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高考回忆录 | 魏辅文：靠“适应”走过一波三折求学路|魏辅文|大熊猫|院士

　　1964年，魏辅文出生于重庆市云阳县。家中共有七个孩子，全靠做小学教师的父母，用不算宽裕的工资养活。

　　作为家中幼子，魏辅文被寄予厚望。小学四年级，他就被父母送到当地最好的学校，远离父母求学。

　　从东风小学到云阳中学，再到一步步走上学术研究的大道，这一路上，魏辅文的求学生涯有过三次“微调”。第一次是中考，那是1978年，中国恢复中高考统一考试制度的第一年，他本来想读中专，填报了河运和造船专业。结果因为考试成绩太好，被云阳中学提前调档，进了重点班，读起了高中。第二次是1980年的高考，他本想学医，却最终进了南充师范学院。本来以为会读数学系，结果读了生物系。再后来，对育苗相关的遗传学知识感兴趣的他，研究生报考了华南师范大学，但最终却进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知名研究者胡锦矗门下，成为胡锦矗带的第一届研究生。

　　198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魏辅文进入西华师范大学珍稀动植物资源研究所工作。

　　1994年，魏辅文到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王祖望先生和冯祚建先生。1997年魏辅文获得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学位，后继续留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

2017年，魏辅文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受访者供图

　　20世纪90年代，动物所正处于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大潮中，老一辈的生态学家们鼓励学生用微观手段去解决宏观的科学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魏辅文逐渐走上了“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科学研究道路。

　　魏辅文超过一半的人生，都扑在大熊猫、小熊猫等濒危动物保护生物学研究上。他率先将种群基因组学、宏基因组学、比较基因组学等新技术引入到大熊猫研究中，阐明了大熊猫的种群历史、濒危过程及演化潜力；揭示了大熊猫在食性转换和特化历程中如何在形态、行为、生理、遗传和肠道微生物等方面产生适应性演化的规律；阐明了栖息地破碎化导致大熊猫孤立小种群崩溃的机制，推动了国家大熊猫放归和栖息地廊道建设工程的实施。

　　2017年，魏辅文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于2018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2021年又当选为欧洲科学院院士。

　　作为保护生物学家，魏辅文目前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从事濒危动物保护生物学研究，兼任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我这一辈子，感悟最多的，就是‘适应’二字。”研究大熊猫多年，什么原因让这个物种从千万年前延续至今？他认为是适应。“无论是我的个人经历，还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都是因为适应，才能一步一步，走出一条路来。”

实验中的魏辅文。受访者供图

　　魏辅文本来想去看看大海，结果命运让他进了高中；他想学医，又阴差阳错一头撞进生物系……命运的几次转折，让本来想要和父母一样做“光荣的人民教师”的少年，一步步攀上科学研究的更高峰。

　　“人有时候是被命运改变的，你必须去适应。就像大熊猫，几万年来，同时期的剑齿象灭绝了，它还能活下来，靠的就是适应和努力。”上世纪80年代起，魏辅文在秦岭、邛崃、岷山等多地进行野生大熊猫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同时用新的技术手段，破解着大熊猫这一古老物种的诸多科学之谜。

　　“高考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时隔40余年后，回忆起自己1980年参加高考的那个夏天，魏辅文依稀又看到了16岁的自己。岁月迢迢，如今已知天命，但曾经朴素的、求知若渴的情怀，仍然在他的心中荡漾。

　　一波三折求学路

　　新京报：在你整个求学的过程中，家庭有着怎样的影响？

　　魏辅文：小学四年级我就离开家乡的村小，到了云阳县的东风小学，那是我们当地最好的学校。

　　因为我父母都是小学老师，他们就觉得要读书才行，就把我送到县城，离开父母住在我二姐夫家里。

　　后来我从东风小学考到了云阳中学，那会儿很穷。考大学的时候我读寄宿学校，最后那半年，我妈妈在县城里租了一个小房子，天天给我做饭。我妈妈算是很早的一批陪读妈妈。父亲不爱说话，但是影响也很大。我们整个家庭都有个共识，我参加高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新京报：你高中的时候成绩在班里的排名如何？

