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见马可·波罗》以轻松愉快、设身处地的方式，回顾了马可·波罗波澜壮阔的一生。

　　要问历史上哪个外国人在中国知名度最高，非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莫属。今年恰逢他逝世700周年，是一个纪念他的好机会。

　　1271年，马可·波罗及他的父亲尼柯洛、叔父马菲奥不远万里，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波罗家族促成教皇与中国皇帝的通信，在华17年经商、做官，与上至元世祖忽必烈、下至各民族普通人交往，最终经“海上丝绸之路”返国。波罗家族的行动和马可·波罗的著作《寰宇记》（《马可·波罗行纪》），对世界历史进程和东西方交流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从当代人的角度来看，马可·波罗早就成了一个文化符号。比如，上海曾红极一时的一家连锁面包店，店名就来自马可·波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马晓林已研究马可·波罗12年。在2018年出版的《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中，他写道：“作为文化符号的马可·波罗在现代政治、国际关系、商业贸易中的作用，已经属于当代史了。”

　　直到今天，写关于马可·波罗的文章和书仍是非常难的。时间久远，资料不足，研究者需要在欧洲、西亚、中亚和中国等不同地方搜集历史资料，把多语种史料以拼图的方式还原为历史图景。更重要的是，研究者需要有恰当的心态、开放的观念，去面对怎样讲好马可·波罗故事的考验。

　　近年来，通俗化、以小人物为中心的历史书写，和“在路上”式的考古旅行随笔，日益受到读者关注。很多学者认识到历史科普写作的价值和趣味性，开始投身这个领域。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今年起设立了重点项目“第一次遇见”系列丛书，第一本就是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向马晓林约稿的《第一次遇见马可·波罗》。这本书做成了口袋本大小，仅200页有余，便于随身携带，文字也与严肃的学术著作不同，注重趣味性。

　　编辑们向一些小朋友征集了关于马可·波罗的问题，给马晓林作为构思和写作的参考。在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马晓林提笔一气呵成，利用寒假和开学之初仅20天的时间就写完了这本书。

　　17岁离家的少年，会怎样期待这个世界？旅居中国17年之后，回到祖国，当马可·波罗与《寰宇记》执笔者鲁思悌谦聊起异国的人、物产和故事等，他们会怎样理解这一切？《第一次遇见马可·波罗》以轻松愉快、设身处地的方式，回答了这些问题，回顾了马可·波罗波澜壮阔的一生。

　　好奇心将他带向更大的世界

　　马可·波罗的时代，最神奇之处就在于多方交流、各族共处。忽必烈统治着庞大、富庶、宽容的国度。13世纪中期，成吉思汗的子孙统治了欧亚大陆的一大半，政治局势趋于稳定，驿站四通八达，“丝绸之路”的畅通前所未有。商人们长途贸易，使者们远赴他国，欧亚大陆各地的信息来回流动。

　　意大利威尼斯是一个商业发达之地，波罗家族长期经商，见多识广。《第一次遇见马可·波罗》中这样描写马可·波罗远行的理由：“片段化的知识，不能满足马可·波罗这样的聪慧少年。旧的东方地理知识体系令人困惑，却无法彻底打破。商人家族血液中的冒险精神，让马可·波罗企盼真正的旅行。”“世界像一本书一样，正向他一页一页展开。”

　　1271年，马可·波罗加入父亲尼柯洛、叔父马菲奥第二次前往东方的旅程，第一次时他还年幼不能同往，而父亲、叔父坚持着完成忽必烈交给他们的使命——帮助建立教皇与元朝皇帝之间的书信联系。经地中海东岸的阿迦、小亚细亚的阿亚思、亚美尼亚、伊朗、中亚南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道和河西走廊，波罗家族一行进入中国，1275年抵达元上都。

　　马可·波罗起初作为忽必烈皇家侍卫军的一员，同时学习众多科目知识，除基础文化课之外，还有工匠技艺、药材药学、绘画雕塑、地理志书、酿酒工艺、水银制造、饮食烹饪等。

　　马晓林在书中提到，马可·波罗当时学习的重点是语言。他的母语是意大利语威尼斯方言，也会欧洲教会修士们的“文言文”拉丁文和欧洲通商的通用语言法语，包括地中海东岸十字军所说的法语方言。

　　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沟通，主要是说蒙古语。从依赖翻译到能直接沟通，马可·波罗展现了很强的语言学习能力。忽必烈喜欢听各地风土人情，愿意与马可·波罗聊天，还开玩笑地称他为“阁下”（法语messer），这个词是从陪同马可·波罗出使云南的大臣那儿学来的。

