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原中的武汉，不是“按下重启键”那么简单|新冠肺炎

　　原标题：复原中的武汉，不是“按下重启键”那么简单

　　城市解封将近一个月之后，“五一”假期里，在上海工作的武汉人尹凡回了趟武汉。

　　因为不想劳烦父母收拾房间，尹凡没有回家住，而是在香格里拉酒店订了房。坐落于武汉香港路的这间豪华酒店，“五一”期间的房价便宜得像快捷酒店——每天只需300多元。

　　预订之前，尹凡打电话想询问餐厅是否开放，然而酒店前台主动播报了一长串信息：酒店在疫情期间接待过医护人员。但之后消毒很彻底。现在防疫措施做得很到位请放心。“我当时反倒有点楞住了。”尹凡说。

　　从天河机场到酒店，尹凡坐了神州专车。司机表现得有些兴奋，告诉尹凡这是他自疫情爆发以来接的第一单——从3月底开始，武汉的公共交通逐次恢复，但网约车直到4月30日才获准运营。

　　对家乡解封后的状态，尹凡的第一感受是“空”。这本来是一座热闹甚至有些喧闹的城市。和中国很多城市的人一样，武汉人喜欢通过吃饭社交。不论点心、火锅、小龙虾还是烧烤，武汉人都习惯聚在一起。因此餐饮行业是观察这座城市复苏程度的一个重要指征。如果大家愿意到外面吃饭了，那才说明心理警备在解除了。

　　警备的确有逐渐解除的迹象，万松园、台北路、球场街的露天烧烤的人气正在越来越旺。但5月10日，武汉东西湖区的一个小区新增6例确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让包括餐饮在内的很多商户意识到生意的真正恢复还得经历波折，也让更多武汉市民意识到生活的真正恢复尚需时日。

　　就在新增确诊病例之后第二天，武汉宣布要在10天内完成全民核酸检测。《第一财经》YiMagazine此次采访的所有武汉人都支持这一做法，更准确地说，他们认为早该这么做了。“不然走在路上觉得每个人都是‘特务’，自己也有可能是。”在武汉经营一家理发店的张涛开玩笑说。

　　尹凡在武汉街头的人行道上看见一摞摞叠着的巨大塑料板。疫情期间，它们组成了隔离墙，封住街边的店铺和门洞，解封后就堆在路边。在尹凡看来，这是封城的印记。而一直待在武汉的人知道，这些隔离板并不是没来得及撤走，而是随时备用，一旦某个楼房里出现了感染者，它们会马上被竖起来。

　　某种程度上，你可以从武汉人处理这些隔离板的措施来理解这座城市眼下的状态：系统在往前走，却也时刻预备着被叫停。长达76天的封闭之后，生活其间的人们有了许多期待，迫切需要常态，然而恐惧尚存。

　　就像大病初愈的人一样，武汉正在缓慢地恢复城市机能，对亲历者而言，城市的暂停和重启都远非按键般轻巧，这个过程注定难熬。

　　“没戴口罩等于没穿衣服”

　　张涛在4月中旬去了一次上海。发现路上有几个人没戴口罩，他条件反射般地躲远了。“现在的武汉，没戴口罩等于没穿衣服。”他说。

　　在武汉一家创业公司工作的冯杰也有条件反射，是扫码。刚解封时，冯杰要走到大楼门口才会想起解锁手机打开App，现在，还没到入口，“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

　　2月初，武汉就开始筹备城市恢复运转的工作，实名登记乘车是重点项目。解封后至今，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必须实名制。具体而言，就是每个人必须用自己实名登记的手机上的App，扫描公交车、地铁、写字楼、商场出入口的二维码。

　　冯杰供职的小码联城就是这些二维码的具体运营方，他在公司从事运营。与大多数武汉人不同，冯杰从2月初开始就频繁出门。他和同事的任务，是把数十万张二维码张贴在武汉的公共交通工具上。

　　两个多月来，冯杰已经习惯了空旷的高架路，也习惯了过桥时（武汉以桥多闻名）三条车道收缩成一条，接受关卡检验。他也看到医疗队撤离武汉时，路人向大巴招手。

　　过去，武汉的公交、地铁、轮渡、BRT的系统数据并不完全打通，现在通过二维码，这些交通工具的出行数据被统一存储在一个数据库里。不少城市也在采取类似的措施，武汉是执行最严格的。

　　理论上，这些二维码生成的信息会针对每一个人形成出行链条，它们会被保留在城市的交通部门和大数据部门。一旦出现感染情况，与这根链条相关的人和地点，都会被纳入防疫流程。目前，尚没有城市宣布这一特殊政策的退出时间。

　　4月8日武汉解封之后，最先恢复的是道路交通，过去拥堵的路段很快又堵了起来。有车的人都尽可能自驾出行，但公共交通恢复缓慢。冯杰说，截至5月15日，武汉的公交乘坐人次只恢复到正常时的1／3。

　　“公司在几楼？”