　　魏辅文：中等。初中的成绩一般是排在前面，上了高中以后，全县各个区上中学的人都来了，把全县最优秀的人招到这个班上。那个时候我们一班是最好的班，配的都是当时中学最优秀的老师，数学老师是北大毕业的。我们这个班上最后百分之七八十都上大学了。那会儿谈不上什么学习压力，我只有14岁，高中毕业的时候是16岁。反正就是学嘛，没什么特殊的。

　　新京报：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当时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魏辅文：我们家七姊妹，唯一就是我能够参加高考。那会儿家里条件都不太好，就靠父母工资加起来的五六十块钱养我们一家九口人。我最初只想读个中专，读了高中是意外。

　　新京报：你是哪一年参加的高考，当时填报的志愿是什么专业？

　　魏辅文：1980年，高考恢复后的第四年。那时候我爸爸生病，让我有了学医的想法，报了泸州医学院的儿科。后来没录取上，就到了南充师范学院（现西华师范大学）。我本来填报的志愿是数学系，因为我爸爸是小学数学老师，我中学的数学老师教得很好，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对数学感兴趣。结果我被分到了生物系。

　　新京报：还记得当年高考的分数吗？拿到成绩时是什么感觉？

　　魏辅文：反正比本科录取线高30分左右。很高兴很激动，能进哪个学校不晓得，但是肯定是考上了。我在我们班上成绩不是特别好的，也就是中游，那时一个班50多个人，40多个人都上了大学。

刚进大学时的魏辅文，稚气未脱。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没读到最理想的专业，当时有没有觉得遗憾？

　　魏辅文：没啥遗憾的，能有大学上就很不错了。而且这也不是我第一次遇到奇妙的变化。1978年恢复初高中统考时，我刚好初三，本来是想去读中专，尽快工作减轻家庭负担。结果因为成绩不错，被云阳中学（时为四川省云阳中学，现重庆市云阳高级中学）第一批次把我档案调走了。我成了重点班的学生，中专也就没得上。我记得当时我应该是报了一个河运还是造船的中专，想出海去看看。结果中专没读成，反而去读到了高中。也还是高兴，既然考上了，就认认真真去读。

　　路灯下苦学的大学时代

　　新京报：上大学时你才16岁，进大学之后的感觉如何？

　　魏辅文：我那会儿还是小孩子一个，啥也不懂。到了大学之后，就跑到南充的嘉陵江大桥下拍了一张照片，心情很激动。我进大学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他们都不告诉我，等放假的时候才告诉我，家里面怕影响我学习。我爸爸去世的时候叮嘱哥哥姐姐，说你们要把虎儿供出来，虎儿是我的小名。

　　新京报：上大学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魏辅文：肉眼可见的是长高了。进大学之前我身高1米55，上大学长了10厘米。进大学之前吃不好，到大学了每天早上要吃两个馒头。我的6个哥哥姐姐中，除了条件比较差的之外，有4个每月给我5块钱，我每个月就能有20块钱，再加上国家给的21块钱的饭票、32斤粮票，我算是比较富裕了。因为读的是师范，全是免费。是国家把我们供出来的，从现在来讲，真的是应该想方设法尽自己的努力去报答国家，报答我们的父母和亲人的养育之恩。

　　新京报：大学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魏辅文：是学习。我对1984年的春晚印象特别深刻，那是我考研究生那一年。唯一就是春晚那天休息了，其他时候都在刻苦努力地学习。我上大学的时候，寝室十点关灯，我和同学们就到路灯下学。这是真实的，全是自愿学习。图书馆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大厅，我们在那里占位子，用黄书包放在凳子上。后面来的人才不管你，来了之后直接就把你的包甩一边儿去。那会儿没有其他想法，就是觉得要学好，立志要考研究生，还要继续上进。