　　语言在13世纪的中外交流中非常重要，元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与欧洲直接交流的开始。官方兴办语言学校，培养翻译人才。众多中亚人、西亚人来华经商、做官等，也促进了语言的流传。

　　马可·波罗在《寰宇记》中写到过他会四种语言，但没有具体写出是哪四种。《第一次遇见马可·波罗》书中进行了推测。

　　1985年，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发现了一件铜制夜巡牌，上面有汉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波斯文五种文字。夜巡牌是官方颁发的夜间办事通行证，巡逻官兵一看就懂，会予以放行。官兵来自多民族，牌子上有五种文字，可见这五种都是元朝的官方文字。

　　波罗家族在中亚经商经验丰富，马可·波罗的波斯文应该讲得不错。与忽必烈及朝臣交往甚多，说明他的蒙古语水平也很高了。八思巴文是忽必烈让八思巴创制的“国字”，是官方文书用的语言，马可·波罗也需要掌握。回鹘文则是元朝在拥有八思巴文之前，用于写文书的文字，最早用于写突厥语，后来也用于写蒙古语，忽必烈第一次给教皇写信用的就是突厥语，马可·波罗会回鹘文可能性也较大。

　　至于会不会汉语，虽然忽必烈推崇并积极让小孩学习汉语，马可·波罗旅居中国较久，可能会说一些口语，但尚无证据证明马可·波罗曾经学过汉字。

　　商人天才的专业成就

　　《第一次遇见马可·波罗》对马可·波罗在华17年间，中后期承担的几项专业工作也有专门介绍。这使人更实在地理解到他身为商人家族一员的专业水平。

　　1277年，元朝与缅甸发生边境冲突。奉忽必烈之命，马可·波罗于1280~1281年出使云南，主要是以斡脱商人（皇家商业合伙人）的身份，调查云南风土人情，特别是当地与元朝腹地不同的货币制度。

　　经山西、汉中、成都、川西，路过盛产桑麻、丝织、麝香、藏獒、珍珠、黄金的各地，越过长江（金沙江），马可·波罗抵达云南。当地富庶，各国商人多，滇池的鱼也好吃，给马可·波罗留下很深印象。回京复命时，他不仅报告了云南物产、风俗、民情等信息，还向忽必烈汇报了云南贝币的运行情况。

　　近年学者杨斌出版的《海贝与贝币》《季风之北，彩云之南》等书，让人对历史上云南独特的经济社会环境有所了解。海贝是13世纪末开始在云南流行的，与元朝全境通行的纸币不同，海贝与黄金、盐巴并列为云南当地货币。

　　贝币是云南小额货币。当时有商人低价购买印度洋海贝，从江南大量贩运到云南，导致贝币贬值、物价攀升。1276年，忽必烈禁止贩运海贝入滇。马可·波罗的调查，为忽必烈提供了货币政策调整后，贝币通行范围、贝币与银的汇率、银与金的汇率等信息。忽必烈了解到走私海贝得到遏制，云南物价回稳。

　　1282~1287年间，马可·波罗沿大运河深入江南。他多次在书中提到运河上经济繁荣的场面，记述沿途船只运输的物产、各地的风土人情等，尤其喜欢当地汉人讲礼的氛围。他还重点关注了国家对盐业的专营管理，记录了贩私盐将会受到严厉打击。他在河北长芦（现沧州市区）观摩了制盐方法，在两淮盐区调研了各地产盐、缴税的情况。

　　在扬州，马可·波罗担任“副达鲁花赤”（地方副长官）或“理算官”三年。元代达鲁花赤即地方长官，任职为三年一届。在扬州这样的大城市做官，大大扩展了马可·波罗的知识。因历史久远、王朝更迭，扬州本地文献中保存下来的元代人物信息很有限，至今只能找到三位扬州达鲁花赤的名字。原始资料大量失传，让我们与马可·波罗的名字失之交臂。

　　1285~1287年，马可·波罗继续以斡脱商人的身份，到达杭州经营商贸。他在书中对杭州的富庶也作了极细致的讲述，还写到了西湖的美景和忽必烈新设立的防火、夜禁、驻军等管理制度。

　　正是在杭州，波罗家族赚得盆满钵满，也开始怀念起久别的家乡。1290年，他们随波斯使团启程，经泉州，走海路，护送远嫁波斯的贵族女子阔阔真。也正是这件事，数百年后被南开大学杨从玖教授注意到，成为后世判断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的最有力证据。

　　在1941年的文章中，杨从玖提到，一则汉文史料中记录了马可·波罗陪同归国的三位波斯使臣的名字，后来学者发现波斯文史书也记载了这件事情。而《马可·波罗行纪》对这件事的记载最完整，补足了历史细节和线索，将中国、波斯双方看似不相关的史料联结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