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2018年第1期《黄河》，中篇小说《纸炮楼》中的人物还浮现在眼前：牛三、牛四、胡五十六、乔二狗这些名字里带数字的人，还有在日本人的炮楼放火的寡妇马芬婵……作者杨晋林在忻口战役后的宏大历史空间里，选取最微小的沙粒，放大个体生存细节，让每一个充满“山药蛋”味道的人物形象和整篇小说深入人心，这其中有对历史的反思，也有对个体命运的悲悯。

　　“《纸炮楼》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人民对外侮奋起反抗的感人故事。小说叙事沉稳、故事完整，情节跌宕起伏、人物个性鲜明，主旋律高昂、充满正能量，生动地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不同人物的真实处境，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民族精神。”从这段评语可以看出，杨晋林的《纸炮楼》为什么能够获得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杨晋林，定襄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续西峰》《厨子出山》、散文集《麻纸的光阴》等作品，并屡次获奖。《纸炮楼》已经不是他的第一部抗日题材作品，他已写出《逃兵》《卧底》《厨子出山》等抗战系列小说。因为《纸炮楼》的抗日题材和作品中关于麻纸作坊和做麻纸的细致描写，让人感觉它的作者应该是位上了年纪或有相关阅历的人，而实际上杨晋林是位中年作家。拨通他的电话，传来爽朗利索的声音。问及为什么将自己的小说作品集中在抗战题材，杨晋林说：“在我的记忆中，劳作一天的乡亲们，听话篓子老者说聊斋，讲三国，谝水浒。这些故事就像屋外的夜色一样，显得既遥远，又迷离，除可供大家打发时间外，没有更多的感受。倒是那些经常在乡民们舌头上颠来倒去的抗战故事，比方樊金堂夜袭芳兰据点，郭继成龙门村除奸等等，比较容易引起共鸣。”所以，“在很难捕捉到属于我家乡的抗战元素经典文学里，我一直想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填补这个空缺”。

得奖是一道分水岭　“山药蛋派作家”是我的启蒙老师

　　山西晚报：得知自己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时是什么心情？

　　杨晋林：那种感觉很奇妙，就像一个人埋头爬山，爬得气喘吁吁又意兴阑珊时，突然站在山之巅一样。虽然之前也获得不少国内或省里的文学奖项，但绝没有获得“赵奖”这么激动。

　　山西晚报：获得这个山西文学界的最高奖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

　　杨晋林：应该是一道分水岭吧。之前，我一直对自己的创作能力持高度怀疑的态度，中国有那么多成名的大作家，创作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山西又有那么多为我所敬仰的文学前辈，许多比我年龄小的70后、80后、90后的青年作家也早已登堂入室。而我只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文学“新兵”，文学理论的薄弱，写作技巧的不成熟，总是让我在创作中倍感彷徨。现在呢？我对我所遵循的创作路径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那就是文学创作应该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中，把身边这块土地正在发生和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故事，用文字的形式艺术地反映出来，这是我理想中文学的最高境界，也是我执著追求的目标。

　　山西晚报：《纸炮楼》的写作风格颇有“山药蛋”的味道，各种不足、也有各种毛病的小人物生动形象，觉得自己和“赵树理”有什么样的关联？

　　杨晋林：我是1967年生人，记得少年时期特别喜欢看闲书。在我们那个年代，看闲书是一种比吃好东西都莫可替代的享受。当然，除了喜欢在课堂上偷看闲书外，未见得有多少文学天赋表现在我的作文里或日记里，我以为，一个作家不一定在年少时就会崭露头角，可能会有一大段韬光养晦蓄势待发的阶段，漫长而乏味。那时候看的闲书很有限，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山药蛋派作家的作品。家里有几本上世纪60年代初的《火花》杂志，是那种枯黄色或麻灰色的纸张，字很小，密密麻麻的，看起来比较费力，但我如食甘饴，我都记不清翻来覆去看了多少遍，直到把这些刊物的边角都翻烂了。而烙印在我脑海里的除了小说里的主人公外，就是赵树理、马烽、西戎等那一批著名作家的名字了，少年时期的我是他们最忠实的粉丝。

　　有一次，我们班有个女同学借到一本赵树理老师的《三里湾》，大家都说好看，什么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都是我们能够理解又似乎蛮熟悉的人和事。我这人文化课学得不怎么样，看闲书却往往能够“学以致用”，我把书本里的那些绰号安置在我们班许多同学身上（笑）。多少年过去了，当我一篇篇小说见诸刊物，再回头审视我的创作初衷和风格特点，忽然觉得，如果我从未拜读过“山药蛋派作家”的作品，我是否能够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都未可知。赵树理、马烽他们是我真正的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以至于影响到我逐渐定型的行文风格。

