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著名粒子物理学家，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
从清华、北大的高材生到“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周光召的一生都投入科学研究事业中。他的人生伴随着中国由战乱动荡走向科技强国，他的名字也在这一历程中散发出耀眼的光辉。
从数学少年到物理专家：物理有用，学物理吧！
1929年，周光召出生在湖南宁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周凤九是公路工程专家。幼年时期的周光召下塘捉鱼，上树掏鸟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称得上是一个顽童”。由于父亲工作繁忙，周光召与兄弟姐妹平时难得与父亲亲近，周光召回忆：“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父亲忙着修公路，我能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至于说到他对我有什么影响，也说不出太多，但他修路一向认真，这种工作态度给我以深刻印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周光召无忧无虑的童年戛然而止。小学时期的周光召辗转湖南、贵州、四川等地，在混乱和漂泊中度过，过早的坎坷和艰辛造就了他坚毅的性格。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光召和他的家人一起逃往重庆避难。其间，其父被派遣修建一条重庆到云南的公路。母亲随父亲一起住在西昌，小小年纪的周光召和哥哥被迫独立，留在重庆南开中学住宿。在南开中学的5年里，周光召课业成绩并不十分出色。然而，一位名叫唐秀颖的年轻教师改变了他。唐秀颖老师活泼生动的教学课堂、跳脱书本的判题方式，令周光召对数学的爱好与日俱增。家庭的熏陶、老师的教诲，鼓励着少年时期的周光召，培养了他脚踏实地、潜心钻研的科学精神。
1946年，动荡的中国获得了暂时的平静，周光召回到湖南。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念最后一年中学，周光召被逼无奈只好去考大学，他进入了清华大学的先修班（相当于高中的最后一年）学习一年。在那里，周光召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开始埋头奋进。“那个时候晚上图书馆没人管，我就愿意去管。那样我就可以坐在图书馆里去多学一点，所以花了很艰苦的努力才跟上了整个学业。”可能是由于父亲的影响，周光召最初并没有考虑学习物理，而是倾向于学习工程，他认为学习工程对社会更有实际用途，并且更容易找到工作。但1945年原子弹爆炸了，周光召的同学陈远（陈布雷的儿子）对政治十分敏感，他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学物理很重要，就对周光召说：“去学物理吧！”正因好友的这一席话，对物理尚一无所知的周光召，改学了物理专业。
在大学期间，对周光召影响最大的是“清华四杰”之一的王竹溪先生和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的叶企荪先生。留英回国的王竹溪作风极为严谨，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上他的课，“要非常聚精会神才能学好”。除了学问之外，周光召还学到了做科学的基本态度——严谨。王竹溪的严谨，叶企荪的爱国，为还在清华求学的周光召打下了做学问的底色。
不畏权威、坚持真理，杜布纳初露锋芒
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杜布纳成立了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其设备和科研力量在当时世界居领先水平，吸引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众多科学家前往，共同开展高能物理研究，中国也派出了大批学生留苏。周光召当时在北京大学任讲师，勤勉努力的他曾经有3次机会被派去留学，但因种种原因最终都未能成行。周光召淡然处之，“它没有影响我任何的情绪。我在哪儿工作一直是尽我最大的努力，所以他们才会一次次地来推荐我。在王竹溪先生、彭桓武先生的教导下，我也不太有那种非要到什么地方去才能够使得自己得到进步的想法。”去了更好，不去也没什么，这就是周光召的态度。1957年，北京大学再次推荐周光召留学苏联，这一次，28岁的周光召怀着对妻子及尚在襁褓中的女儿的深情眷恋，踏上了前往杜布纳的求学之旅。
那个年代，中国比苏联落后得多。在苏联老大哥的眼里，中国人是来向他们虚心学习的，于是姿态高高架起。这让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不服输精神的周光召陡然升起一股豪气。“不能让他们看不起中国人”成了周光召废寝忘食学习物理的动力。在杜布纳的4年中，周光召充分利用研究所丰富的信息资源，夜以继日地阅读、研究、思考、求证。“物理确实是很奇妙的，所以等你逐渐熟悉了以后，你就会被它自身的规律性和美所吸引。”在实验室中，高能加速器发出的低沉轰鸣声伴随着周光召，他完全沉浸在令人着迷的物理世界里，如痴如醉。在这里，周光召充分展现出他杰出的物理才华，两次获得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发表了33篇论文。其中，《极化粒子反应的相对论性理论》《静质量为零的极化粒子的反应》在散射理论中最先提出螺旋态的协变描述；《关于赝矢量流和重子与介子的轻子衰变》是最早讨论赝矢量流部分守恒（PCAC）的文章之一。周光召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的部分赝矢量流守恒律，直接促进了流代数理论的建立，是对弱相互作用理论的一次重要推进，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和很高的评价，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界的普遍重视。当时国外报道称：“周光召的成果震动了杜布纳。”
