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ID：zhczyj），原文首发于2020年8月8日，原标题为《何以为家？》。

　　当地时间8月4日下午6点左右，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发生剧烈爆炸，已造成百余人死亡，30万人流离失所，经济损失可能高达100亿至150亿美元（约合697亿至1045亿元人民币）。

　　8月4日，一架直升机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爆炸现场灭火。

　　黎巴嫩总理哈桑∙迪亚卜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上称，港口仓库在进行焊接作业时不慎点燃烟花仓库，引起的大火蔓延到附近的不当储存了6年的2750吨硝酸铵仓库，引起爆炸。

　　8月4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发生爆炸后建筑物大面积受损。

　　硝酸铵用途广泛，农业上可用作氮肥，采矿业和建筑业可作炸药。不当储存不仅有爆炸危险，还会大肆污染环境。贝鲁特作为一国首都和东地中海最重要的港口区，却不能妥善保管这样的危险品，国家治理能力可见一斑。

　　8月4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名护士照料三名婴儿，医院在爆炸中受损严重。

　　对于这场堪比“五分之一广岛核爆炸”的港口爆炸事件，外界很难相信是个意外。那么，这是恐怖袭击吗？势力来自境内还是境外？

　　不到百年间，黎巴嫩这个曾经的“中东小瑞士”经历了什么？

　　文 | 王博闻 瞭望智库国际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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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盘国家”难在哪儿？

　　占地仅1.04万平方公里，黎巴嫩在中东国家里仅略大于巴林，是名副其实的“拼盘国家”。

　　不同教派和民族群体把这块弹丸之地分成了若干政治势力，“协和式民主”让该国政治得以运转，但在一个没有多数派的国家，民主举步维艰。

　　贝鲁特是黎巴嫩首都。在古叙利亚语和腓尼基语中，贝鲁特意为“多井之城”，城邦的居民给缺乏淡水的贝鲁特挖掘了众多水井，让城市逐渐发展起来。

　　7月9日，一名小贩在黎巴嫩贝鲁特的街头售卖水果。

　　为了解决土地狭小的问题，贝鲁特居民在曲折的海岸线上建立了20多个半月形的海湾，奠定了该城商业贸易港口的历史地位。

　　贝鲁特往东是高耸的黎巴嫩山脉，贝卡河谷在东，地中海沿岸在西，东西两边的人们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纵横的山谷也成为了一些小众族群的躲藏地。

　　这样的地理构造，使得小小的黎巴嫩教派林立，全国公认的教派包括伊斯兰教逊尼派、什叶派，基督教马龙派，希腊正教派，亚美尼亚使徒派等共18个。

　　复杂的地理环境催生多元的族群文化，教派又强化了彼此的差异，政府难以管理。

　　黎巴嫩的基督徒是中东国家中比例最高的，他们创办了大量企业，把持着跨境贸易的命脉。

　　1943年，黎巴嫩摆脱法国委任统治正式独立。为了继续主导贝鲁特经济发展，法国选中了经济富裕且地位较高的基督徒作为后殖民时代的代言人，贝鲁特以此得名“中东小巴黎”。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世界警惕性提高，各国富豪的巨额财富不断涌向贝鲁特银行，贝鲁特经济开始腾飞。

　　然而，好景不长。1975年，一场持续近15年的内战爆发。战争严重破坏了黎巴嫩的经济发展。随着战争的结束，黎巴嫩又在富有的海外侨民的帮助下迅速恢复元气。

　　黎巴嫩是中东地区少有的能容忍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同一宗教不同教派同时存在的国家，但为了平衡各宗教派别的权力，让黎巴嫩吃尽了苦头。

　　在议会上，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席位是相同的，基督徒中大部分是马龙派。根据协议，黎总统由基督教马龙派人士担任，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分别由伊斯兰教逊尼派、伊斯兰教什叶派人士担任。

　　近年来，大国争斗与教派纷争不断交织，让该国政治局势更加复杂。

　　2016年底，属于逊尼派阵营的时任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在访问沙特期间突然宣布辞职，外界普遍认为逊尼派大国沙特和什叶派大国伊朗的角力是这一事件的主因。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这期间，作为什叶派政治军事组织的黎巴嫩真主党成立。美国和以色列将其列为“恐怖组织”并一直视为重点打击对象。事实上，黎巴嫩上空永远不乏隐形飞行的以色列无人机，无人机因故障等各种原因掉落在黎巴嫩境内也隔三差五发生。

