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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其章|八十年前武汉的藏书家莲只

谢其章|八十年前武汉的藏书家莲只
2020年04月02日 10:19 澎湃新闻
原标题:谢其章|八十年前武汉的藏书家莲只

上世纪四十年代重庆出过一本《今文月刊》,草纸印刷,貌不惊人,却刊载过一组署名“莲只”堪与著名书话家们平起平坐的书话文章。“莲只”显系笔名,这位莲只先生对武汉的图书馆界特别熟悉,因为他供职于斯服务于斯,但是他又能撇清这层关系,在抗战的大后方写作不合时宜的书话文章。

《今文月刊》

莲只先生的这组书话文章统归于《今文月刊》“书林忆语”栏目之下,分别是《谈个人集书经过》《定期刊物收集之难》《一种塞翁失马之感》《关于“一折八扣”书》《从后方参考书荒说起》《忆猎书家徐行可氏》《记武昌之旧书店区》《忆国立北平图书馆》《记袁守和先生事》。

试着来解读这些书话文章,看看“莲只”先生的本业和癖好,到底“图书馆学家”和“藏书家”哪家的属性强一点或弱一点。

《谈个人集书经过》,一开头即表明本职专业与业余嗜好可以相安无事:“余在十龄左右,即嗜读说部。以后凡遇个人认为有兴趣者,无论为硬性软性,皆多方涉猎,渐养成书淫结习。而余之选习图书馆学,以及现在仍谨守图书馆教育之岗位者,溯其始念,亦莫非如蠹鱼之求饱耳。十余年来,出卖劳动所得,大部分用于聚书,敝衣蔬食不暇顾也。”

接下来,莲只先生解答了我的困惑,身处书山书海,何必还自掏腰包买书呢?“寄身书林,眼福已饱,而仍汲汲于私藏之建立者,未免使人失笑。然此事并非不可解释者:占有欲原出之人类天性,图书馆之书乃公有之物,私人不得长久享用,此其一;余读书习惯喜加圈点,喜作眉批,此在任何图书馆中皆悬为禁例者,故图书馆中之书浏览之则可,精读之则不可,此其二;图书馆中之书,除过于艰深专门,无人问津者外,大多经过多人之手,故污旧不堪,或破碎不完,读书乃人生乐事,试问遇此等书有何乐趣可言?故宁愿花钱自备,而不愿迁就,此其三。”占有欲加圈点眉批加洁癖,这三个理由,完全说得通。

莲只先生并非完全拒绝“馆藏书”,他善于变通:“余聚书标准有六:一,图书馆书库中所未备者;二,供日常手头翻检者(如字典辞典之类);三,经典要籍必须精读者;四,印刷优美,装潢别致,可供赏玩者;五,绝版书,查禁书,普通人所不经见,或后来难得者;六,期刊杂志,介绍时贤言论,与灌输新知者。”藏书之道,无一定之规,各花入各眼,然莲只先生的“六标准”有其普遍意义在焉。

莲只先生的藏书旋即沦为丧书史:“十余年来所聚之书,合以家中旧藏,都二千余册。一部分庋藏于武昌云架桥寓所,一部分置汉口乡间。云架桥地势负郭,无市尘之扰,瓦屋三椽,一家独居,其中一间辟为书室,室外有花,有树,有空场,室内则窗明几净,纸润墨香,实读书构思之理想环境,二十七年秋,武汉外围战日趋紧急,在忽忽将此一批书籍连同重要家具迁置xxxxx后,即仆仆入川,除简单之行李外,并未携出片纸只字,至为遗憾者,即历年在报纸杂志上所发表之文章,凡数十万言,其积留之底本亦随之沦陷。当时未能运书来渝之缘由可得而言者:一,购轮船票一事已伤脑筋不少,幸得成行,既行李已受限制,何况笨重之书籍?二,书籍一多慌乱之中即不能仔细思量孰应带出,孰不应带出,此种心里凡有‘抢火’之经验者皆能道出;三,xxxxx属外国教会产业,在当时一般皆认为有相当保障,既未料国际局势变化如此之速,未料战事延长如此之久。此皆余个人不沉着,少思考,无远见之咎,夫复何尤?闻xxxxx自太平洋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即已驻兵,历史上所称以书籍为帷囊,拭马具,充薪炭……种种惨象,不期然而幻映于余脑海之中。言念及此,真令人肝肠寸裂矣。”凡天下爱书如莲只者,当一掬伤悲之泪。

“历年在报纸杂志上所发表之文章,凡数十万言。”可见莲只先生于图书馆学建树颇丰,没有因为耽迷藏书而荒废主业。如果下点功夫翻检旧时报刊,也许莲只先生的真实身份不难显现。

《定期刊物收集之难》,这个题目中的“定期刊物”,通常说成“杂志”或“期刊”,加个“定期”就属于图书馆学的专用名词了。我见到这个题目顿生亲切之感,之前只读过文载道(金性尧)写的《期刊过眼录》

(载1944年5月《古今》)