尽管是以学习的姿态在杜布纳工作，周光召还是在科研中坚持真理、坚持自我，面对权威敢于提出疑问。他在一次讨论会上向一位苏联的学术权威提出了相异的观点，对方未经深思熟虑便将其视为荒谬之论，当场予以驳斥。但周光召不气馁、不反驳，在会议之后用了100多天的时间反复求证，一步一步严格推导，最终发表题为《相对性粒子在反应过程中自旋的表示》的论文。后来，美国科学家在研究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这下，苏联的专家无话可说。不打不相识，这位莫斯科大学的教授和周光召就此结缘，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周光召在谈及这件事时说：“自己提出的不同意见遭到反对是很自然的事情。一个大国看不起小国、弱国是很平常的。这是一种人性的弱点，科学家也会这样。所以我始终教导我们的人要对年轻人、对一些落后国家的人要非常尊重，不要去随意地看不起人家。学术讨论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平等、自由的学术空间，讨论和辩论是正常的。既然我看出那个结论存在问题，就要把它做到底，也算是为中国人争口气吧。”
回忆起在杜布纳的经历，周光召表示，在杜布纳学到最多的是对思维方法的训练，它使人在面对一个未知的问题时，能够找出最佳的方法入手解决。“从学校一直到毕业，每段时间都在训练，不过那个时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训练。”这些经验，为后来周光召与他的同事白手起家开展核武器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隐姓埋名制“两弹”：我只是十万分之一
就在周光召在科学研究领域迅速取得进展之际，中苏两国的关系却变得日益紧张。1959年，苏联单方面宣布撤离所有在华工作的专家，中国已经开始的原子弹事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中国原子弹项目的领头人钱三强正在苏联进行访问。他特意前往杜布纳，与中国科学家们进行了深入交流。这次意义非凡的会谈对周光召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回国参与原子弹事业，等于放弃手中已有的科研成果，在新的领域重头来过。但大家毫不犹豫，快速达成共识，“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我们时刻准备放弃我们的基础研究，接受国家交给的任务，我们深信，中国一定能造出自己的原子弹”。1961年2月，周光召等人踏上了归国的旅程，与邓稼先、彭桓武等人一道，加入了中国原子弹研究的核心团队。从那时起，周光召开始了长达10余载隐姓埋名的生活，默默无闻地为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杨振宁后来说：“光召兄的回来，使得中国1964年爆第一颗原子弹，早了一两年。”
虽然没有在现场亲眼看见原子弹爆炸时刻的震撼，但成功爆炸那一刻的心情是欣喜万分的。周光召回忆起那一刻的感受，如是说：“‘两弹’这个历史的责任交给我们，我们能够参与，而且完成，那是人生中做的无愧于国家，也无愧于自己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一直强调，这个事情并不仅仅是一个集体的事业，它的最可贵之处，是训练出来一个很好的集体，能够团结一致，能够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去奋斗。”
1999年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典前夕，周光召作为对“两弹一星”研制作出杰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之一，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崇高荣誉。在雷鸣般的掌声和芬芳的鲜花中，他保持了谦逊的态度：“‘两弹’有功人员远远不止几十位，为此抛洒心血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是一大批默默无闻的人。我是个很普通的人。如果把制造原子弹比作撰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10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
奉献自我、开创新路，推动科学院体制改革
因为投身于“两弹”的核心研发，周光召在物理学界“消失”了19年之久。1979年，他重返理论物理的研究领域。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了弥补十几年的空白，必须抱着小学生的心态，从基础重新学起。即便才华横溢如周光召，在重返理论研究领域之时，也深感要在短时间内迎头赶上学术界的最新进展并非易事。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深感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为了加快科技进步的步伐，周光召迈出了国门，在美国和欧洲各待了1年，利用国外便捷的条件与国际同行建立广泛联系，弥补与世界理论物理学界的科研差距。