　　2020年7月27日下午，以色列袭击位于黎以边境的谢巴农场附近山头后，引发火灾。

　　随着真主党在黎巴嫩政坛势力渐强，其支持者伊朗在黎的影响力也将进一步增强。在伊朗、沙特、美国与俄罗斯等大国的博弈之下，黎巴嫩国内政治争斗只会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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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机粮食短缺，政府还在等外援

　　近年来，黎巴嫩政府扣押了港口贸易中大量出现的非法物资，此前存放在市区内的2750吨硝酸铵就是例证。但扣押物资不难，管理物资才是难题。

　　当前的黎政坛，腐败问题和权力争斗相互重叠，导致政府并未对这些危险物品进行科学处理。

　　在贝鲁特购有地产的官员通过私人关系抗拒销毁特定物品，并以政府支付租金的方式在官员所有的库房中长期存放，让官员“躺赚”。

　　即使没有港口大爆炸，黎巴嫩也正面临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此次爆炸让黎脆弱的政治平衡摇摇欲坠，经济以近乎自由落体的速度不断下滑。自2019年10月反腐大游行发生以来，黎巴嫩镑已经贬值75%。美元已经成为黎事实上的硬通货。

　　此前，黑市上黎巴嫩镑对美元以1500：1的比例维持了很多年，目前已经降至约8000：1。黎巴嫩人甚至不能从银行取钱。大到跨国贸易，小到米面粮油，每一个在黎生活的人，不管是大学生、进出口商，还是商店店员，都在抢美元，但市场上的美元已渐渐枯竭。

　　货币贬值使该国人民，包括占人口总数30%的难民，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

　　大部分国家的粮食危机源自战乱、制裁或饥荒，在黎巴嫩却是内生的。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对无家可归的数百万人进行的无声的剥削。

　　黎政府的政治平衡术将权力分给各宗教派别的领导人，造成了寡头政治，经济改革举步维艰。外部资本的不断流入维持了这种精英交易。高利率和固定汇率制度吸引了大量投机客。

　　黎巴嫩是少数几个国外侨民人数多过国内人口的国家之一，侨民建设祖国的赤诚之心从未改变，该国数次经济重启都离不开侨民的贡献。海外侨民的汇款流入一直是重要的外部资金来源，但汇款规模已从2008年占GDP25％的高位骤降至2019年的14％。

　　在过去的8个月中，该国的精英交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反腐抗议浪潮、反抗宗派和地区分歧，导致成千上万人流落街头，油价暴跌和新冠肺炎疫情让债台高筑的国家经济体系捉襟见肘。

　　今年3月，黎巴嫩无法在到期日偿还由国家发行的12亿美元（约合84亿元人民币）债券，首次出现债务违约。

　　因为经济形势极为恶劣，债务已超过其GDP的170％，政府称该国40％以上的人口“很快将处于贫困线以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力量相当薄弱，只能选择拖欠3月份到期的债款。

　　迪亚卜称：“黎巴嫩人幻想着一切都很好，而事实上黎巴嫩却淹没在债务和债务利息的海洋中。”黎巴嫩欠下的债务总额已超过900亿美元（约合6270亿元人民币）。

　　因美元储备短缺，政府对美元提现和境外汇款采取了严格限制措施，银行业多次被迫关门歇业。金融系统的崩溃导致企业难以进行进口结算，物资短缺、物价上涨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民众生活。

　　政府寄希望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援助来摆脱金融危机。事实上，政治精英们已经习惯将希望寄托在外部援助上，但国际投资者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两难。

　　人道主义需求激增，没有外部援助，越来越多的黎巴嫩人包括叙利亚难民将堕入贫困。但事实证明，每一次的经济援助都给予寡头精英们更多弹药。黎巴嫩政府在兑现承诺上劣迹斑斑，渴求援助时极力鼓励执政精英宣扬改革决心和立场，一旦资金开始注入，承诺即被抛诸脑后。

　　2002年和2007年，法国分别主持了1场全球援助会议，黎巴嫩均提交了经济改革方案。仅在2007年，政府就获得了76亿美元（约合530亿元人民币）的金融援助和低息贷款。

