：我爱女人，我认为她们可以做男人可以做的任何事情，但是那个女人[希拉里]不应该担任美国总统，所以请上帝帮助我，那个笨蛋[特朗普]也不能[当选总统]。就像，你想选谁？我想，我们没有太多选择。无论选择谁，我们都终将被摧毁。

　　极少数席尔瓦采访过的有色人种选择去投票，有些白人硬着头皮去投票支持特朗普。“哦，他支持我们乡下人（redneck）！” 六十二岁的看门人史蒂文（Steven）说。丹妮尔（Danielle），28岁，儿时曾遭受过严重虐待，患有令人不安的焦虑症，她对席尔瓦说道：“特朗普是如此的直接和不留情面，他根本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我认为他和我们这儿的人很像，因为这就正是我们的态度。” 布蕾对此表示同意：“到最后，我宁愿让一个混球来当总统，而不是让一个叛徒来当总统。”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观察到，使新“precariat”阶层（他称之为间歇性雇用的低薪劳动力）如此脆弱的原因是他们之间的团结被破坏了。当工人们做着一份糟糕工作而为此感到幸运时，他们也发现自己随时可以被替换；他们会变得沮丧，愤世嫉俗，富有竞争性，并容易被剥削。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发现，许多贫穷的美国人选择背离政治，转向内心，专注于自己与创伤和痛苦的个人斗争。凯斯和迪顿最惊人的发现之一就是所谓的“痛苦悖论”， 全国健康调查表明，60岁无本科文凭的美国白人将自己的健康状况描述为中差水平的几率是同龄有本科文凭的白人的2.5倍。尽管与过去相比，工人阶级日常工作所涉及的风险和体力消耗已经相对减少，但自婴儿潮以来，每一代无本科学历白人都比以前更容易感到痛苦。作为对比，无本科学历黑人在体力劳动方面往往做得最多，但各个年龄段的黑人报告疼痛的可能性都比无本科学历白人要低20%。更奇怪的是，无本科学历白人表示他们在60岁时感受到的痛苦甚至比他们在80岁时感受到的还要多。与缺少本科学历的白人的情况相反，黑人，拥有本科学历的白人和其他19个比较国家的人们表示，他们所感受到的痛苦随着年纪增长而自然增长。无本科学历白人遭受的痛苦如此严重，以至于其中许多人根本无法工作。在1993年，没有本科学历的45至54岁的白人中只有4%由于健康原因处于失业，而今天这一比例则升至13%。记者贝丝·梅西（Beth Macy）发现，在弗吉尼亚州的煤炭地区的一个县里，有60%的男人处于失业或依靠残疾津贴生活。

　　这种痛苦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于席尔瓦或梅西认为没有任何人会通过假装这种痛苦来获得食物券维持生计。但是，种种不良因素，包括处方药和娱乐性药物的使用，居高不下的吸烟率，抑郁、焦虑和其他情绪问题（根据神经科学家的说法可能会使实际的疼痛感加重）结合起来，伴随着缺乏良好的医疗保障的治疗，似乎已经将工伤，意外，家庭暴力和战争创伤所带来的身心伤害进一步扩大。

　　席尔瓦指出，痛苦已成为几乎所有Coal Brook成年人生活中的日常因素。但是，不同种族对于苦难的应对方式上的差异或许可以解释白人为什么更易死于绝望。与白人一样，当地的黑人和西班牙裔的生活也充满着学业失败，监禁，药物成瘾和健康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要在街上面对竖起的中指和喃喃的N（黑鬼）字。他们在教堂和体育赛事上不受欢迎，他们的孩子被白人同学欺负，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刑事司法系统和工作场所中的存在的种族主义。但是，相较于白人，他们对未来的看法并没有显得更绝望和凄凉。席尔瓦表示，他们中的一位沉迷于阅读自助书籍，另一位则自豪地向席尔瓦展示了他在监狱中获得的养育和会计班文凭。也许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市区的贫民窟里长大，所以可怜的黑人和西班牙裔预计生活会变得更糟，而对于他们来说，尽管小镇表面上显得简陋而令人失望，但是他们却相信小镇本身充满了希望和机会。

