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女士说，她11岁的女儿是被邻居下水救上来的

　　地下室走廊内的积水尚未完全清除7月21日的那场大雨，是北京自1951年来所没有过的。当地气象局统计，自21日10时至22时，北京平均降水量为147毫米，其中城区平均雨量高达189毫米。这场大雨，暴露了北京等很多城市在城市管理上的软肋；也暴露出地下室、这个北漂大多蜗居之地的安全盲点。

　　眼看着姐姐遭电击身亡

　　他却只能扒天花板等待救援

　　“（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把防盗门推开，我姐刚出去，就‘砰’的一声，被电打到水里，我去拉，手刚伸过去，就给电打回来了”——回忆起7月21日晚的惊魂一幕，王长兴依然心有余悸。

　　那晚，王长兴度过了有生以来最难熬的5个小时。水不断涌进屋里，他扒在距离天花板只有三十多公分的一个凹槽里，才能勉强透气。在稍不留意就会落入水中的情况下，强烈的求生本能促使他在黑暗的地下室支撑着，直到消防员们到来。

　　雨下大了，11岁的女儿还一个人在地下室

　　7月21日上午，地处北京南城的方庄、丰台一带，除了空气湿浊，还丝毫没有下雨的迹象。然而，中午以后，雨开始降临这座城市，而且越下越大。下午5时，一些居民还照常出来买菜，但已有一些人从屋里向外扫水了。

　　大约5时30分，记者撑着的雨伞已不管用，雨大得仿佛是从天上泼下来的。宣武门外大街两边，站着很多躲雨的人们。仅仅一会儿工夫，宣武门十字路口的积水已有三十多公分高。

　　还不到六点，天就暗得像晚上七八点的样子。据住在丰台区五里店（南里）小区的常女士回忆，当时她还在公司上班，感觉雨下得有些不寻常，就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我女儿才11岁，她一个人在地下室，我怕雨太大出什么意外。”

　　常女士一家住在小区16号楼东门洞的02号地下室。十年前，常女士一家因为单位准备给职工盖房，暂时搬进了这里的地下室。然而，由于单位效益不好，建房的事一推再推，而她和丈夫的工资又不高，无奈就一直住在这里。

　　“那天我见雨太大，所以没到点就赶紧往家赶。”常女士说，给女儿打过电话得知家里没什么情况，就放心了，不过回家的路上见堵得一塌糊涂，心就马上又提了起来。

　　“水已快两米了，站在桌上的孩子只剩脖子以上露在外面”

　　实际上，在她打电话时，地下室已有住户的门缝里开始渗水，只不过很多人没发现而已。在16号楼的四个门洞里，每个门洞下面一层，都有一排地下室。从右向左，由01到07，一共7间。

　　与常女士同住一排的邻居谢宝成是最先感觉“雨有问题”的人。谢宝成今年四十多岁，北京人，和家人住在07号房已有多年。当他感觉不对劲后，就赶紧出来喊人，而那时，“水已有一尺多高了。”一些邻居听到后，就跑了出来，有的却没什么动静。

　　当时常女士的丈夫在天津出差，家里只有女儿媛媛在做作业。由于没有听到谢宝成的呼喊，因此直到家里已进了很多水，才吓得大哭起来。

　　媛媛家是02号房，紧挨着的，是位于走廊南头的01号房任先生家。任先生在听到谢宝成的喊声后，就带着爱人和孩子往出跑，“连要紧的东西都没顾上带”。

　　“我们出来时还不到7点，走廊上的水都快到膝盖了。”任先生听见隔壁有孩子在呼救，忙联系谢宝成以及四楼的王晓商量救人。考虑到地下室的走廊已一片漆黑，水势又上涨迅速，他们怕防盗门打不开，反而有危险。于是，就从屋子东南角的天窗上下去。

　　水已有一米多高了，怕孩子手足无措，谢宝成大声喊她站到桌子上。随后，谢宝成和王晓找来一个铁棍撬开蒙在天窗铁栅栏上的铁皮，钻了下去。

　　“我不会水，就给他们打手电。下去的时候，水已快两米了，站在桌上的孩子就剩脖子以上还露在外面了。”任先生说，当时大家都在周围帮忙，大约十多分钟，孩子就从天窗给救出来了。

