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口：“九省通衢”东方最大茶港汉正街：竭力保护晋商印记“保寿硚”

　　原标题：古汉口：“九省通衢”东方最大茶港汉正街：竭力保护晋商印记“保寿硚”

　　满载茶叶的晋商商船，从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河口镇进入信江，顺流而下至鄱阳湖，扬帆北上120公里后，出鄱阳湖湖口进入长江。湖口对岸则为“万商来往之区”的重要商埠——九江。

　　九江将江西、福建、安徽三省茶区连接一处，成为长江中下游与汉口、福州并称的“三大茶市”。

　　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武夷山至九江、汉口的茶路中断。清同治年间，虽然茶路恢复，但晋商运茶线路已由武夷山起点平稳转向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两省交界处的“鄂东南茶区”。

　　随着包括晋商、徽商在内的各地商帮云集汉口，迥然不同的民风民俗汇聚，使这里形成南北融合的社会风气，汉口也成为以茶叶为主的南北物资和商品最大的集散地。

　　晴川阁傲立江畔历经几多风雨

　　9月21日9时，采访团来到武汉市汉阳区龟山东麓禹功矶上的晴川阁。“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在连绵不绝的秋雨中，采访团成员抬头仰望这座“楚天第一名楼”，不由得想起了唐代诗人崔颢《黄鹤楼》诗句。

　　长江东南岸的蛇山之巅，耸立着“天下江山第一楼”——黄鹤楼，与晴川阁隔江相望。

　　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由于汉水改道，原有汉阳一分为二，汉水之南称汉阳，汉水之北则为汉口。“崔颢写《黄鹤楼》时，还没有晴川阁。”53岁的万学工是湖北名气很大的文史研究学者，也是当地有名的收藏家。2014年，他曾经全程自驾走过“中俄万里茶道”。他说：“晴川阁建于明嘉靖年间，是当时的汉阳知府范之箴为勒记大禹治水之功德而修建，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提起大禹治水，就绕不开“荆楚雄风”石碑！

　　这通青石碑竖立在晴川阁山门与二山门间。高2.7米的碑身放置在须弥造型高0.5米的碑座上，碑首有云纹，两侧有抱鼓石。上刻“荆楚雄风”四字，苍劲饱满，引人注目。

　　碑文书写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左下侧落款“荆南观察使者剑南李拔并题”。据说，此碑来历颇为传奇。据史料记载，清乾隆三十五年，李拔来晴川阁，拜祭了禹稷行宫。敬仰大禹治水之功，钦佩荆楚百姓与战胜洪水之壮举，他于是手书“荆楚雄风”四个大字。

　　在后来一百多年的兵荒马乱中，此碑湮没于龟山东麓的泥石之中。1985年，重建晴川阁平整土地时，这通断为三截的石碑重见天日。

　　晴川阁依高台而建，重檐歇山顶的主楼朱柱红墙，傲立江畔。登上晴川阁主楼，放眼望去，长江、汉江交汇处的长江水道商船汽笛啸啸，沿江商圈的繁华喧闹，尽收眼底，一览无遗。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汉口开埠。“长江、汉江航运贸易，尤其是茶叶贸易总量猛增，汉口本就是‘万里茶道’重要水运枢纽，逐步成为全国最大港口之一，码头樯桅如林，街市商贾云集。”万学工说，紧邻沿岸各大码头，雄踞龟山东麓禹功矶上的晴川阁，就像一座航线上的灯塔，见证着“万里茶道”的鼎盛繁华。

　　在万学工眼里，晴川阁不仅是武汉的历史文化古迹，更是一处极具政治意义的历史坐标。“曾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在晴川阁会见过俄皇太子尼古拉。”万学工说，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沙俄皇太子尼古拉到访汉口。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其会面，共商茶叶贸易发展大计，而会面地点正选在可尽览汉口茶港之繁盛的晴川阁。“这位俄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地利成就汉口“东方茶港”美誉