　　武汉解封后第一个星期，汪杉喜欢漫无目的地去光谷步行街散步，只是想看看“从来没这么空旷”的光谷。她发现餐厅和超市大都用桌子挡住入口，有一家开放了堂食，她便进去吃了一顿小火锅。汪杉的父母已经习惯了在小区的微信群里团购买菜。刚解封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超市急着出清库存，团购的土豆和洋葱特别便宜，家里买了不少。

　　汪杉在武汉长大，现在在深圳的一家建筑事务所工作。今年1月，她像往常一样回武汉过年，就此被“封”在了城里。汪杉的父母住在光谷地区的保利花园。疫情期间，小区有30多个确诊病例。

　　光谷是武汉崛起中的城市新中心之一。19年前，这里被确定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之后，它就是大型技术公司在武汉的首选落脚点。最近10年，光谷开始摆脱产业园区的单调面貌，住宅、医院、学校、公园、商场、酒店等城市单元逐渐完善。

　　母亲节这天，汪杉去光谷步行街的花店为母亲买花。店里生意不错，店员告诉她，上半年的婚礼都延期了，不过至少没有取消。

　　何梦的婚礼就延期了两次。她原本和男友定在4月办婚礼，之后延期到7月，再后来又延到10月。现在她希望不用再延了。

　　武汉解封之后，何梦还没进餐厅吃过饭，只买过一次麦当劳，因为不能堂食，她只好拿着汉堡站在路边吃掉了。

　　这段特殊的城市生活之后，有很多事让她感到恍惚。复工第一天，何梦在公司写字楼里进电梯时，甚至拿出手机问同事，“公司在几楼？”

　　“原定1月23日开业”

　　即便现在聊起，姜宸仍会很有兴致地描述他投资的那家电玩城：除了传统的娃娃机，还引入了直播和经典街机，会请最有名的选手在这里办比赛做直播。以后这家店可以变成一个游戏、电竞的线下活动场所⋯⋯

　　做生意十几年，武汉人姜宸的生活算得上富足。他拥有两家电玩店和一家火锅店，还参投了几个创业项目。计划中这家1000多平方米的电玩城开在汉阳区一个购物中心的二楼，楼下是珠宝和化妆品专柜，周边则是新建的住宅小区。这里地处市中心，是武汉人流最大的商圈之一。

　　姜宸很看好商场里的电玩生意，为这家店先期投入了300万元。2019年，一切进展顺利，他请好了街机圈里的知名玩家，准备在开业那一天办比赛，“一炮打响”。当然，开业日期也早早定下：2020年1月23日。

　　谁都没想到，这天是武汉封城之日。

　　正是从这天起，姜宸索性没再考虑过生意的事。和许多武汉人一样，他做过志愿者，接送过医护人员，也捐赠过口罩。到了3月底，姜宸知道4月8日武汉会解封。当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意时，发现情况不妙。

　　姜宸投资的商铺和写字楼，有两个物业的房东是民营公司，有两个属于国有公司。根据政策，武汉的国有物业会免去租户3个月房租，还有6个月减半，他不太担心。但两个私营物业每个月的租金也有十几万元。姜宸试着和业主沟通租金减免，对方只松口可以从一季度一交改为一个月一交。姜宸说自己理解房东的难处，但交涉当天还是忍不住抽完了一包烟。“客观说我们的生活条件在武汉肯定不算差，但几个月停滞，每个月都有房贷、租金的开销，确实也感到了压力。”

　　姜宸只能把老的电玩店关掉。他尽量保留员工，但是只能发基础工资。姜宸向他们保证，一旦生意恢复正常，就补发工资。“都是一起历练过来的老员工，走了再想找回来很难。”

　　“5个微波炉”

　　武汉市中心医院对面一间名叫东一味的小吃店在疫情期间坚持供应牛肉粉，是武汉众多为医护人员提供免费餐食的饭店之一——到解封时，这家店送出了1万多份牛肉粉。

　　孙炼是东一味的老板，牛肉粉是店里的招牌。一碗牛肉粉15元，很适合普通人，所以他的店大都开在人流密集的区域，比如医院和会展中心。

　　总共十几家分店中，除去这家从未停工的店，孙炼真正恢复营业的第一家店，是4月18日开门的武展店。这家店开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旁，往常总是周末的生意比工作日好得多，因为每个周末这里都有展会。对面是中山公园，来这里过早——武汉当地对吃早餐的叫法——的本地人也不少。

　　孙炼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武展店每天的人工、房租、水电成本共计2500元左右，疫情之前，日均营业额在8000元以上，如今只有1000多元。他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因为会展中心在疫情期间被征用为方舱医院。

　　孙炼会每天关注地铁的客流量。“五一”之后，数字稳步上升，最高的一天有117万人次，超过年前的1／3，比刚开始的50多万好多了，但6名确诊病例的消息一出，很快又降到100万人次左右。相应地，东一味武展店在“五一”假期刚刚恢复到单日最高2800元的营业额，之后又很快降到不足2000元。

　　孙炼只能通知员工降薪：“不要怪孙总一天一变，4月还行，到了5月，真做不到发完整工资了，只能发60%。”

