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乘风破浪的姐姐、马斯克与病毒，是什么让这些得以流行？

　　 最近的一档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火了，不过仔细考察一下，真的是节目有多么精彩，姐姐们表演的节目有多么专业么？其实不然，更多围绕着这个节目的舆论是集中在30+、女性、成长、励志这样的话题，也就是说这个节目本身集合了一些原本散落在舆论中的那些热门的话题，并将这些话题组合为一个关于30+女性成长的“叙事”，节目真正火爆背后的动力，就是在这个“叙事”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贝特·希勒在他的著作《叙事经济学》中，提出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除了那些可以量化的数据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也就是“叙事”，在人际间传播的叙事，对人的行为造成影响，并借此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变化。

　　希勒举了一个“比特币”例子，这种电子货币在短短几年里从0上涨到3000亿美元，除了其本身真正的经济用途和价值之外，叙事在背后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与传统货币乏善可陈的叙事相比，比特币讲述的是充满创意的国际化年轻人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财富、不平等、现金信息技术改变陈旧现状的故事。

　　可能大多数讨论比特币的人都不清楚其背后的技术原理，但这并不妨碍比特币的叙事从一个署名为“中本聪”的文章开始，最终成长为一个带有神秘色彩、极具戏剧性的全球化叙事，在这个叙事背后，也伴随着无数人的财富梦想的成真或破碎。

　　除了比特币这种事件性的叙事之外，经济领域往往更喜欢人物的叙事。无论是全球科技首富比尔·盖茨，还是创新领袖乔布斯，抑或是互联网代表扎克伯格，这些关于某个人的叙事伴随着他们的事业如滚雪球般，影响越来越广泛，最近一个就是马斯克，人们对其公司和产品的了解，远不如他的私生活和各种轶事。

　　罗贝特·希勒在研究“叙事经济学”时，将叙事与流行病学关联了起来，他发现，叙事传播的规律，与流行病曲线非常相似，以拟合为钟形曲线，经历爆发、上升期、下降期最后归为平静。

　　“流行病”可能是2020年到目前为止对全球人生活影响最为深刻的关键词，普通人对病毒的传播模式也从未理解的如此透彻和深刻。如果联系起文化、经济领域的相关内容，我们会发现原来驱动乘风破浪的姐姐、马斯克以及病毒传播的背后实际上是同一种模式和力量。

　　在文化领域，叙事通过在人们在思想领域的互相影响实现不断的扩散；在经济领域，叙事不但作用于人的思想，还会影响人的经济行为，最终形成对人的思想和经济现实的双重影响；在流行病领域，病毒作用于人的身体，通过人际接触完成传播，并导致人体的感染。

　　如果忽略掉这三个领域的具体特性，就会发现，这三种模式对应的就是影响人的思想，思想加现实，纯现实三个形态，而影响的方式，就是通过一种“传播关系”的构建。这种关系如果表现在文化领域，就是“纯粹叙事”的传播，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经济叙事”的传播，表现在流行病领域，就是“病毒”的传播。

　　那么这种“传播关系”是否有着一些明确的特点呢。我们只看病毒传播模式的话，就会发现，这种传播关系中，首先要有一个“原型”，也就是最初的病毒；其次要有发展的方式，对于病毒来说，发展方式包含了两种，一种是病毒自身的变化，也就是病毒的变异，另一种是病毒在宿主间的传播，也可以理解为病毒的复制。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传播关系”是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原型”，一部分是“发展方式”，发展方式中也有两种，一种是“原型变化”，另一种是“传播形式”。

　　对于原型，在文化领域，心理学家荣格曾经说过“自从远古时代就存在的普遍意象，原型作为一种‘种族的记忆’被保留下来，使每一个人作为个体的人先天就获得一系列意象和模式。”荣格通过对神话的广泛研究和临床的治疗经验，揭示了原型和神话以及神话与艺术之间的关系。

　　在人类的叙事当中，有着无数的共同的“原型”，无论是人物类型，还是故事类型都能在各种文化中发现共同之处。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就提到了神话中人物“原型”给后世的故事带来了无限的源泉，可以说大部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都逃脱不出神话中的那些经典原型。而美国著名作家施密特在他的《经典人物原型45种》中，总结了45个供文学创作者参考的神话人物原型，他们有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欲望以及不同的命运，比如雅典娜：父亲的女儿与背后中伤者以及宙斯：国王与独裁者等等。