1980年，周光召受邀前往美国，在弗吉尼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在美国，他被视为中国理论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受到了美国物理学界的高度重视。美国物理学会主席甚至为他特别组织了一场学术会议。对一位外国科学家如此高规格地接待，在美国物理学界是相当罕见的。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后，他对记者说：“我认为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科学家的荣誉，这表明中国科学家在最近这些年所做的努力已经开始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在美国的岁月中，周光召为中国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和美国物理学会达成协议，促成中国科学工作者赴美留学，增加学术交流机会，扩大学术交流平台；二是帮助中国物理学会恢复在国际组织中的席位。
完成了在美国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后，周光召转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担任研究员。就在周光召满怀热情开始新的学术生涯之时，一个重大的人生转折又出现在他面前。
1982年2月，周光召的访问还没有结束，国内传来急电，要他一定回国。回国之后才知道，是中国科学院把他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同年，周光召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参加党的十二大以后，就要我到科学院工作。那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又发生了一个人生的大转折。”国家期望他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肩负起更加重要的任务。面对国家需要，周光召毫不犹豫，义不容辞。
随后，周光召又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那段时期对中国科学院来说，是一段充满考验的岁月。周光召作为中国科学院当家人的第一步战略举措，就是进行科技体制改革。
1985年，周光召以副院长的身份在全院工作会议上第一次讲话，并向全院同志吐露心声。他说，虽然他还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阵，但是当他看到普通的科技人员因劳累过度而昏倒在工作岗位上，看到在中国科学院有很多勤奋敬业的同志，他增添了信心和力量，他们是推动中国科学院发展的真正动力。
1987年周光召主持工作后，根据国家发展整体战略和科技投入的实际状况，制订了“把全院的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队伍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的办院方针。他针对旧体制中的所有弊端采取了一系列开创性举措：提出“一院两制”构想，改革运行机制、管理和评价体制；改革拨款制度，逐步实现分类管理；探索建立现代院所制度；打破封闭体系，率先建立面向全国的基础研究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前身）；创建开放、流动、联合、面向全国的开放实验室；大力推进成果转化工作，鼓励科研人员带着成果创办高技术开发公司，孵育出联想、三环、地奥、尼赛拉等一批知名高新技术企业，使科研工作真正进入经济领域，为国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出重要贡献。
周光召不仅重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尤其重视基础研究工作。他指出，学科的发展一定要按比例分阶段进行。同时，必须组织精干的力量开展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跟踪。他亲自领导创建面向全国的第一个开放实验室，他说：“开放实验室是未来科研组织的雏形，是‘国家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试验，如果成功就很有价值。要特别强调它们对国家的意义。要真正办成全国科学家的科学院。”事实证明，正是这全国第一个开放实验室的建立，对我国基础研究队伍的重整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示范引领作用。
周光召由理论物理学家转型为科学管理工作者，为了履行好新职责，他在个人科研领域作出了很多牺牲。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时，他依然坚持每周到研究所与两名研究生进行交流。当时，理论物理研究所暂设在中关村第一小学对面的简易平房中，研究人员普遍缺乏独立的办公空间。周光召仅拥有半间小房间，用于与学生见面。带完这批学生，周光召就再没有招收研究生，也没有再用“博士生导师”的头衔。他的论文发表数量急剧下降，直至完全停止发表理论物理领域的研究论文。正是这种严谨的学风，让周光召能够在2005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术年会期间，直言不讳地对记者们说，做官和做科学研究不能兼得。
然而，周光召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也获得了世界范围的认可，他先后被美国科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保加利亚科学院、欧洲科学院、蒙古科学院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
1996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观测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46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周光召星”。2022年，他获得中国物理学会终身贡献奖。周光召先生，一位真正的大师，他的精神，如星辰，永远在人们心中闪耀。（作者 丁文郁就读于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