　　相比之下，席尔瓦采访的白人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保护族群，直面不确定威胁的孤独战士。他们在谈论中，奇怪的阴谋论显得异常普遍。格雷厄姆·亨德利（Graham Hendry）是一位白人养老院助手，自9岁起就开始抽烟，最近他的三个朋友相继因吸毒去世。他相信9月11日和桑迪·胡克（Sandy Hook）学校的大屠杀是骗局，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正在为少数民族建立集中营，政府将氟化物放入牙膏中，将氯化铝加入除臭剂中，以钙化人们的松果体，以便当局控制自己的思想等阴谋论。“所有人都在患癌症，”五十一岁的白人吸烟者玛丽·安·威尔逊（Mary Ann Wilson）告诉席尔瓦。她的成年女儿维维安（Vivian）也吸烟，她说：“空气中有东西。” 他们想知道，那是来自纽约的卡车带来的垃圾填埋场的一部分吗？还是地雷扬起的灰尘？

　　对于许多白人来说，随身携带枪支去参加高中橄榄球比赛，超市和三明治店是必要的。他们的怒火集中在一个无耻的，忽视了像他们这样的人的政府上，以及那些在公共食堂大饱口福的，懒散的移民和少数族裔身上。一些人接受了白人民族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难以置信地掩盖了他们的孤独，羞耻，对未来的担忧，并将他们团结起来。

　　其他白人则相信孤独坚忍式的个人主义会改变他们的生活。雅各布与不忠的妻子离婚，出于健康原因从海军退役，未通过考试成为建筑工头，但他仍然坚信自力更生和自我牺牲，并在自己的身上纹满了“勇气”一词。拒绝投票的二十八岁约书亚（Joshua）以一种禅宗式思考来理解生活：“我认为，如果我们以无畏的方式加以无条件的爱去拥抱生活，那么我们可以忍受一切，并成为混乱中的宁静。”尽管大多数白人渴望实现孤独的英雄理想，但席尔瓦采访的许多少数族裔的生活方式仍然反映了社会学家米歇尔·拉蒙特（Michèle·Lamont）所谓的“关爱自我”的思想——拥抱利他主义，成为相互支持的亲戚网络中的一部分，并意识到自己的苦难与上一代人之间的联系。与前几代人相似，他们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找到了真正的希望，并试图将下一代从种族主义中解放出来。虽然白人也致力于关爱他们的孩子，但他们常常受困于自身的种种问题，因此难以履行父母的责任。

　　无论是因种族隔离而背井离乡的南非人，还是在保留地上的美洲原住民，以及滞留在城市贫民窟的非裔美国人，大都遭遇过药物成瘾，暴力和绝望对其文化和社会的严重破坏。精神科医生Mindy Fullilove称这样的破坏为“根源性冲击”，是指由于大规模流离失所，自然灾害或经济动荡导致文化、社会和政治资本损害殆尽后，个人的情感遭到重创。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从在墨西哥城贫民窟谋生的农村移民身上观察到这种现象。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在黑人移民的“大迁徙”中亲眼目睹了这一点，他发现二十世纪中叶的哈莱姆并不一定是黑人的“应许之地”。埃里森（Ellison）在1964年的文章“哈林无处”中写道，在南方，稳定的家庭结构，权威的宗教以及与海明威口中“重压之下仍显风度”的勇气相左的生存技巧使他们能够忍受吉姆·克劳式的种族主义。但是在北方，这些支持全部消失了。尽管社会机构有着不同职能，但是它们共同的心理功能都是保护公民免受无理的，盘旋在人类生活边缘的力量的威胁。而对于来到北方的黑人来说，这样的社会机构已不见踪影。

　　从他们遭受苦难的灰烬中，美国的白人工人阶级似乎形成了一种新的痛苦和创伤文化，其扎根于针对美国白人的特有要求，即白人应该始终看起来幸福，并将经济困难变得个性化和去政治化。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就是问题”的口号和自助大师（如《 Codependent No More》的作者梅洛迪·比蒂）不要卷入别人问题的警告使得这种自欺欺人的信念体系得到了加强。“如果托里死了，那问题就出在她自己身上，”席尔瓦的一名线人谈到她的吸毒成瘾的妹妹时说。这种新的文化在药品市场中蓬勃发展，药品营销公司通过药物的副作用和成瘾性将更多健康问题强加在脆弱的抑郁症患者身上。这种文化甚至在儿童身上蔓延开来，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煤炭地区，贝丝·梅西被告知，一些担心孩子未来财务状况的父母敦促儿科医生将孩子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以便于他们被评估成为残疾人。一位当地卫生官员告诉她，最常用于治疗多动症的药物利他林，曾一度只适用于残疾人士，但如今已经在孩子中普及开；一位在夏令营工作的医生说，在1970年代，很少有孩子使用处方药，但现在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在使用处方药，这些药物主要用于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和抑郁症，但现在这些药物甚至被用于治疗孩子的精神疾病。