　　而关于故事类型，我们耳熟能详的俄狄浦斯、哈姆雷特都是在叙述着某一种故事原型，有研究者声称《圣经》中包含了人类所有的故事原型，虽然有些夸张，但实际上去看看好莱坞的类型片就知道，如果除去细节内容，就可以把上万部片子的叙事分成几类，都是在这几类的原型之下发展出来。

　　在《叙事经济学》中，罗贝特·希勒也总结了一些经济领域的“原型叙事”，比如恐慌与信心、节俭与炫耀性消费、金本位制与金银复本位制、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取代所有工作、房地产繁荣与萧条等等。就像比特币的叙事也并不是孤立的，在科技的外壳之下，包裹着古老的旁氏骗局的意味，以及资本主义初期“郁金香泡沫”的基因。

　　而在流行病领域里，病毒的原型往往是通过病毒溯源来确定的，与之相关的就是发展方式中的变异，病毒会不断的变异，而叙事也会根据时代的不同，加上不同的元素来装扮成一个新的叙事。变异往往是病毒以及叙事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宿主进行的主动改变。而在“传播关系”中，最为关键的，还是“传播形式”，正是传播使得病毒不断发展，叙事不断流传。

　　说到传播，最近有一个指标可能大众都会有所了解，这就是R0，即基本传染数，指在没有外力介入，同时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一个感染到某种传染病的人，会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多少个人的平均数。R0 < 1，传染病将会逐渐消失；R0 > 1，传染病会以指数方式散布，成为流行病；R0 = 1，传染病会变成人口中的地方性流行病。我们所熟知的艾滋病病毒R0为 2-5，埃博拉病毒R0为1.5-2.5，而新冠病毒目前还没有得出明确的R0。

　　但R0作为衡量传播的指标只能在宏观上显示出趋势，因为它是一种平均数的概念。在最近我们也经常听到“超级传播者”，也就是一个感染的患者传染了远超于其他感染者的数量。这个现象背后，其实也有传播学的理论支持。

　　二战之后，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研究选举行为的过程中，发现大众传播对人们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一个二级传播过程。来自大众媒体的影响首先到达舆论领袖那里，舆论领袖再把他们读到和听到的内容传达给受他们影响的人。

　　后来这个传播模式被称为“二级传播理论”，如今在广告营销领域，二级传播理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所熟知的KOL，后来的KOC等等都是建立在二级传播理论的基础上。核心的本质是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大量的传播可能是由少数一些节点所带来的。所以在考察一个传播网络时，最关键的就是要找到意见领袖或超级传播者，这样才会对整个网络更有控制力。

　　也许我们会惊讶，乘风破浪的姐姐、马斯克和病毒的传播背后竟然有着近乎一致的发展动力，但实际上，就如康德将人类的思维基础归结为12个范畴一样，很多时候，自然现象或社会事件背后，往往都蕴藏着同样一种原理。而这些原理的核心，本质上看就是“关系”。康德在其认识论里，将知识归结为关系的发现。人类的一切知识，几乎都是在事物和事物或事物和概念之间发现或创造的关系。

　　我们人类受到感官的限制，大多数时候，只能看到独立的事物，隐藏在事物背后的关系，往往需要用理智去思考才能获得。而世界存在的方式可能是事物的，但世界运行的方式，却是关系的。我们可以看见世界，但却需要用理智去发现关系，发现世界运行的道理。

　　人跟动物的区别也就在于，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事物，发现其背后的关系，比如因果等等，而动物却无法将事物联系成为关系。所以很多现象背后，都有着同一个动力并不奇怪，因为它们共享着同样一种关系。这些关系里，有我们熟悉的比较基础的因果关系，选择关系等，也有以上讨论过的“传播关系”。

　　无论是文化的纯叙事传播，还是经济的叙事加上行动的传播，抑或是病毒的那种使得宿主感染的疾病传播，背后都能够发现“原型”、“变异”和“复制”，如果将这些关联起来去考虑，也许未来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在身体层面的流行病，或是对人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的流行观念，可以让每个人能够在现象的背后，去发现更为稳定的本质，由此更加安稳的生存于这个行为与观念、现实和思想交汇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