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出其中的一件事情，就已经很了不起，他做了这么多事情。”回忆起李政道先生推动中国科教事业发展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不禁感慨。

　　美国当地时间2024年8月4日凌晨，享誉全球的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去世，享年97周岁。全球科技界失去了一颗“巨星”。

　　促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建立，设立CUSPEA（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建言设置博士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制度，设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除了伟大的科学发现，他为中国科技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培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人称道。

　　“他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些关键节点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使我们的科教事业有了重要进步。”王贻芳说，难能可贵的是，李政道在每一件事上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亲力亲为，确保所有细节落实。“他所作的贡献怎么描述都不为过。”

李政道（左）与王贻芳正在讨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拍摄于2006年6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供图

　　1972年他就提议中国应考虑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

　　王贻芳是8月4日中午得知李政道先生逝世的。“我一直和他的儿子有接触，了解到先生的身体总体上是不错的。得知他因病情突然恶化离世，大家都很难接受，震惊且悲痛。”

　　和这位前辈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又再次浮现在他的眼前。上世纪80年代，因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享誉科技界的李政道来到南京大学作报告。报告后，还是大学生的王贻芳拿着根据李政道讲义出版的图书“追星”。“当时人山人海，请他签了个名，就被别人挤走了。”王贻芳坦言，当时能听懂的报告内容不多，但这场报告让他觉得，高能物理是个很有意思的学科。

　　彼时的他不曾想到，未来二人将因高能物理有了更深的交集。

　　1972年9月，李政道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首次提出中国应考虑建造一个小型正负电子对撞机。1973年2月1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应运而生。1981年，李政道召集中美科学家一同研讨，并提出建造44亿电子伏质心能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研究粲物理。1981年底，李政道亲自向邓小平同志介绍了这一方案，获得了支持。

　　在他的帮助下，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开始进行设计和预制研究工作。1983年4月，BEPC（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立项正式获批。1988年10月，我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现第一次正负电子对撞。

　　“当时是不是要建正负电子对撞机，还是做别的项目？无论是方案选取，还是后面如何开展方案设计，抑或是如何完成关键技术的预研、人员队伍的调配等，他都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王贻芳说，如果没有李政道，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可能建不起来，也可能拖延很久，或者质量出现很大的问题。

　　当时很多人不相信中国能够建成这样一台加速器，因为在这之前，中国并没做过大型加速器，一起步就要建设指标非常高、性能优越、技术非常困难的对撞型加速器，在很多人看来是天方夜谭。李政道排除万难、亲力亲为，“押上了自己的声誉”，帮助高能所建成了亮度比SPEAR（SPEAR是获得两个诺贝尔奖的加速器）高一个量级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王贻芳说，40多年后回头再看，仍然没有比建设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更好的选择。经过改造，这台加速器还在继续运行，并将运行到2030年，科学寿命长达40多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投入运行后，在粲物理研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在世界高能物理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李政道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感情非常深，在其项目改造过程中也非常关心进展。得知当时难度和风险非常大的北京谱仪（BESIII）超导磁铁成功建成后，他非常激动，当晚11点来到现场慰问课题组成员，和大家拍照片留念，分享喜悦。他的祝贺给了大家莫大的鼓舞。

　　他考虑问题周到，关注的问题会坚定推动

　　在中国高能物理领域多个大科学装置和实验背后，都可以看到李政道全力以赴奔走助力的身影。

　　王贻芳说，2003年，高能所提出在大亚湾建造一个中微子探测装置，寻找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并测量其振幅。“李先生知道后，并不是简单地以所谓立场或者关系来决定他是支持还是反对，而是从科学的角度仔细研究，找国际专家研讨，最终判断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是一个好的实验。”王贻芳说，此后李先生不遗余力推动项目在中国立项、推动中美建设国际合作的关系，使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成为中美最重要的科技合作项目之一。

　　2012年3月，大亚湾实验组获得了首批数据，准备发布重大结果。“李先生看完文章后立即发来了贺信，并以让人极度不安的方式对我们这些晚辈表达了鼓励。”王贻芳说，贺信的开头写道：和生兄（注：陈和生院士）、贻芳兄，最诚挚的恭贺。这种称谓让他很不好意思。“李先生对晚辈完全没有所谓长辈的气势，而是非常尊重。从中我们也看到了李先生的人品、修养和气度。”

　　在王贻芳的印象中，李政道是非常脚踏实地的理论物理学家。他做事情非常具体，考虑问题非常周到，关注的问题会坚定推动。他品德非常高尚，在推动中国科教事业发展时，从来没有考虑个人的利益。

　　“到了他这样的年纪，这样的地位，很多人不会亲力亲为去具体做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可能只是表态说说话或者给领导写封信，但李先生会想尽一切办法。比如推动CUSPEA（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项目时，他顶住了非常大的外界压力去坚持。”

　　跟他沟通，总会不经意学到很多东西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王贻芳称，生活中的李政道先生是很和善的人，也非常儒雅，知识面很广。他愿意享受美食和生活，对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世界都非常热爱。“在跟他沟通的过程中，会不经意学到很多东西，待人处事、沟通交流、如何争取别人的支持、如何说服别人，包括各种各样的见识、历史故事、奇闻异事等。”

　　近些年，李政道先生年事已高，不能再长途旅行出差。“他觉得不能够再为中国作贡献的时候，便不再出现在公共场合，也不再到中国来参与各种公共活动。他永远考虑的是，他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科教事业和科学研究有所贡献。”

　　王贻芳说，如今，中国高能物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方面，我们无需李先生再手把手地教我们、帮助我们。另一方面，他的理想、梦想我们要去实现，就是把中国高能物理带到世界的最前沿，做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能物理研究、高能物理装置和高能物理实验。”

　　新京报记者 张璐

　　编辑 张牵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