　　把笔下人物写得活灵活现一直是我创作的追求

　　山西晚报：给读者介绍一下《纸炮楼》吧。

　　杨晋林：小说《纸炮楼》描写的是一个抗战故事，故事的发生地是一个叫凤台的晋北小村。村里多麻纸作坊，总受据点里鬼子的骚扰，社首牛三找到他弟弟村长牛四去据点向鬼子求情。日本鬼子向村里要女人，牛四怕得罪村人，劝自己的相好寡妇马芬婵去伺候日本人。后来襄城基干游击队决定拔掉鬼子在凤台的炮楼，但意外的情况发生了，炮楼被人从里面放了火。战斗结束后，牛四赶着毛驴从据点里驮出一具尸体，是寡妇马芬婵。

　　山西晚报：这部作品构思了多长时间？写了多长时间？

　　杨晋林：我的老家定襄处于晋察冀边区的西侧边缘。在八年抗战当中，这个县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炮火烧焦过，随便一片青纱帐里，都曾演绎过大大小小的战斗。而参加战斗的主角，除了活跃在这块土地上的神出鬼没的基干游击队和他们的对立面——日本鬼子、汉奸伪军外，还会有许多籍籍无名的老百姓的存在。我以为，抗战的根基应该属于中国的农民。中国的抗战史里，很大一部分内容其实就是那些已故去的，或仍然健在的，我的父辈们不堪屈辱的奋争经历。是他们朴素而近似隐忍的斗争方式，时刻感染着我。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我开始动笔创作，而小说的构思也是随着笔墨一点点深入逐渐丰满起来的。这篇小说写得很顺畅，初稿是三万多字，差不多用了十几天时间。

　　山西晚报：《纸炮楼》中的“纸”有什么寓意？为什么许多人物的名用的是数字？

　　杨晋林：在给小说起名字的时候，我一下子想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日本鬼子同样是纸老虎，包括他们用水泥砖头浇筑起来的仿佛固若金汤的炮楼，他们在中国人民的奋勇抗击下，都已烧成灰烬。

　　而以数字给人物起名的方式不是我的原创。我的家乡定襄县有一种风俗，儿女多了，喊一些比较拗口的学名不好辨别，倒不如按家里的排行喊牛大、牛二、牛三……这么排下来挺省事，这不仅仅是一种偷懒，也是一种乡俗文化的体现；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家境或生活条件所限，农民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许多老百姓给孩子起名就尽量往大一点的数字喊，比方《纸炮楼》中的人物胡五十六，无非是希望这个孩子起码活过五十六岁，这是旧中国农民的一种莫可奈何的期许。

　　山西晚报：这些以数字命名的人物有的贪财、有的胆小、有的进步，笔墨不多，也活灵活现的，这些人物您是怎样构思出来的？

　　杨晋林：能够把笔下人物写得活灵活现多姿多彩，一直是我创作的追求。我这个人眼拙，许多见过一面的人，当时还刻意要记住他们姓甚名谁，但不用间隔太久，仅仅几天后，再次见面我会把对方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净。但这个被我忘记姓名的人，他的模样，他的个性，他为人处世的方式，总是牢牢刻在我内心深处，成为我写作库里取之不尽的元素。一篇小说的成功与否，不单是讲述一个精彩故事，更重要的是把光怪陆离的人性鲜明细致地解读给读者，只有这样的文学作品，才具备强大的吸引力和极其旺盛的生命力。《纸炮楼》立足于我的家乡，小说中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几乎都可以从故乡的街巷里找到原型。

　　今天的年轻人更应该对那段历史有一个明晰的认知

　　山西晚报：除了人物的名字，作品中的地名比如襄城、凤台村、南梁村等隐隐地也能看到您家乡的影子。

　　杨晋林：的确如此。我的小说通常都能够从地名上找到家乡的影子，比如襄城是指定襄城；凤台呢？可以说是凉楼台，也可以说是兰台，还可以说是牛台，都是我家乡的村名，都蕴含着我的祖先居高临深的风水哲学。我以为，文学不应该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个作家应该写自己最熟稔的东西，当你的双脚落在家乡这块土地上时，心情是最踏实的，灵感也会源源不绝。我所仰慕的那些山药蛋派的老作家们，他们的作品素材无不取自于他们的目光所及，手足所触，甚至在家谱上镌刻着他们名字的桑梓故里。

　　山西晚报：作品中花了不少笔墨塑造寡妇马芬婵这一女性角色，想通过这个人物表现什么？

　　杨晋林：其实描写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里已经占了很大的比例，然而比较欠缺的是反映那些被鬼子蹂躏又不屈不挠的中国妇女形象。我们村里过去就有一个类似马芬婵这样的女人，村里人想象不到她在屈辱中求生存的艰难。当然，那个女人没有做出像马芬婵这样火烧炮楼的壮举。但八年抗战，我的家乡涌现出许多“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巾帼英雄，有抗日救国会主任，有游击队战士，有交通员，她们不同的身份与相同的献身精神构成了中国抗战的一个可歌可泣的侧面，我之所以塑造马芬婵这个人物，就是想从旧中国处于最底层的这些平凡女性身上，折射出她们于国难面前毅然舍生取义的斗争精神。

　　山西晚报：凤台村里有众多的麻纸作坊，您对作坊、对作坊工人，以及工人做麻纸时所唱的搅涵歌都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仿佛您亲身经历过。为什么会对麻纸作坊这么了解？