　　美国疼痛流行症的受害者可能正在经历类似于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所称的北非综合征——一种混合了胃部疾病，模糊的疼痛和心、头痛的综合性疼痛，这些现象曾在1940年代困扰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移民。困惑的法国医生找不到任何身体上的原因来解释疼痛，并对如何治疗这些病人一筹莫展，因此他们将患者视为恶病患者。但是，法农化用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哲学思想，意识到生存绝望与身体上的恶心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法农了解到这些从小认为自己是法国帝国的一部分的移民的身体正在对他们孤独与心理痛苦做出回应。在法国城市郊区经历的贫穷和漂泊，遭到驱逐和被迫屈从于法国人民的经历，使得这些移民陷入了边缘化，他们开始感到迷失甚至最终失去自我。

　　许多深受毒瘾困扰的吸毒者称，毒品是他们摆脱此类身心痛苦的唯一手段。阿片类药物不仅可以缓解疼痛，该类药物的效果给他们提供了类似于“与新生儿相处融洽或因出色的工作而受到赞誉”的快感；这些药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多巴胺系统，这尤其有助于使世界看起来更有意义，难怪它们似乎是治疗许多美国人生命中失范症的理想药物。当然，人们意识到他们必须找到控制该类药物成瘾问题的方法。凯斯和迪顿希望看到更严格的阿片类药物规定，规范外包公司以免他们剥削工人，为失业者提供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增加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为萧条地区的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再培训计划。凯斯和迪顿同时提出，公司合并应该得到更好的审查，以确保它们不会相互竞争吞噬，并且应该增加对穷人的工资和税收抵免。

　　但是，凯斯和迪顿的大部分怒火都集中在医疗保健行业，他们认为医疗保健行业不仅表现不佳，而且还破坏了美国经济。美国的人均医疗支出是法国医疗保健支出的两倍，但相比法国人，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却短了四年，美国人的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几乎是法国的两倍；而且，与法国人不同，美国有3000万人没有保险。凯斯和迪顿写道，美国人在医疗保健上作出的非必要花费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比德国支付《凡尔赛条约》的赔偿款对本国的所造成的经济影响还要高得多。如果在几十年前，美国建立了像瑞士这样的医疗系统（其人均费用比美国的医疗系统低30%），那么美国现在每年将会多出一万亿美元来支配。这些钱可以用于替换美国四千个社区中的饮用水水管，（这些地区饮用水中的铅含量超过了密歇根州的弗林特（Flint））。并可以重建严重磨损的桥梁，铁路和公路，由于路面的糟糕状况，如今联邦快递（FedEx）更换送货卡车轮胎的频率是20年前的两倍。如果美国建立了瑞士式的医疗系统，那么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美国人均收入的中位数增长将是实际水平的两倍。每年因无法负担医疗费用而死亡的45，000名无保险的美国人中的许多人可能还活着。没有本科学位的人也有机会找到更多更好的工作。在美国，健康保险占雇用低薪工人成本的60%，因此，许多雇主选择雇用没有福利的合同工，或者根本没有权利的无证移民。席尔瓦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线人，包括对少数族裔福利最为反感的人们，都对扩大受教育机会，医疗保健，公平报酬和提供更多优质工作机会表示支持。席瓦尔指出：“一个将工人阶级家庭的经济正义置于首要考虑，并且不回避批评金融和政治精英相互勾结现状的政治候选人，可能会获得（宾夕法尼亚州）人们的支持。” 有趣的是，作为特朗普支持者的许多线人，包括现年62岁的看门人史蒂文（Steven）表示，如果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2016年时成为候选人，他们将会投票支持他。值得注意的是， 117，000名在初选时投票支持桑德斯的宾夕法尼亚州民众，选择在大选时为特朗普投票，而特朗普仅以44292票赢得了该州的选举。

　　如果把那些完全辞职的人计算在内，那么如今美国的失业率几乎与1931年持平。当时，如今的无本科学历白人的祖父们被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对于公共工程计划的慷慨支持和对贪婪的企业大亨的公开蔑视所深深吸引。也许拥有类似政策立场的民主党候选人将为苦苦挣扎的美国工人提供一个在2020年参加投票的理由，并让他们相信这样的行为是真正的明智之举。

责任编辑：郑亚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