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托马斯·弗里德曼：三大趋势令世界变得更脆弱

　　参考消息网6月4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5月31日发表该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题为《我们是怎么破坏这个世界的》。作者援引“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新冠病毒大流行和气候变化4个例子，认为人类在过去20年中并没有吸取教训。文章摘编如下：

　　如果说最近几周向我们展示了什么，那就是世界不只是平的。它还脆弱不堪。

　　极端行为危及全球

　　是我们亲手把世界弄成这个样子的。看看周围吧。过去20年来，我们一直在逐步消除人为的和自然形成的缓冲、冗余、规定和规范，它们能够在大型系统——不管是生态系统、地缘政治系统还是金融系统——受到压力时提供韧性和保护。我们一直在不顾一切地消除这些缓冲物，要么是出于对短期效率和增长的痴迷，要么根本就没有思考。

　　同时，我们一直在以极端方式行事——挑战并突破常识性的政治、金融和全球界限。

　　另外，我们通过在全球市场、电信系统、互联网和旅行中减少摩擦、增加便利，使这个世界在严格意义上实现了从关联到相互关联、再到相互依存的转变。通过这样做，我们使全球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深、更廉价和更紧密。

　　把所有这三种趋势加在一起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更容易受到冲击和极端行为的影响——但减少这些冲击的缓冲物却很少——而且有更多相互关联的公司和人员在全球传播这些冲击。

　　当然，这一点在最新的世界性危机——冠状病毒大流行——中得到了清楚体现。但是，这种破坏稳定的危机越来越频繁的趋势已经存在20年了：“9·11”事件、2008年大衰退、新冠肺炎和气候变化。大流行不再仅仅是生物学问题——它们现在也是地缘政治问题、金融问题和大气问题。除非我们开始改变做法，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地球母亲，否则我们将遭受越来越多的后果。

　　四只“黑象”破坏稳定

　　●“9·11”事件

　　让我们从“9·11”事件开始。你可以把“基地”组织及其头目乌萨马·本·拉丹视为1979年之后诞生于中东的政治病原体。

　　2001年9月11日，这两座高楼遭受了直接打击，引发了一场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危机，美国花费数万亿美元试图让本国免遭极端主义的威胁——方法包括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监视系统、引渡囚犯和机场金属探测器，以及入侵中东。

　　不幸的是，美国搞砸了。不管怎样——地缘政治也像生物学一样——“基地”组织的病毒发生了变异，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宿主身上获得了新的元素。结果，极端主义变得更具毒性。

　　●大衰退

　　2008年我们遭遇了全面的金融灾难。

　　这次我们都进了赌场。银行和监管程度较低的金融机构开展极其不计后果的次级抵押贷款和可调利率抵押贷款业务，然后它们和其他机构将这些抵押贷款打包成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与此同时，评级机构对这些债券的风险认定远低于真实情况。

　　整个体系依赖于房价无休止的上涨。当房地产泡沫破裂——许多房主无力偿还抵押贷款——的时候，这场金融传染病感染了大量全球性银行和保险公司，更不用说数以百万计的家庭经营的小店了。

　　我们突破了金融常识的界限。随着世界金融系统的互联程度和杠杆率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只有各国央行的大规模救助行动才避免了经济病症的大扩散以及失败的商业银行和股票市场造成的大萧条。

　　这一次可能更加危险，因为计算机交易现在占全球股票交易总量的一半以上。这些交易员利用运算法则和计算机网络以千分之一秒或百万分之一秒的速度处理数据，买卖股票、债券或大宗商品。唉，群体免疫对贪婪是无效的。

　　●新冠肺炎

　　我认为在新冠肺炎大流行这个话题上我无需多言，除了要说它同样也有预警信号。

　　保护国际的首席科学家约翰·罗克斯特伦向我解释说，当人类的快速发展导致越来越多的自然栖息地被破坏，同时人类又在那里猎取更多野生动物时，“物种的自然平衡因顶级捕食者和其他标志性物种的消失而崩溃，那些适应人类主导的栖息地生活的物种就会数量大增”。

　　必须指出的是，SARS在2003年7月之前已被控制，未能发展成全球大流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迅速隔离和许多国家公共卫生部门之间密切的全球合作。事实证明，多国合作治理是一种很好的缓冲。

　　然而，新冠病毒造成了全球大流行。全球飞机、火车和轮船网络大大扩展，全球合作与管理的缓冲却少得可怜，再加上今天地球上几乎有80亿人这一事实，这些因素使新型冠状病毒眨眼间传遍世界。

　　●气候灾难

　　你很难完全否认，所有这一切都是为我们即将迎来的、可能是最糟糕的全球灾难——气候变化——发出的巨大警告信号。

　　我不希望用气候变化这个词来描述即将发生的事情。我更喜欢“全球诡异”，因为当前的实际情况是气候变得越来越诡异。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强度和造成的损失都在增加。湿润地区更加湿润，炎热地区更加炎热，旱季更加干旱，雪量增加，飓风变强。

　　对我们来说，明智的做法是抓紧时间保护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所有生态缓冲，这样我们就能控制气候变化已经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并集中精力避免可能难以控制的后果。

　　因为，与新冠肺炎那样的生物大流行不同，气候变化不会“达到顶峰”。一旦我们毁灭亚马孙雨林或者融化格陵兰冰盖，它们就消失了——我们必须与极端天气造成的任何后果共存。

　　但与新冠肺炎大流行不同的是，我们拥有我们需要的所有抗体，能够适应和限制气候变化。这意味着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保护森林、保护生态系统和物种多样性、保护能够缓冲风暴潮的红树林，以及在更大层面上协调全球政府应对措施，包括制定目标、设置限制和监测效果。

　　回首过去20年，这四次全球灾难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黑象”——这是环保主义者亚当·苏韦丹创造的一个词。黑象介于“黑天鹅”和“房间里的大象”之间。

　　惨痛教训亟待吸取

　　严格意义上说，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如何塑造全球化是可控的。

　　或者，正如风险资本家、政治经济学家尼克·哈诺尔前几天对我说的：“病原体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变成大流行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决定以效率的名义消除缓冲物；我们决定对资本主义放任不管，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削弱我们政府的能力；我们决定在大流行期间不与其他政府合作；我们决定毁灭亚马孙雨林；我们决定入侵原始生态系统，猎杀那里的野生动物。“脸书”网站决定不限制特朗普总统的任何有煽动性的发言（推特限制了）。

　　这就是最大的教训：随着世界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每个人的行为——我们每个人给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带来的价值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因为与过去任何时间相比，有更多的人在更多时间、更多地点、以更多方式与你相互影响。

责任编辑：张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