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多瑙河畔的“神医” ——理查德·傅莱|聂荣臻|奥地利

　　原标题：来自多瑙河畔的“神医” ——理查德·傅莱

　　在唐县晋察冀烈士陵园，安葬着一位为中国人民抗日、解放和建设事业而奋斗的奥地利大夫——傅莱。在中国工作生活的65年里，他不但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也参与和见证了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中国人民亲切的称呼他为：来自多瑙河畔的“神医”。

　　傅莱，原名理查德·施泰因

　　傅莱17岁秘密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因积极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而遭到纳粹追杀。虽然远隔重洋，但他早已听说过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事迹，因为觉得这样的组织和他的信念、追求一致，他毅然选择跋山涉水前往中国。1939年1月15日，这位19岁的奥地利青年医生历经28天的航行后，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傅莱先后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苦寻中国共产党组织，几经辗转终于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口信：欢迎他到晋察冀军区工作。这一消息让傅莱喜出望外，感觉“像黑暗中看到了曙光，像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不久，他便在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护送下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并见到了聂荣臻司令员。傅莱原名理查德·施泰因，聂荣臻对他说：“你是追求自由找到八路军的，叫这个名字很好（‘傅莱’是德语‘自由’的谐音）。”傅莱非常喜欢这个名字，终其一生都在使用。

　　傅莱对在中国继续从事医学工作的安排非常满意，他拿着聂荣臻亲笔签署的任命书来到白求恩卫生学校。尽管生活十分艰苦，战斗环境非常残酷，傅莱一直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战斗在前线，一边担任教学，一边参加战地救护和部队卫生工作，此外他还克服艰苦条件，积极进行医学科研。

　　傅莱在抗日前线诊治八路军伤员

　　傅莱经常随军区卫生部检查团到分区和战斗部队检查卫生工作，目睹了边区伤病无药可治的严重情况。而此时，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青霉素已在英、美等国用于临床。于是，傅莱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1945年初，在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后，傅莱带领两位助手，在延安城东柳树店中国医科大学内，自己动手建起生化研究室（土法生产粗制青霉素的小作坊）开始研制。没有培养细菌的恒温设备，傅莱就用一个土屋当实验室，在里面垒炕烧火，以保持恒温；没有功能齐全的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大小不一的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就定时进入恒温培养间，抱着发酵瓶振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没有空气过滤器，就用打气筒把空气先通过一个装有无菌棉花和滤布的小管，除菌后再通入发酵罐底部，来保证培养液中有足够的溶解氧……就这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1945年，傅莱和他的两位助手开发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粗制青霉素。这对于缓解我军用药困难，尤其是对于减轻战士外伤感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194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被批准，聂荣臻亲自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有着标准的西方人长相，但在傅莱心中，从来没把自己当成过外国人。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之机，傅莱经过积极申请，加入了中国国籍，完成了从一位国际友人到中国人的转变。

　　1961年，傅莱的父亲在奥地利去世，傅莱回奥地利探亲，这也是傅莱离开家乡后第一次回国。他和父母的感情非常深厚，此前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这次母子相见，母亲很想让他留在身边。而当时正值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很多人猜测傅莱不会回来了。但出乎意料，傅莱按期回到了中国。傅莱说：“说实在的，我从没想过要离开中国，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事业在中国。比起西方某些发达国家，中国的物质生活水平不算高，我确实也吃过一些苦，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吃的苦远远没有中国普通战士和老百姓多。即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学员们有时吃黑豆，我和柯棣华等却能吃小米，到延安后还有大米、白面吃；一般教员要两人合点一盏油灯，而且只许点一根捻，由于我有近视，聂荣臻司令员批准我单独用一盏油灯，点两根捻……”

　　2004年11月16日，傅莱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他曾当选第六届至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多次受到政府表彰，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卫生部科学贡献奖。遵照他的遗嘱，他的遗体捐赠给中国医疗事业作研究之用，而他则安葬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唐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