　　身份显赫的俄皇太子缘何亲临汉口？“显然，与当时的茶叶交易关系密切。”万学工说。

　　汉口兴盛于明清时期，以商业贸易为起始。提起汉口，人们总用“九省通衢”加以诠释。“所谓‘九省’，是指云、贵、川、湘、粤、秦、晋、冀、豫九个省份。”万学工说，除“九省通衢”外，汉口还有“九省之会”“七省要道”“八达之衢”之称，可见其交通之发达便利。

　　17世纪初，茶叶传入欧洲并受追捧，并掀起“宁可一日不食，不可一日无茶”之风潮。清雍正六年（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由晋商开辟的连接华夏南北、贯通亚欧大陆的“万里茶道”逐步形成。

　　在龙王庙码头遗址附近，是长江、汉江分界线，滔滔的两江河水泾渭分明、汇成一处。

　　龙王庙码头始建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汉口港从汉江边的龙王庙到丹水池长达15公里，依次有老官庙、杨家口、武神庙、沈家庙、接驾嘴、四官殿、柯家码头、龙王庙八大码头。”万学工说：“当年，汉口港沿岸停泊满载茶叶等各种货物的商船。曾经有人估算，每天停泊的商船可达2.5万艘之多，每天在码头上忙活的工人和运输茶叶的船工多达10万之众。”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汉口开埠，成为南北物资和商品最大的集散地。后来，随着南方各产区的茶叶经由水路汇集于此，汉口一跃成为世界顶尖的茶叶集散地。

　　有数据显示：至18世纪，中国砖茶在俄国乃至整个欧洲，培养了固定而庞大的消费群。20世纪初，中国茶叶垄断了世界茶叶市场的86%，而汉口运出的茶叶更占国内茶叶出口总量的60%，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茶叶集散地。当时，从汉口运出的茶叶占全国对俄输出茶叶总量的95%。

　　看到商机出现，包括俄商在内的外国商人纷至沓来，在汉口纷纷建茶厂、制砖茶，将神奇的“东方树叶”制成各式砖茶，经由“万里茶道”运输至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

　　随着“东方茶港”的美誉远播海内外，“万里茶道”上的汉口显示出了强劲的国际辐射力：不仅是茶叶贸易的重要国际关口，也成为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近代城市。

　　访昔日汉口找寻异国茶商遗迹

　　众所周知，武汉由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组成。然而，在如今武汉的13个市辖区中，已找不到“汉口”这个行政地名。

　　汉口是指武汉长江西北、汉江以北的地域，东南隔长江与武昌相望，西南隔汉江与汉阳相望。这座在民国时期成为“中国第一个直辖市”的城市，1949年以后，被分为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

　　在万学工的带领下，采访团来到江岸区兰陵路、鄱阳街附近的“汉口历史文化风貌街”，这里保存着大量的欧式建筑，街道两侧浸透出浓郁的异国情调。

　　在洞庭小路附近，一座清水红砖外墙斯拉夫式别墅吸引了采访团的注意。原来，这座别墅是俄国茶叶商人李凡洛夫的公馆。

　　1861年，李凡洛夫来湖北从事砖茶制作和经销，两年后在崇阳建“顺丰茶砖厂”，后迁至汉口。1871年，他在汉口设立长江首个工厂专用码头——“顺丰茶栈码头”。1919年，在公馆居住了17年的李凡洛夫离开汉口前往美国。

　　据万学工介绍：“顺丰茶栈码头”原址位于黎黄陂路与兰陵路中间段的马哥孛罗酒店门前。一直到上世纪末，“顺丰茶栈码头”仍然存在，后来在汉口江滩改造时被拆除。

　　2019年8月，汉口江滩万里茶道文化园项目基本完工，入口就是中式风格的“顺丰茶栈码头”牌坊。

　　“当时，在汉口还有一家俄国茶厂，名为‘新泰’，厂址就在兰陵路上。”万学工说，1891年4月21日，俄新泰砖茶厂庆祝建厂25周年，在汉口列尔宾街（现兰陵路）新泰茶叶公司举行盛大庆典，俄皇太子尼古拉作为重量级嘉宾出席。

