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学霸上榜清华大学“最强本科生”！排名第二|答辩会|本科生|学霸

　　原标题：长沙学霸上榜清华大学“最强本科生”！排名第二

　　11月12日下午，2020年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本科生）答辩会在法律图书馆报告厅举行。15位候选人先后分享各自在清华园的成长经历。

　　答辩现场视频

　　15位候选人完成答辩后，现场评委投票，选出了前10名单。第二名谢廷玉，是来自长沙的学霸。(详情附后)

　　一起来认识他们：

　　据了解，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于1989年设立，是学校授予在校学生的最高荣誉。今年是特等奖学金评选办法修订后实施的第二年，在以往评选的基础上，学校一方面强调以德为先，引导和培育优良的学风，另一方面也严格评审的流程，充分发挥公示环节的监督作用，希望特等奖学金的获得者，能够充分地体现清华人肩负使命、追求卓越的勇气和担当。

　　大学奖学金作为学校授予在校学生的荣誉，对学子追求卓越有着莫大鼓舞。国内顶尖大学的最高荣誉奖学金分别有哪些？一起来看——

　　国内顶尖大学

　　最高荣誉奖学金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是清华大学荣誉最高的奖学金，奖学金金额为每人15000元。

　　北京大学：五四奖学金是北京大学校设年度最高荣誉奖学金，奖励金额12000元/人。

　　浙江大学：竺可桢奖学金每次评选24名，其中研究生12名、本科生12名。获奖学生由学校颁发竺可桢奖学金荣誉证书、竺可桢奖章一枚和奖学金30000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沫若奖学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的最高荣誉奖学金，奖金额度为10000元。

　　南京大学：2017年设立栋梁奖学金特等奖为南京大学学生最高荣誉奖学金，奖励额度为人民币20000元/人，每年评定人数不超过20人。

　　同济大学：“同济大学追求卓越奖”是学校最高奖项，评奖范围包括教师、学生、岗位任职人员、校友等，其中追求卓越学生奖研究生、本科生各3名，每人奖励人民币5万元；追求卓越学生提名奖，每人奖励人民币3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入围前十的来自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谢廷玉

　　是长沙市麓山国际实验学校的2017届毕业生

　　作为湖南省唯一一名清华大学2020特等奖学金获得者，谢廷玉同学的实力究竟有多“硬核”？一起了解一下……

　　谢廷玉，男，人文7班，入选“林枫计划”第七期，清华大学“英华学者”计划。曾任班级团支书，人文学院学生会内联部部长、学生会主席，校团委学生科创中心学推组组长。曾获一二·九奖学金，大成国学人才奖励基金、清荷奖学金、清华大学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

　　哲学系夏莹老师曾教导我，要关注现实问题，先要找到理论志趣，厚积薄发。在学习过程中，伦理学和马哲逐渐成为了我最关注的方向，我也在学习和科研中不断深化对它们的理解。

　　大三时，我在李义天老师的指导下主攻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塔克-伍德命题”。在此期间撰写的《塔克-伍德命题再讨论》获选为林枫计划第七期优秀结业论文，以第二作者身份与老师合撰的《塔克-伍德命题的后半段》发表于《伦理学研究》（CSSCI收录），该文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研究”的成果。

　　在大三，我与同学立项研究饭圈文化，其阶段性成果《饭圈文化的哲学省思》发表于光明日报客户端，在知乎、微博等平台引发了一系列有关饭圈的讨论。大三暑假，我成为新京报实习记者，为新京报书评周刊公众号撰写了《“晦涩而深刻”的满分作文，是如何误解了哲学？》；在本雅明逝世八十周年之际，我与新京报的同事举办圆桌笔谈，让公众领略他的爱与思。

　　英华学者

　　“英华学者“项目，全额奖学金资助优秀清华本科生赴牛津等海外名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国际访学。在访学结束后，谢廷玉同学用文字记录了他的访学生活。

　　谢廷玉：青春的英雄主义和真实的怕与爱

　　“少年强则国强”，我们总是喜欢用一种昂扬和憧憬的态度来描摹青春，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时代中，“青年”往往有一个相同的地位——解决问题的新生力量。

　　今年的五四青年节之后，《新京报书评周刊》节选了意大利学者罗伯特·哈里森《我们为何膜拜青春》中的段落来解释这样一种“膜拜青春”的情结。哈里森认为，“爱新”是一种推动人类进步的本能性力量。就像《安提戈涅》中《人之颂》所说的一样：“他无畏在惊涛骇浪中航行，懂得用犁头驯服土地……他创造了语言，他发明房屋，找到治疗疾病的药方，创制出法律和正义。”这样的本能驱使人走向陌生的领域，扩展能力的边界，以求新、好奇、挑战的英雄主义气质来改变他所身处的周遭世界。