　　在此之前，孙炼在餐饮行业最大的挫折是2012年经历的。那时他经营一家酒楼，因为官方对公款宴请的限制，他短时间里损失不小，也因此决心做亲民的连锁餐饮，在2015年开了东一味。

　　现在，孙炼的餐厅还同时卖热干面，这是管理层商议的结果。原本孙炼不同意，认为和自己的品牌定位不符合。但店长告诉他，以前来吃15元一碗牛肉粉的客人，现在到隔壁去吃5元的热干面了。

　　孙炼真正担心的，是这次疫情可能彻底改变武汉人的饮食习惯。为了节约开支，很多人正在养成自己带饭上班的习惯。

　　钱金就是如此。他在一家线下教育机构负责品牌营销，这可能是除了餐饮业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1991年出生的他之前从不做饭，即使疫情期间，他也只是吃了几十顿速冻水饺。不过4月8日恢复上班之后，钱金每天7点起床，准备自己的午饭，因为“没法相信现在的外卖和餐饮店铺”。他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他的同事们也都是如此，公司甚至为此新买了5个微波炉。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养成（带饭的）习惯，那就意味着中小餐饮的基本盘变小了，那我就不能一味地想办法恢复原来的营业规模。”孙炼说。

　　“汉正街的营业员都坐着”

　　武汉汉正街是中国最早的批发市场之一。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也是规模最大的。这里做生意的方式一度很原始，店铺、地摊、面包车挤在一起，人们来回穿梭，生意就谈成了。在作家池莉和方方的多部小说中，汉正街都腾腾冒着热气，是武汉人寄予生活希望的地方。

　　对于个体户来说，这里曾经是淘金梦的温床，对于年纪稍长的武汉市民来说，这里仍然是一个淘便宜的好去处。

　　这几年，汉正街已经被塑造得“规范”了不少。开发商分门别类建立起了十几个批发城，小五金、床品、服装、皮鞋⋯⋯不同类别的个体户们被重新安排进室内店铺。

　　江莲家的两个店铺都在床品城，商场所有者是卓尔集团，这是武汉最大的批发市场开发者之一。江莲一家算得上是汉正街老资格的商户。25年前，她的公公婆婆就在汉正街做生意，如今由她接手。中间虽经历过电商冲击，她的生意和客户却一直稳定。

　　江莲对复工后的生意清淡做了心理准备。每年七八月是床品生意的淡季，那时她一天只有2000多元的销售额，“开店后一个月估计就是那种水平”。但实际情况是，几乎没有生意。她也问了一些开零售店的老客户，大多都没开业，批发自然也没生意。

　　二三月还正好是床品批发商库存最高的时候，他们习惯年前进一批货，应对年后旺盛的需求——4月8日复工时，江莲手里有100多万元的库存。

　　床品生意的旺季在下半年，差不多从秋天开始。往常，江莲店铺里的3名营业员虽不至于停不下来，但总是站着接待客户的。复工后，江莲走过整个批发城，她最深刻的印象是，大多数营业员都坐着。“毕竟添置床品不是刚需，现在大家收入减少，能省的开支自然省了。”江莲分析说。

　　江莲两家店每月的房租需要2万元。汉正街商铺的房租一般都是在前一年的12月预付一整年。碰巧其中一家店因去年年底和商场交涉漏水事故而未预付，江莲关了这家店，店员也只留下一个，每人每月4000多元的人工如今她也无力承担。她希望仍在经营的这家商铺能够拿回一部分租金——至少二三月可以减免，毕竟一天都没有开业，不过商场没有松口。

　　关于租金减免，张涛相对幸运。他的理发店开在武汉天地，这是武汉最高端的购物中心之一。业主瑞安地产提供给商户的政策相对温和：2月和3月的租金全免，4月开始减半。这为张涛减去了许多负担。房租是这种高端理发店最主要的成本。因为发型师的基础工资并不高，主要靠提成，当然现在发型师的收入也少了许多。

　　江莲最庆幸的，是夫妻俩在去年决定店铺由她打理，丈夫在外工作。如今丈夫在通信行业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这对他们一家至关重要，也是她尚能保持乐观的物质基础。

　　“永旺里也有病菌对不对”

　　本质上，中小商家面临的困境是类似的，生意规模决定了他们不会有那么充足的资金储备，无法承受长时间的只出不进。他们的生意依赖人气，与人的活跃程度紧密相关。在一座停顿的城市，他们的生意撑不了太久。而大多数经营者在武汉解封后所做的事，也就是竭尽所能，尽可能多撑一会儿，熬过这个缓慢的解冻期。

　　孙炼在武汉展览中心的那家店率先复工，也是因为店铺所在的汉商百货鼓励开业，因为商场要保住人气。武汉刚解封后的一段时间，商场一天的进账其实才四五千元，都不够付电费。“当时对方经理就说了一句话，只要能亮灯，房租都好商量。”孙炼说。

　　对于生意人来说，复苏还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人们愿意放下防备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