　　当时，俄新泰砖茶厂两位厂主托克马可夫、莫洛托可夫，阜昌砖茶厂厂主，皇太子表兄巴诺夫，以及其他在汉口的俄国茶商均出席活动。听取巴诺夫代表俄国茶商在汉口的业绩汇报后，俄皇太子非常高兴并即兴祝辞：“万里茶路是伟大的中俄茶叶之路；在汉口的俄国茶商是伟大的商人；汉口是伟大的东方茶港！”自此，“东方茶港”之美名在俄国茶商中流传开来。

　　如今，在兰陵路上还残存着一道约六七十米长的红砖高墙，为新泰砖茶厂厂房遗址；在相邻的一座小区内，一座红砖修砌的四层楼房，为该厂当时使用的水塔。

　　在沿江大道上，一座5层钢筋混凝土结构临街转角大楼，悬挂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湖北局”的牌子。

　　这座建于1924年的“新泰大楼”，是新泰砖茶厂由于茶叶业务扩大，于1921年动工兴建的。

　　万学工说，19世纪末，俄国茶商所建的顺丰、新泰、阜昌3家茶厂，均开始使用蒸汽机技术生产砖茶，年产值白银5300余万两，奠定了汉口在世界砖茶输出市场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羊楼洞到汉口晋商与俄商交锋

　　9月19日上午，采访团来到湖北省咸宁市所辖赤壁市（古称蒲圻）羊楼洞明清石板街，在庙前街上，看到一处“长裕川”茶庄遗址。

　　羊楼洞地处赤壁西南26公里处的湘鄂交界要冲处。明清时期，为蒲圻六大古镇之一，素有“砖茶之乡”之美称。

　　据随团山西学者张维东介绍：清嘉庆年间，祁县晋商渠家“长裕川”在羊楼洞开始制作青砖茶、红茶。这处“长裕川”茶庄遗址是后来渠家开始机械化制茶时的厂房，年产茶砖4000担。“长裕川”茶庄遗址仅是晋商当时在羊楼洞制茶时的一个缩影。从羊楼洞祁县渠家“长裕川”茶庄可以看出，到南方办茶的晋商一直在不断寻找适合自己经营的茶源地，以备瞬息万变的市场之需。

　　清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两年后，南京被攻陷。随后十多年的战乱，使长江下游沦为战场，武夷山至九江、汉口的茶路中断。

　　清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收复南京，武夷山通往中原茶路虽然得以恢复，但晋商运茶线路已由武夷山起点平稳转向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两省交界处的“鄂东南茶区”。

　　吸引晋商的原因很简单，“鄂东南茶区”一带自然环境好，茶叶质量上乘。更重要的是，与武夷山为起点的茶路相比，运输距离明显缩短，成本较低，利润率相对高。

　　相形之下，随着机械化生产的新生产方式的引进，无疑对仍然沿用手工传统工艺制砖茶的晋商市场，形成了巨大挑战。

　　也就在此阶段，晋商与俄商在茶叶贸易上的竞争日趋显现，从之初的交手羊楼洞，一直将商战延续到了汉口。

　　其实，晋商在“鄂东南茶区”的经营活动，时间长达一个半世纪，占据了大半个江山。1861年以前，羊楼洞一带的茶叶加工和贩运一直由晋商垄断。

　　据史料记载，在清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太谷祁县商人合伙经营的旅蒙商“大盛魁”，祁县渠家、何家、乔家，榆次常家、平遥朱家等先后陆续到“两湖茶区”一带种茶、制茶、贩茶。

　　适于种茶的自然生态环境，加之良好的交通地理位置，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当地诚实守信、可以信赖合作的乡绅阶层，吸引了山西茶商。