,那个感觉是空谷足音。

莲只先生此文既具专业素养又结合私藏心得:“定期出版物得之易而保持难。大抵有悠久历史之杂志报章,皆有相当之价值,亦皆为文人学者所重视,然求其完整无缺者,虽中外著名之图书馆亦罕能办到。如《申报》出版迄今有六七十年之历史,在纪念其六十花甲子时,阅全中国只有江苏某图书馆有一全份,弥足珍矣。”“欧美著名报纸杂志,其年龄超过《申报》以上者不知凡几,而能保持完整者亦不多见。唯外国人‘求全’之心较国人为热烈,观于外国旧书铺过期杂志之定价较一般旧书为高,可以想见需要者之众矣。然我国一般旧书铺老板对于陈旧杂志并不欢迎。汉口黄陂街与上垱街有荒货店数家,其中过期杂志报纸堆积如山,均以二十两大秤收进,十六两市秤售出,其用途无非供小贩包花生米,商店包铜元,或住户人家糊墙壁与天花板而已。”

谈完集藏不易,再谈毁弃之速:“战前,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曾年耗巨资,购配外国陈旧杂志,成绩颇有可观,唯在廿七年春该校西迁乐山时,此项杂志被装成数十大箱,以木船载运入川,舟行至巫峡夔门间,忽罹‘砥柱’之祸,以后虽经打捞起岸,又以人事关系,未能及时整理晒干,迟之又久,取出时已粘连成块,如干面包,成废物矣。再如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庋藏之美国图书馆协会会报,与图书馆学杂志,亦有年之历史,为图书馆界之权威刊物,中间类少脱期,惜西迁是仍弃置原地,即该校自行出版十余历史之季刊,亦未携出一本,此皆就笔者个人所知者而言,其余公藏私藏之损失,当亦不在少数,良可惜也。”说来本人对图书馆刊物有所用心,亦能读出其中的趣味,惜价昂不能多得。

书话文章远兜远转,末了总得讲讲自己的收藏才不落空。莲只先生好就好在这点:“余个人所藏之定期刊物不多,唯不藏则已,藏则必力求完整。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读书杂志》、《文摘战时旬刊》、《星期评论》、《大众报》、《中兴周刊》等,大体尚称完整。其中《东方杂志》系从第一次沪战之后新第一号起,至第二次沪张结束时为止,以后所出者因购求不易,乃未继续收藏;《小说月报》所缺者不过最初数期;《文摘战时旬刊》自第一期以至现在;《星期评论》自第一期以至停刊,均未缺期。《大众报》,《中兴周刊》,因本人曾参与共事亦与其事亦均保有全份,以作纪念。兹者除《星期评论》及二十七年七月以后所出之《文摘战时旬刊》尚在重庆外,余均沦失。此类刊物虽不如孤本秘笈之可贵,然历年因补辑残阙,余个人为其所耗之精力确实不少。早知今日,真悔当年多事矣。”

这段话有个小疑问,《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莲只先生远未“大体完整”。所谓“《小说月报》所缺者不过最初数期”,当指1921年茅盾接手后革新的《小说月报》。

这篇《一种塞翁失马之感》,光看题目猜不出内容的,原来莲只先生也像藏书家马隅卿周越然似的,收集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禁书:“含有色情成分之小说素为学士大夫所不屑道。然真正拒绝,而不背人偷阅者,恐亦绝无仅有;特以礼教大防,不敢公开承认耳。……余所经见色情小说不下数十册,多由偶然得之。亦多于阅后付之一炬,其被保留者,大抵基于以下五种标准:一,昔人所作者收,时下所出者不收。二,内容尚合情理者收,普通习见者不收。三,原版收,订正版式以xx代表被删之字不收。四,湮没已久,忽然发见者收,普通习见者不收。五,外国所出者收,但需出高价者不收。”“此项收藏现时亦完全沦失,在初闻此讯时,未免怃然,继思‘今不除,后世必为子孙忧’又不禁有塞翁失马之感。”莲只先生近乎杞人之忧,禁书没有那么大的威力吧。

集书之初我不懂书的版本糊里糊涂收了不少“一折八扣”书,还自以为宝地写过文章登了出去。“一折八扣”书声名狼藉,只读到过谢兴尧为“一折不扣”书说了句好话:“解放前上海大达图书公司出版过一批书,叫做一折八扣倒没人买,其中大部分都是有用的书,我那时看见过,也是认为版本不好不愿买,现在有的再找也找不到了,如其中的一部《尧山堂外记》,讲述明代小说戏曲(万历刻本),现在已买不到,北京图书馆把它藏于善本室,不外借,我只好趁星期天到那里借阅,摘要抄了下来。”

(《近代史料的收集工作》)

