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与“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至关重要的一对意象，在崇敬天的同时，古人也深深敬畏大地。古人对石的崇拜和对土地的祭祀，便是这种敬畏之心的具体表现。
石崇拜遍布中华大地
古人认为，天无柱，天塌；人无骨气，不配为人。而石被看作是地之骨。魏晋时人张华在《博物志》中说：“地以名山为之辅佐，石为之骨。”
古代有不少将圣人的出生与石头关联起来的传说。相传，夏朝的开国之君——为天下生民治洪水的大禹，便是生于石中。如《淮南子·修务训》中有“禹生于石”的说法。对此，高诱注为：“禹母修己感石而生禹，坼胸而出。”其后，《帝王世纪》中载：“伯禹帝夏后氏……禹，姒姓也。其先出颛顼。颛顼生鲧，尧封为崇伯，纳有莘氏女曰志，是为修已，见流星贯昴，又吞神珠，意感而生禹于石纽。”不仅如此，在传说中，禹的儿子启的出生同样也和石相关。《汉书·武帝纪》中有颜师古的注，“启，夏禹子也。其母涂山氏女也。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另外，大禹出生地的地名也与禹生于石的传说有所联系。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载：“禹本汶山广柔人，有石纽邑，禹所生处，今其地名刳儿畔。”今天，汶川县绵池乡高店村飞沙关上有石纽山刳儿坪，当地至今仍有禹穴、禹王宫、禹碑岭、禹舟渡等名胜。
石头生神这类传说的存在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一以贯之的石崇拜的具体表现之一。在先民看来，石头是由天地之精化生的，具有神性。《列子·汤问》中载，“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共工触断的天柱便是石柱。天柱被撞折后，天出现了破漏。按照众多先秦古籍的记载，后来女娲补天，也是通过炼彩石的方式完成的。而在《山海经》所载“精卫填海”的故事里，精卫所衔的填海物也是石子。石不仅在这类纯粹的神话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还在古人对圣人丰功伟绩的记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黄河有“禹门”（又名龙门）胜迹，据郦道元的《水经注》载：“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广八十步，岩际镌迹，遗功尚存。”长江三峡则有大禹开凿夔门的故事。这些传说都把大禹治水的功德与岩石之雄奇、崔嵬联系起来，寄托了后人对其丰功伟业的缅怀之情。在传说中，石上可补天，下可填海，还与圣人功业相关，其神性可见一斑。
除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外，石崇拜的实物遗迹亦不鲜见。亭亭玉立千古的巫山神女峰、重庆朝天门水域中的“夫归石”、曹操登临的碣石、陶渊明醉卧的庐山醉石，以及黄山、泰山、庐山等地的飞来石，它们背后的故事、传说都与石崇拜有关。而杭州天竺寺三生石、苏州虎丘千人石背后的传说和“泰山石敢当”的习俗（一种在家中放置神石以驱邪的习俗），更是石崇拜的直接体现。
在民族地区，石崇拜同样盛行。但民族地区的石崇拜带有更质朴、本真的山野气。在横断山中的盐源、木里、德昌一带，石生殖崇拜的香火至今旺盛。盐源有被称作“公母山”的石山，《盐源县志》中对其有明确记载。公母山位于盐源城北十里开外的一处山谷中。母石峰高八十余米，其峰正中，天然有一缝穴。峰下，有曲径通幽；峰顶，有山茶花盛开，相传为王母所植，乃女神之象征。石东侧有一深谷，谷中幽冥氤氲，当地人称“打儿窝”。凡求嗣者，皆投石打儿。公石峰位于其西侧，高六十余米，呈圆柱状。峰下林中有碧水一泓，终年清幽，当地人称为“产子泉”。这种质朴的石生殖崇拜，在西南民族地区还有不少。
在西南地区，还有一种古老的巨石崇拜。云南大理剑川的石宝山，就是一个鲜活的实例，其山正得名于山中的巨石。巨石呈赭红色，通体龟纹，曲线交织，灵动自如，是一块自然形成的岩石。因其形态奇特，故有“石宝”之谓。同时，巨石形如大钟倒扣，故石宝山又号石钟山。当地百姓原呼此石为“馒头石”。但史志中多以“石宝山”“石钟山”之名称呼这块巨石。佛教传入南诏后，便以此巨石为基建阿育王塔，以之藏宝。故大石成为佛舍利的象征。后来，佛教徒又将此大石解释为佛祖的螺髻。巨石意象的发展变化，反映的是佛教传播到我国西南地区后，吸收当地白族人古老巨石崇拜的文化变迁过程。而在川西、甘南一带的羌族，则一直保有特色的白石崇拜。
不仅民风乡俗中有各种石崇拜，文人雅士亦有其独特的石崇拜方式。北宋时的米芾，被人称为“石痴”。身为书法大家的米芾，本就喜好砚石，后来他的喜好由砚石拓展至各种奇石，只要收藏到他喜好的石头，他都要焚香礼拜，一时传为美谈。还有些文人，尤其是明清的小说家，则将其对石的崇拜，写进了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中，有两部的核心情节都与石有重大关联。《西游记》中神猴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情节，使用了经典的石头生神的文化元素；而《红楼梦》的原名便叫《石头记》，小说以顽石动了凡心，化为美玉来到人间的情节开篇，其后才引出一系列悲欢离合。
