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秋,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辉县进行发掘,由此拉开了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大幕,其成果刊布在“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第一号”《辉县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报告》中报道了一件战国时期的铜鉴,原报告描述这件铜鉴时说:
燕乐射猎图案刻纹铜鉴,器形与一般战国式铜鉴相似,大口小底,两耳垂环,口缘外折,底平无足。……表面光素,里壁用利刃精刻花纹两列,纹细如发,用放大镜始清楚可见。……内容颇丰富,大底半周属燕乐,半周属射猎。燕乐部分,以建筑物为中心,左钟右磬,计可显见者人28,鸟兽8,器43。左以墙垣房檐为界,右以墙垣绳索纹为界。涉猎部分,人9,林木鸟兽30,器23,皆园林池沼风物。
经傅熹年先生的复原研究,铜鉴上描绘的高台建筑由3层组成:下层中心是夯土台,夯土台四周绕以廊,中层正中立都柱,都柱两侧各有辅柱承托上层,中心部分四周亦绕以廊。上层中心应是堂,四周设廊,堂与廊檐形成重檐。脊上方有叉形脊饰。上中层檐刻出筒瓦和板瓦的图像。三层柱上都置栌斗。
这件铜鉴所反映的建筑形象,可以作为战国时期普遍兴建的高台建筑的一个代表作。宿白先生认为:“魏位于中原地区,是当时文化水平最高的所在,这个台榭图像,比咸阳秦的殿堂进步多了,也可能比中山王墓享堂进步,可以看作战国建筑的代表作品的图像。”
在列国纷争、百家争鸣的年代里,“高台榭,美宫室,以鸣得意”成为那个时代的共同取向,由此诞生了一批著名的高台建筑,如楚灵王六年(公元前535年)“举国营之,数年乃成”的章华台,“台高10丈,基广15丈”,曲栏拾级而上,中途休息三次才能到达顶点,故又称“三休台”;楚灵王好细腰,宫廷里满是细腰宫女,所以章华台又被称“细腰宫”。这种对建筑高度的狂热追求,一直持续到汉代,《史记·孝武本纪》记载了一座形制特别的高楼“井干台”,“高五十丈,积木为楼”。
但是,这种对建筑高度的追求只是盛极一时。中国古代建筑此后更悠久的传统,是追求在平面上纵深发展所形成的建筑群与庭院之间的空间变化。潘谷西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建筑以群体组合见长:
宫殿、陵墓、坛庙、衙署、邸宅、佛寺、道观等,都是众多单体建筑组合起来的建筑群。其中特别擅长运用院落的组合手法,来达到各类建筑的不同使用要求和精神目标。人们对所在建筑群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感受,也只有进入各个院落才能真正得到。庭院是中国古代建筑群体布局的灵魂。
追求极致是人类的天性。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古代建筑放弃了对高度的追求,而去发展院落式的群组布局呢?
根据傅熹年等先生对于战国时期高台建筑图像的研究,结合考古发现的高台建筑遗址,可以发现,古人为了追求建筑的高度,曾经在两个方向上做过努力:其一是用夯土夯筑基础,在每一层夯土基础上用木材构筑出楼阁的外观,这种高台建筑可以使每一层的开间得以保障,但每一层的立柱和立柱之间并没有结构上的必然联系;其二是井干楼,可以在保持高度的同时,获得一定的开间尺度,但是木材的消耗是巨大的。建筑高台需要耗费大量的民力,《国语·楚语》中记载“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伍举对楚灵王说:“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
中国古代对于高度的追求保存在了塔的建造中。仙人好楼居,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印度的窣堵坡形式就与汉代的楼阁相结合,形成楼阁式塔。楼阁式塔还不能满足古人对高度的想象,于是,又发明了密檐式塔。
郑岩教授认为,密檐式塔的塔檐虽然密集,但在每层塔檐之间都有一段极短的塔身。在这段高度有限的塔身上,常常制作出门窗。因此,虽然密檐式塔有可能在外轮廓上吸收了外来的因素,但其实质性的组件与楼阁式塔并没有根本的差别,或者可以看作是一种“压缩”式的楼阁式塔。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压缩,郑岩认为这主要是为了克服木结构楼阁式塔在高度上的局限,“砖塔将每一层塔身压缩,利用檐子将有限的高度做了分割,凭借着这种分割和压缩,获得了‘层’数的增加,由视觉而引发联想,从而获得概念上的‘高度’”。
塔确实满足了我们对于高度的希冀,木材的使用在高度上可以达到很高的成就,如现存的应县木塔,这个成就是木构技术发达之后取得的。然而木塔在空间方面存在缺陷。塔上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除了少数瞭望塔,没有更多的实用价值。
砖石材料在理论上可以满足我们对于建筑高度和空间的需求,但是,中国的工匠对于砖石材料的运用并不娴熟。梁思成先生称之为“用石方法之失败”,指出“中国石匠既未能尽量利用石性之强点而避免其弱点,故对于垫灰问题,数千年来,尚无设法予以解决”。
从战国时期高台建筑兴建的潮流,以及傅熹年先生所称“中国古代台榭建筑衰落消失”的过程来看,木结构成为中国建筑的主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选择,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的、经济的、技术的和观念的因素是相互制约的。
此时,我们再回望战国秦汉,那确实是一个让人血脉偾张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杭侃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4年03月22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