　　张维东表示，当时的晋商对鄂东南茶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把自己长期经营茶叶生意中较系统掌握的茶叶种植、加工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当地农民。在晋商指导下，采用压制技术，生产出了青砖茶，在木制平压机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一种铁压机，并引进蒸汽机、水压机、烘干机，不断提高了产品质量，逐步实现了由小型的手工业作坊逐步发展到规模较大的机器生产的工场。“茶产业的兴盛，使蒲圻、崇阳、咸宁山区百姓皆以茶为业，务茶的园户大大多于栽禾的田户，为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推动了近代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随着拥有雄厚资金的晋商在羊楼洞大显身手，使得这个鄂南小镇迅速崛起，随之成为中国砖茶的发源地之一，“洞茶”远销西北边疆、蒙古草原、俄罗斯等国家与地区。

　　正源于此，羊楼洞一带就成为晋商与俄商围绕茶叶加工、运输、销售等激烈竞争的地方。

　　汉口开埠，茶市对外开放，茶叶贸易成为最大的国际贸易，英、俄、日商人接踵而至。到19世纪中后期，外商与国内各大商帮直接参与茶叶贸易，带动了金融业、运输业、建筑业及市政建设等的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其中，俄国人特别重视汉口的茶市。

　　清同治元年（1862年），中俄在北京签署《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山西学者张维东认为：“这个章程的签订奠定了以后大半个世纪中俄贸易的基础，俄国商人从此获得可以直接深入到中国内地采买茶叶等商品的权利，并且获得进入天津港口岸缴纳复进口税比其他国家商人低三分之一的特权，它将中国的广大市场纳入俄国的商品经济运行体系，俄国商人获得巨大的利润，俄国政府也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

　　从那时起，俄商进入汉口茶市，并且直接深入到鄂南的羊楼洞，开设顺丰、新泰、阜昌3个茶厂。1874年，3个茶厂又迁回汉口。“不须通过中介的华商，俄商自行收购加工砖茶，通过长江的黄金水道运到上海，再海运北上天津，到张家口，沿张库大道输往恰克图至俄国境内。”张维东说。

　　从1891年开始，俄国运往本国的茶叶全部从上海运往海参崴，废弃陆路运茶。后来，俄商又打通了从汉口到上海经马六甲海峡，往红海，穿越苏伊士运河进入黑海之滨的敖德萨的海上通道。1905年，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通车，汉口港出口俄国的茶叶全部实现了水陆联运。“用蒸汽机压茶，效率高、产量大。水陆并运，成本很低。”张维东说，相形之下，晋商因厘金税赋负担很重，成本较高，利润微薄，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勉强维持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俄商撤离，茶企停办，市场才出现转机。

　　不能否认的是，也就从那时开始，由晋商开辟的“万里茶路”进入了垂暮期。

　　晋商遗迹遭战火涂炭已不再

　　特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众多晋商较早就来到汉口，经营项目除茶叶外，还有烟叶、布匹、药材、丝绸、瓷器、竹木和桐油等。汉口既是晋商转运茶叶的中心，也是在华中地区的金融中心。

　　据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汉口山陕西会馆志》记载：山陕商帮此时在汉口已汇集了上千家商号。在汉口18家票号中，有17家是山西财东开设的，其中“平遥帮”8家，“祁县帮”6家，“太谷帮”3家。

　　作为大本营，清顺治初年，山陕商人就在汉口建起关帝庙。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又在原关帝庙的基础上兴建“山陕西会馆”。占地面积26310平方米，耗银30万两，规模宏大，气势壮阔，规模为当时汉口各地会馆之最。

　　清咸丰二年（1852年），山陕西会馆被太平军焚烧。1870年至1895年，山陕商人再次集资重建，历时25年，耗银27万两。在几次修建中，主要捐资行业有23帮，红茶帮、盒茶帮和卷茶帮位居前列。

　　可惜的是，1937年，这座国内规模最大的山西会馆，在日军的空袭中被彻底摧毁。如今，只是“山陕北里”“山陕南里”“山西巷”等街道名称仍沿用。

　　9月21日下午3时，采访团一行来到设立汉正街管委办公区的“汉正街博物馆”，看到一通2005年出土的砂石质碑，依稀可辨认出“旅汉山陕西会馆界碑”字样。“汉口山陕西会馆曾是全国修建规模最大、最豪华的会馆。”69岁的王汗吾曾任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副巡视员，是有名的地方志专家，“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曾驻扎会馆指挥与清军作战。”

