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城镇化”一词频繁出现在政府文件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明确了“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的重大改革举措。国务院日前印发文件提出了未来五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

　　当前，我国已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后期，亟须锚定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统筹思考未来发展道路。10月29日，在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2024”上，多位业内人士齐聚围绕该话题进行了探讨。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刘世锦表示，虽然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但宏观经济仍面临日益增加的总需求水平下降的挑战，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他认为，以上指标的短期压力很大程度上是需求不足引起的，要认真区分问题的原因和结果，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治本之策。

　　刘世锦指出，现阶段扩大消费需求要找准重点或痛点，一是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三是以人为中心、发展权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应大力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此外，还应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

　　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胡祖才表示，我国已进入城乡全面融合的发展阶段，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城乡融合发展既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也是构建强大市场、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重大战略举措。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在于打通城乡循环的堵点卡点，核心是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资源平等交换、自由流动。在推进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农村的主体功能和价值，也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生态本底和农耕文化不破坏的底线红线。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则分析了我国城市化现状及战略目标，他认为，我国未来城镇化率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预期至2035年可达到78%，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大城市（群）为依托实现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

　　蔡继明认为，大城市在控制污染、人均耕地占用、吸纳就业、经济效率、人均GDP提升、推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而我国特大城市和大都市群还不够大，人口仍需要进一步向大城市聚集。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冯奎表示，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去发现和培育一些中小型都市圈，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这是“十五五”时期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

　　冯奎认为，都市圈韧性很足，在较长时间内能保持人口和经济总量的稳定增长，能够带来更多的激励效应，减少改革风险成本；同时，都市圈的行政机构服务半径更大，通过引进智慧化、数字化治理技术能达到机构减量而效能不减的服务，减少财政支出成本；且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间存在较强的社会信任度，使得各类合作分歧、利益分配具有较大的包容度，减少制度设计成本。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胡萌

　　编辑 朱玥怡

　　校对 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