　　但是，改革草草收场，当局实际上执行了的改革措施不及承诺的四分之一，即117项中的26项。在提高行政能力方面，机构改革的采用率也很低——在90个机构中有14个。即使要求政治精英之间达成较少共识和共同努力的改革措施也只有50％得以实施。

　　背后的原因很简单，有意义的经济改革将严重削弱各派别的政治权力。

　　今年5月，黎巴嫩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商经济救助计划，至今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外国投资者已经明确表示，除非政府颁布长期措施来铲除腐败，否则他们不会重新向黎巴嫩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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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动荡不堪，这艘船将开向哪儿

　　黎巴嫩仅有两个内陆海关关口，货物进口与运输主要依赖于海运港口。国内高达80％的粮食都依赖进口，国民主食面饼的主要原料小麦更是90%的供应依赖进口。发生爆炸的港口区正是小麦货运的最主要渠道。爆炸发生前，全国85%的储备谷物都在贝鲁特港，爆炸摧毁了港口粮仓中的小麦。

　　2020年6月11日，由于政府采取交通管控措施防止疫情蔓延，许多黎巴嫩年轻人选择骑自行车出行。

　　黎经济部长拉乌尔·内赫姆在爆炸发生的第二天表示，为保证粮食安全，政府需要至少支撑全国人民3个月的粮食储备，但现在剩下的储备粮“只够一个月多一点”。

　　其实，仅在过去的8个月中，食品通胀率就从不到2％上升到了150％以上。中产阶级家庭每月薪资的购买力下降了一半，街道上随处可见人们在垃圾桶里寻找食物。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混乱不堪的西亚其他地区相比，美丽富庶的黎巴嫩如同一座安全岛，遗世独立，不同意见和群体和谐共处，被冠以“中东小瑞士”的美誉。贝鲁特像巴黎一样美丽，甚至奢华之都迪拜也是按照贝鲁特建设规划的。

　　而今，大爆炸猛烈撕开了贝鲁特隐隐作痛的伤口，但民众对政府治理不善的不满和对教派冲突以及地区局势动荡的忧惧，远大于对此次意外事故的无奈和震惊。

　　在黎巴嫩，守旧势力让年轻人的满腔热血无处挥洒，政治变革遥遥无期。虽然对未来还抱有期待，但更多年轻人选择了离开。

　　而留下来的青年里，很多人在多年内耗和动荡之中走向堕落——放弃学业和家庭，投身于你死我活的教派冲突，或沉溺于麻醉品和赌博。

　　贝鲁特居民生活极不安定，入室抢劫、财产被另一教派霸占的现象层出不穷，大量难民和无家可归者流落街头，很多人无奈之下只能从事犯罪活动，“中东小巴黎”风光不再。

　　今年2月底，黎巴嫩开始暴发新冠肺炎疫情。黎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已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000例。

　　尽管确诊人数相对较少，但自7月1日贝鲁特机场恢复部分航班后，出现了大量输入病例，黎巴嫩没有严格管理入境人员，很多人回家自行隔离，造成社区感染，每日新增病例达一两百。而黎国内的疫苗和药物仓库就位于爆炸港口，目前医疗资源也已经告急。

　　在这场“堪比日本核爆炸”的灾难过后，黎巴嫩是否能增强国家凝聚力，迎来一些转机呢？

　　将政治缠斗和派系斗争长期置于事务优先序列的政府，是否会因为这次事故，痛定思痛，壮士断臂，摒弃纷争，携手治理社会问题和经济危机？

　　大爆炸发生的前一天，8月3日，黎外交部长纳西夫·希提宣布辞职，称迪亚卜领导的政府对承诺做出的改革缺乏动力。“鉴于缺乏有效的意愿来推进国内外一直敦促进行的结构性的、全面的改革，我决定辞职……我担任这个职位是为了黎巴嫩这个‘老板’服务，但我在我们的国家发现了多个利益互相冲突的‘老板’。”

　　希提言辞悲观，“如果他们不能团结一致拯救黎国民的话，黎巴嫩这艘大船将沉没。”

　　黎巴嫩人也可能不得不做好最坏的打算：在利益再平衡的过程中，政府彻底土崩瓦解，再次滑入内耗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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