　　汉口“山陕西会馆”内其他建筑不说，春秋楼高有七丈，“飞翚四耸，上出云霄，楼上供奉关圣帝君像”“与晴川、黄鹤二楼鼎峙相望”，其豪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如今，“山陕西会馆”遗址就在武汉硚口区西北隅循礼坊夹街，也就是现在的汉正街多福路与中山大道交叉路附近，其遗址上已被后来修建的工厂、企业、商业楼及居民区所覆盖。而“旅汉山陕西会馆界碑”是目前唯一仅存的与汉口山陕西会馆有关的物证。“原来，晋商在汉口留下的带‘川’字的老商号商铺很多，现在都没有了！”王汗吾透露，在武汉，百年以上的古建筑仅有四五百座，“其中与晋商有关的古建筑微乎其微，‘晋商’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标志，保护挖掘这段历史迫在眉睫。”

　　曾经晋商集资兴建的保寿硚犹存

　　在汉口，用石头修建的桥，被称为“硚”。“在汉正街，有保寿巷、多福巷、延寿巷等地名，其实原来都是‘硚’。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只知有‘巷’，而不知有‘硚’。”王汗吾想起了前些年自己参与保护与晋商历史有关的保寿硚的一段经历。

　　在汉正街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楼前，一座老式石桥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当年经包括王汗吾在内的当地各界人士奔走呼号后保留下来的“保寿硚”。

　　南北走向的保寿硚位于山陕西会馆遗址南端，南临长堤街，北靠中山大道，东临延寿巷，西临多福路。桥面总长12.2米、宽3.16米、高1.2米，主桥体由8块麻石的大梁构成。

　　据《硚口区志》记载：保寿硚又名玉麟桥，始建于清康熙初年（1662年），在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由山陕水烟号商人集资重修。《山陕西会馆志》记载，保寿硚正对山陕西会馆的后门，其附近是属于会馆的房屋、田地、湖塘，修桥是为了方便人们过玉带河、黄孝河，到后湖府河去。

　　历史地图显示：当时长堤街外围是低洼水滩地，为了到后湖，人们逐渐在玉带河上筑堤、筑桥，形成河网地带。“一两公里长的玉带河上，有33座桥，其中有保寿硚、万寿硚、延寿硚等。”王汗吾说，随着填河造地建房，这一带又逐渐形成商业街市。

　　在1988年12月10日，武汉市政府就确认保寿硚为市文物保护单位。然而，后来随着附近环境整治和变化，河道逐渐废弃，被填平成街道，保寿硚成了保寿巷的一段路面。

　　2014年底，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项目动工。在拆违过程中，保寿硚重见天日。王汗吾等人得知消息后，为了能保留下这座百年古桥开始奔走呼号。

　　由于保寿硚低于地平面，地质情况复杂，桥体损毁严重，修复难度很大。2016年，为了最大程度还原保寿硚原貌，经湖北省、武汉市文物、地质、桥梁、建筑等多方专家多次现场勘测论证，开发商决定先将保寿硚平移出去，原址打造下沉式广场，建成后再将保寿硚迁回原址。

　　2019年8月25日，经过多年的修补重建，保寿硚以最原始的模样出现在市民面前。

　　“一段历史，要有东西看，要有实物来印证。”在王汗吾看来，有350多年历史的保寿硚，不仅是硚口区最后一座古石硚，是硚口区成为“硚口”的历史见证，也是武汉硚口区发展的缩影。“更重要的是，它由晋商集资兴建，是当时市民公益精神的体现，也是汉正街乃至汉口商业文明的重要见证和地理标志。”

　　据王汗吾透露，现在武汉三镇城区内，建于1840年以前的古建筑只有“四塔二桥一牌坊”7处，即洪山公园的无影塔、洪山宝塔，黄鹤楼的胜像宝塔，汉阳公园的石榴花塔；武昌的白洋桥、汉口的保寿硚；汉阳的共勉街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