　　这里的“青年”不仅是年龄上的幼态，更指涉一种富有活力的精神状态。哈里森引用爱因斯坦晚年的回忆——他曾说他在物理学上的所有突破都源于一个事实：不管在心灵还是精神上，他一辈子都是个小孩。一切的创新都有赖孩提一般的好奇和青年一样的蓬勃斗志，这些怀着青春的心态来缔造未来的人，被看作是这个时代的愿景家，他们的身上蕴藏着改变世界的可能。

　　回想起来，初入“英华学者”项目的时候，我心中应当是或多或少怀着这样的激情与理想。“英华沉浮，洋溢八区。普天所覆，莫不沾濡。”从名字到内容，这都是一个充盈着浪漫主义色彩的项目，蕴含着一种“改变世界”的浪漫主义的希望：认识一些其他领域的优秀同学，共同组建一个有归属感的集体；和罗德学者产生交集，沉浸在世界一流大学的氛围当中；享受“定制化”的课程，见识学术海洋的丰富多彩；开眼看世界、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发展；培养全球胜任力，坚定报国信念。

　　然而，就在我交换期间的第二个学期，疫情来袭。正是这段经历向我呈现了一种不太一样的“青春”和“青年”的样态。

　　在疫情的步步紧逼之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事关生死的紧张与凝重。3月3日，英国进入“延缓”阶段。3月5日，有消息说一位牛津大学新学院的合唱团成员出现了疑似新冠病毒感染的症状。3月8日，学校里有了第一例确诊病例。3月10日，赫特福德学院的一位研究生确诊，当晚，英国卫生部副部长确诊。3月12日，牛津的确诊人数上升到五人。然而，比疫情更让人焦虑的是回国的航班。3月15日，大面积航班调整，我原定于16日回国的航班也在取消之列。直飞和中转联程机票几乎售罄，而剩下的中转机票大多需要中转地过境签，或在中转机场滞留较长时间。同时，各个中转国的政策几乎每天一变：泰国取消落地签，新加坡只能海关外转机，日本需要更换机场……一些同学开始开辟新航路，探索中转开罗和埃塞俄比亚的方案。

　　疫情是平凡生活中的一次断裂，它将最真实的焦虑、畏惧和无奈呈现出来，似乎在告诉我，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我在回国之后与留守英国的李殊凡有过一次对话，她原本为春假制定了一系列充实美好的计划——在牛津划船，去苏格兰玩耍。但现在，她只能自我隔离。往日熙熙攘攘的街道早已空空如也，她不无伤感地说：“我虽然呆在牛津，但牛津好像自己离开了。”

　　爱与怕相辅相成，体会过真实的焦虑和无奈，才会逐渐意识到，属于青年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需要另外一些东西作为支撑，而这也是我在“英华学者”的集体氛围中的所思所感。

　　从3月12日到14日，鉴于机场和飞机都是感染高风险区域，我们一直在筹备回国所需的防护设备。几位口罩大户无私地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口罩，我也从队友们手中拿到了酒精消毒湿巾和免洗洗手液。在英华队伍组建之初，我和其他同学的相遇本质上是一场纯粹偶然的际遇，就像集体住宿匹配室友一样匹配了一群人异国共处，但在长时间的相处，以及疫情带来的压力之下，我们成为了一个愿意互相扶持的“命运共同体”。这或许印证了小说《鼠疫》当中的一段对话：里厄医生问塔鲁是否知道有一条通往安宁的道路——“有的，那就是同情心。”

　　同时，在疫情期间，我看到了很多90后走上前线。他们是我的同龄人，此刻却已经肩负重担，他们或许并不光鲜，也不浪漫，但正是这样一个个普通的、脚踏实地履行自己责任的人，完成了与疫情抗争的使命。同样是在《鼠疫》里，里厄医生对文艺青年朗贝尔说：“我又必须向您说明：这一切不是为了搞英雄主义，而是实事求是。这种想法可能令人发笑，但是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

　　回国之后，随着国内的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我也逐渐解除了“疫情模式”，回归到正常节奏之中。疫情没有让我的学业受到太大影响——我继续以远程上课的形式完成学期安排。对于我所选择的美学、社会学思想和知识论三门课程，圣彼得学院也都帮我联系到了负责任的老师。以视频的方式和自己的导师见面，虽然最初略感违和，但却也有一种奇特的温暖与心安，就像意大利学者塞尔吉奥·本韦努托所说的：“今天，我通过与她（他）保持距离来表达我对对方的爱。这是一个悖论。别人越是和我保持距离，我就觉得自己和他们的距离越近。”疫情让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扶持变得真实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