　　杨晋林：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定襄蒋村麻纸》的工艺专著，为此还专门去一个叫蒋村的地方拜访过村里仅剩的两户纸坊后人，对曾经辉煌过的麻纸业做过比较细致的调研，我一直想把这种民族性极强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我的作品里。后来我创作了散文《麻纸流年》，在《散文》杂志上发表，并被全国多所重点中学选为模拟试卷的素材。在写作《纸炮楼》时，我又刻意把纸坊业渗透到我所“经营”的凤台村里，从而让更多的读者对家乡这一项日渐式微的民族传统工艺有更加具体的感悟。

　　山西晚报：一部抗日题材作品，让读者看到了村民谋生的辛酸、看到了传统产业，也看到了民族精神，这其中您最想通过作品让读者感悟什么？

　　杨晋林：时间太久了，人们会忘却许多东西，该忘的忘掉吧，不该忘的也大都忘掉了。尽管七八十年前那个昏暗的，到处充满血腥味的人心惶惶的年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我们的父辈曾经历过的生活，以及他们在隐忍中迸发的抗争张力，需要我们这些作家用文学的语言来耐心勾勒与渲染。今天的年轻人更应该对那段历史有一个明晰的认知，从而懂得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我的家乡是一个生长英雄的土地　他们是我创作小说的范本和原型

　　山西晚报：您是从何时起开始文学创作的？

　　杨晋林：年少时，我经常在星期天骑自行车去三十里外的定襄城买杂志，钱是从我母亲口袋里偷拿的。那时的乡村公路还是砂石路，坑坑洼洼，颠得肠子都“甩”出来了。好容易到了县城，我会从零售车上挑选一本《中篇小说选刊》或《小说月报》。参加工作以后，我仍是一个勤于买书看书的读者。直到2007年，某一个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置身于一条再熟悉不过的小巷内，天很蓝，艳阳高照，巷尾有几棵挺拔的大白杨，白杨树下是个小门，门里是一户人家。梦境就这么简单，我甚至记得梦里的我几乎没有走进那个小院，但我心里却暖暖的生出一种创作的欲望，想把那种光线、感觉和人物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欲望。正是在那种美好感觉之下，开始了自己第一篇小说的写作，就是《杨树巷》，后来刊发在了《黄河》上。

　　山西晚报：您的作品多以您熟悉的晋北乡镇为背景，故乡对您的文学创作起到了什么作用？

　　杨晋林：我的每一篇文学作品，都存在故乡的影子，我没有艾青先生赞美大堰河的激情与才情，我只能委婉地挑挑拣拣地把故乡的某一人、某一物写入我的文字中，我是故乡的儿子，我没有理由不为故乡著书立说。故乡永远是我创作的源泉一样，我会在不知不觉中让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流于我的笔端，这不是随着自身环境的改变而可以替代的。

　　山西晚报：除了《纸炮楼》，您还有《逃兵》《卧底》《厨子出山》等抗战系列小说，为什么将小说集中在这个题材上？

　　杨晋林：我总觉得抗战是一个永恒的创作主题，中国的历史无论传承多久，抗日战争永远是一个绕不开的章节。题材的选择有一个无限宽广的范畴，相较现实题材而言，我对抗战题材的写作往往情有独钟，而且更显得得心应手，或许是小时候在生产队的饲养处经常听老者讲抗战的动人故事吧。而我呢？正是力图用最质朴的方式，塑造我心目中的英雄，即使这个英雄很渺小，很执拗，某些方面还不招人待见，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他或她，一定是顶天立地的。

　　山西晚报：您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发生在您家乡的任意一场战事，但描述出来的场景很真实，这是怎么做到的？

　　杨晋林：我的出生年份已经限制了我对抗战历史的身临其境，正如我前面所说，小时候在生产队经常听老人们讲抗战故事。我记得那时乡村的夜晚很深，很寂寞，生产队的饲养处是唯一可以消磨长夜的地方，劳作一天的乡亲们，抽着呛人的小兰花烟，围坐在一盏吱吱作响的电石灯下，听老汉们颠来倒去讲那些发生在家乡的抗战故事，于是在老汉们的故事里，我认识了足智多谋的郭继成，大智若愚的樊金堂，动如猛虎的阎四豹……我一直以为，我的家乡是一个生长英雄的土地，滹沱河沿河两岸，孕育了数不清的抗日英雄，他们是我创作小说的范本和原型，我甚至能够揣摸出他们每个人说话的语气，打枪的姿势，睡觉时的呼噜声，还有生气时高兴时的样子，也许这就是所谓作家进入到人物内心世界的一种表现吧。

　　山西晚报：是什么一直激励着您坚持写作？目前有构思好了的作品吗？

　　杨晋林：一是对写作的特殊爱好；二是感恩；三是回馈，除了文字，我似乎没有其他本事可以冠冕堂皇地回馈社会，回馈人民。近两年，我一直在创作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希望自己在另一个创作领域有所斩获，并能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呈现给读者，呈现给我脚下这片厚实的土地。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