　　新京报：进大学后就确定了动物作为研究目标吗？

　　魏辅文：也不是，当时我对遗传学特别感兴趣，因为那会儿育种、粮食生产这些特别特别重要。我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看遗传学的书，然后我就报考了华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最后又没有招我。当时胡锦矗老师刚好在招第一年的研究生，就把我招来了，搞野生动物去了。所以说，兴趣是重要的，但是也得随着环境的改变去适应。我经常说，我们要向大熊猫学习。熊猫为什么没被淘汰，就是它善于改变自己。人生过程之中，必须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你的策略，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才能改变。人生不是规划出来的，我觉得规划不了，完全是随着环境的变化。

魏辅文在野外考察。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后来投身大熊猫研究，有没有觉得做野生动物研究很辛苦？

　　魏辅文：那时候天天早出晚归，不管下雪还是下雨，我们都要钻林子，去追踪熊猫，找粪便、做样方、观察熊猫的行为，等等。我的导师胡锦矗先生对我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他那会儿五六十岁，也是天天在里面跑，带着我们到处转，到处搞研究。人家老头子都可以干，我们有什么不能干的呢？另外，我那时开始觉得做科学研究很有意思。1978年竹子开花，是我们这一代人印象中的大事。为什么竹子开花，会怎么影响大熊猫的生活，我们该如何保护它们？我很想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改变自己，适应环境”

　　新京报：现在有些年轻人说“躺平”，你怎么看？

　　魏辅文：我的命运一直都在发生很多变化，光是从求学经历来看，我就经历了三次“身不由己”的调整，我最大的体会是，你必须要去适应这个环境。抱怨永远没法前进，你只能颓废下去。从生命科学的角度看，生命的进化就是不断适应环境。比如从四川到北京，肯定很多时候不熟悉，肯定要适应环境，融入到这个环境，那该怎么做呢？就是改变自己，不能让环境来适应你，你必须适应当地的环境，当地的文化。人生的启迪，就是适应整个环境的变化。

　　新京报：距离你经历的高考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你觉得现在高考还重要吗？

　　魏辅文：高考肯定重要，这是一个平台，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高考的话，就只能待在家里面种地了。高考肯定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选拔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相对更加公平的平台。

　　新京报：我们一直都说“读书改变命运”，你心中的“改变命运”，到底是怎么改变的？

　　魏辅文：就是必须要读书，非常简单的读书、掌握知识，一个人不学习，没有知识，没有文化，那不行。我的环境里，大家都在学习，有一种朴素的求知的渴望。至于未来做什么，真还没有那么远大的理想。

　　新京报：和你当年高考相比，你对现在的高考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魏辅文：我考试的时候，心里面没有什么紧张的感觉，读书就是读书，就是最后那一个月冲刺阶段，感觉到很紧张。我的大女儿在2010年左右参加了高考，她考试的时候，我比当年自己高考还紧张。第一天我上午送她去考试，中午骑着自行车把她接回来的时候，把准考证那些材料全扔到前面的车筐里。结果为了赶快回去吃饭让她休息一会儿，把准考证忘了。下午准备送她去参考的时候，一看准考证不在了，着急惨了。冲下来一看，准考证幸好还在。如果丢了，是否会影响一辈子不好说，但至少影响她那一年上大学。

　　新京报：今年的高考快要来了，你有什么想对现在的高中生说的？

　　魏辅文：我觉得高考是影响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年轻的学子们，要抓住这个时机，拿出最好的成绩。如果能够进入到大学的殿堂，不管未来做什么，都会对人生有重要的价值。

　　人物简介

　　魏辅文，保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率先将种群基因组学、宏基因组学、比较基因组学等新技术引入到大熊猫研究中，首次提出“保护演化生物学”和“保护宏基因组学”新分支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