莲只先生对“一折八扣”书亦持平允之论:“讲究资格者对于此类书每不屑一顾,其实其中未尝无好书,印刷亦非绝对地坏,错字亦并不甚多,如大达图书供应社所印行者,什九皆可读(启智所印者错字最多纸张亦劣),可读而不读者,大抵病其价太廉恐便宜无好货耳。”“在武汉时,余曾见有以仿古体印刷之一折(不八扣)书,封面雅致,纸张洁白(并有用道林纸者),其中有《昭阳趣史》一种,原系禁书,为以前所不经见者,不知该书商由何处觅得原本,而将其刊行问世,书中遇有伤风化处,亦仿《世界文库》例将原文删略,并注明被略字数,其节略者尚有分寸,前后亦颇斗筍,是知其尚费一番心力,当未可以其价格廉而否定其价值也。”

这篇《从后方参考书荒说起》很有意思,“无论新书旧书其售价无不较战前高出数十倍,尤以参考书或工具书最足骇人,以前小偷对于此类物皆以白眼视之,今则彼辈亦改变气质,雅好偷书,并有精到之鉴别力,盖据失书者奔走相告,谓所失以字典辞书为最多一事可以见也。”“犹忆仓皇西走时,只将日常放在衣袋中之世界寸半《英汉小字典》带出,其余皆不能顾及,今者大抵已沦为劫灰矣。”莲只先生埋怨称:”惟私人之不克带出实缘力量薄弱,而公共机关有充裕之时间,又有足够之人力与财力,而对其重要参考书亦靳然不顾,斯诚大不可解者矣。”莲只先生叹曰:“闻该校西迁时,此类重要书籍概行遗弃,所携者大抵为次要以及在后方可能购得之书,且其运书箱中并杂有私人之炊器与草纸之类,占去容积不少,殊足令人长太息也!”

莲只先生洋墨水喝了不少,不然《忆猎书家徐行可氏》用不到“猎书”这个词。徐行可(1890-1959),名恕,字行可。“湖北藏书家中诸老辈大都作古,唯在武汉尚有一人可以一纪者,即徐恕行可先生是。徐氏卜居汉口法租界,藏书虽不多,而孤本秘本善本尚称不少。”下面这段太有意思了,莲只先生站在书贩的立场痛扁徐行可:“闻其日常生活,均一猎购为事。武汉旧书店老板,莫不熟识其人,唯对之均无好感。盖版本较为可贵者,多为其以低价购去,迨发觉时又不胜懊悔,以后凡经徐氏拣撮之书,唯恐上当,无不漫天开价,然徐氏又能揣知书贾心理,故弄玄虚,使贵贱颠倒其值,反影响其营业,故对徐氏终感果可如何。”“徐氏与黄侃季刚为儿女亲家,其疏狂孤傲,一如黄氏。”“在武汉我军撤守后,未闻徐氏走动,依余揣测,当时徐氏或以法租界可保安全,迨国际局势转变,又以年老力衰,不敢任长途跋涉之劳。犹有一最大原因,即为书本所累,不忍见历年心血,化为乌有耳。”莲只先生揣测徐氏不忍弃书而逃的原因,与当年揣测知堂老人的某些人何其相似乃尔。

藏书家对居住久了的城市别有一种感情,这样的情感于是产生了纪果庵的《白门买书记》、何挹彭的《东西两场访书记》、陈乃乾的《上海书林梦忆录》,顺理成章地也就有了莲只先生的《记武昌之旧书店区》。“余与武昌之旧书店区结缘最深,以求学于斯,服务于斯,而又卜居于斯也。在求学期间起,即养成逛旧书店之癖性,如隔一二日不去,即忽忽如有所失。虽每度光临,未必惠顾,有时甚至遭书贾之白眼,然兴趣仍未尝稍减也。”“武昌旧书店麝集之所,为察院坡与横街头。此二处相接若丁字,旧书店合计尚不足二十家,大大小小,错落其间。而势力最大,生意较盛者,多为湖南人所设者,如尚德,益善等数家是。”

莲只先生此篇细节多有,语气亦风趣,惜不能多录。

《怀国立北平图书馆》和《记袁守和先生事》两篇,回归了莲只先生的本业。“卢沟桥事变前一年,余过北平,前后只逗留四日。曾抽暇与同学某君前往参观国立北平图书馆。”“是日虽在该馆参观达三小时,仅能作一鸟瞰式之巡礼,迄今已六七年,印象模糊,不可追忆矣。犹有一事至今不能忘怀者,即该馆在馆舍后部,尚设有读者餐堂一所,余与某君于参观完毕,亦曾前往尝试,二人四菜一汤,所费不过国币六角。价廉物美,对于读者便利不少,亦足纪也。”

有那么几年,因为出书的缘故我经常出入北海边的“北图”,读者餐堂早就关张了,要吃饭得去馆外找饭铺。

袁守和即袁同礼(1895-1965),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对图书馆事业有着杰出的贡献。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专有一篇讲袁同礼和北平图书馆,“我记不清我去过多少次了。每一次都是骑着车,到大门口下车,进去之后再上车,脚下用劲蹬一两下,车便像燕子一样,极轻盈地飞到西北角,那里是存车处……”没错,西北角是存自行车的地方,这几年还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行文至此,希望有心人帮忙查考莲只先生的真名实姓。我在这儿先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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