人类步入文明正是从石器开始，其行进的步伐则是以新、旧石器来标注的。大地的石头无言，但石所附着的神话、传说、民俗、历史、诗文、戏剧等等，都是鲜活的。
土地祭祀文化源远流长
古人形容天地，常用“皇天后土”一词。这一成语，由来已久，其意蕴也早在先秦之际便已深入人心。《尚书·武成》中载，“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尚书》中的记载反映出，“皇天”“后土”均具有神格。天在上，地在下，都看得清楚“底商之罪”。“皇天”“后土”皆不可欺，人的所作所为，皇天后土都看得真真切切，即使对于为君者也是一样，所以人对皇天后土不可有须臾轻慢，需要时时敬畏。《左传》中便说道：“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在古人的天人合一观念中，“后土”至关重要。
在《周易》之中，第一卦是乾卦，紧接着便是坤卦。而人生在乾坤之间，就要遵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原则。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对天地的祭祀是敬畏天地之道的一种表现，也是对君子遵循天地之道的一种勉励。古代君王会在都城南郊祭天，在都城北郊祭地。古时候的各个朝代都会为天、地祭祀修建相应的祭祀场所。现在，北京的天坛和地坛，便是明朝时修建的祭祀天地之所。按照礼制，帝王对天地的祭祀，都是至关重要的国之大典，都得由皇帝亲祭。
此外，皇帝还得祭拜“社稷”。“社”，是指土地神，其字就是由“示”和“土”构成；而“稷”，则是指谷神，其字由“禾” “田” “手”构成。《后汉书·祭祀志》引《白虎通》云：“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徧敬；五谷众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阴阳中和之气，而用又多，故稷为长也。”这段话将“社稷”的性质及其相应的祭祀缘由，讲得十分透彻。而对土地神与谷神的祭祀，与五行、五方、五色、五位、五谷、五味、五脏等概念有所联系。之所以这些概念均以“五”计，是因为“五”这个数在中国古代有重要的意义。“九”为阳数之极，“五”居正中，乾卦从下向上数的第五爻称为“九五”，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最好的一爻。古人称帝王为“九五之尊”即与此相关。由此可见“五”的意义。因此，古人以“五色土”代表天下之土，皇帝需以“五色土”祭社。帝王祭祀之社坛，便以五色土筑之。现在，北京中山公园内仍保有明代所建之社坛。这座社坛最上层15.8米见方，铺垫着五色土壤：东方为青色、南方为红色、西方为白色、北方为黑色、中央为黄色。这又与五帝相配。黄，黄帝，中央，握绳，以掌四方土地；青，太昊，东方，持圆规，以掌春，得木神辅佐；红，炎帝，南方，持秤杆，以掌夏，得火神辅佐；白，少昊，西方，持曲尺，以掌秋，得金神辅佐；黑，颛顼，北方，持秤锤，以掌冬，得水神辅佐。（不同古籍著作中对“五帝”有不同说法，此处取《吕氏春秋》之说。）不仅在京畿祭祀社坛必用五色土，帝王在其他地方行祭祀后土之礼或比照此礼进行其他礼仪活动，也都要用五色土。司马迁在《史记·孝武本纪》中，记载了比照祭祀后土之礼开展礼仪活动的规程：“丙辰，禅泰山下阯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祠。兕旄牛犀象之属弗用。皆至泰山然后去。”
五色土需要专门上贡。《汉书·郊祀志》记载，“徐州牧岁贡五色土各一斗”，以供朝廷专用祭祀。更早的《尚书·禹贡》中亦有云：“徐州……厥贡惟土五色。”由徐州贡五色土的习惯，延续了很长时间。《同治徐州府志》中便有相关记述：“赭土山产五色土，贡自夏禹，汉元史五年，唐开元至宋皆有入贡……”2010年2月24日，在徐州市城西楚王山的千佛寺洞，寺院的法师们在清理该洞时发现了五色土，为古文献记载提供了实物材料支撑。
《礼记·大学》中载“有土此有财，言有土则生植万物，故有财也”。这便是后来农谚中“土里有黄金”的由来。在农耕社会，对土地神的祭祀非常普遍。在民间，乡下有大量的社祠，都会供奉社火，上演社戏、兴办社学等。田间地头的土地庙里，也长年供奉着土地公公、土地婆婆。每家每户的堂屋中皆供奉的“天地君亲师”牌位，更是对以“皇天后土”为中轴的稳定的社会结构的认同和传承。
石崇拜和土地祭祀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它们所承载的丰厚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人敬畏大地的传统。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