　　谁也没留意，还有一对姐弟处在生死关头

　　就在大家忙作一团时，谁也没注意到，紧挨着02房的03房里的王静、王长兴姐弟俩，还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

　　“下午5点多，屋里还没有水，当时我正在看电视，快六点时，我姐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想吃啥，7点多她带饭回来，水就来了。”王长兴说，姐姐王静今年31岁，高中毕业后，一个人从山东行唐来北京打工。

　　王静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今年20岁的王长兴是她最小的弟弟。2008年，王长兴来北京读软件开发专业。

　　“我姐人好，也最疼我，每天下班回来给我做饭，要不就给我带好吃的。”王长兴伤心地说，姐姐在丰台北路一家影楼做烤瓷推销，收入不高，姐夫在北四环一家公司做工，平时不回来。

　　王静的丈夫滕长峰（音）今年32岁，一年前，他们把当时5岁的孩子从家中接到丰台上幼儿园，可幼儿园每月托费要1000多元，他们撑了几个月，便又把孩子送回老家了。夫妻俩工资都不高，加起来不过三四千元，两人在2006年搬到了这里的地下室，房租每月800元。

　　开门后才几分钟，水就没到了胸部

　　事发当晚，姐姐没回来之前，王长兴已经发现屋里渗水了，他还舀了一些，不过门关着，当时并未在意。到了7时前后，王静提着给弟弟买的饭从外面赶回来时，才发现麻烦了。

　　“一打开门，走廊里的水就像瀑布一样往屋里灌，我俩害怕了，我们使劲打开木门，可怎么也打不开外面的防盗门。”

　　原来，地下室的很多住户家，在木门外，都装有一道防盗门，防盗门下面还有40多公分高的挡板。如果两道门都关着，水要漫过挡板才能透过木门慢慢流入，因此，在很多住户当时都关着两道门的情况下，不开门，极难察觉外面走廊的水有多大。

　　就在开门后的几分钟里，水就没到王长兴的胸部，由于外面涌来的水力量很大，他们只好用力扒住木门以防被冲走。几分钟后，看水涨得太快，王长兴对姐姐说，一定得打开防盗门，然后他从后面推着她往出走。

　　此时此刻，走廊里已一团漆黑，除了哗哗的水声、雨声，听不到任何声音。王长兴用尽全身力气终于把防盗门推开，想推着姐姐往出走，可王静刚出门口，就听见“砰”的一声，被电击到水里，王长兴下意识地去拉，结果也被电了一下，吓得他不敢再出门。心惊肉跳的他再次攀到木门的门框上，随后又蹬着门框，扒到距离天花板很近的一处凹槽内，等待救援。

　　临近晚11时，就在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消防队员将他救了出来。

　　零时许，姐姐王静也被救了上来，但已经没有了呼吸。

　　处在安全盲点中的地下室

　　“对于安全隐患，我们提醒过居民，也做过一些安全防护措施。”居委会一位工作人员称。

　　五里店南里小区是丰台一处较大的社区，社区内人员复杂，居住条件各异，而蜗居于地下室的住户，则比比皆是。不过，在这处拥有20多栋楼的小区内，发生类似16号楼的死亡事件，还仅此一例。

　　地下室的居民以往最头疼的不是雨水，而是下水道反涌，又臭又不好清理，相比之下，以前虽有雨水进屋的情形，但并不严重。可21日的雨水，不仅从天窗上下来，墙缝里、窗户缝里也都渗水，而这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

　　7月23日下午，本报记者来到16号楼的地下室，从一层下到地下室共有14级台阶，宽约一米的走廊内积水还未完全清除，虽有几个小窗子通着露出地面的天窗，但光线较暗。住户们说，晴天时尚能有点亮光，可到了早晚，什么都看不见。

　　“住在地下室的大都是来北京打工的，要不谁愿意住地下室啊。”从河北唐县来北京打工的一位姑娘告诉记者，她是通过中介才找到这里的，一月900元，她和另一个女孩同住。“虽然又潮又暗，还老感觉不安全，可是便宜啊。”

　　这个今年22岁的女孩，现在北京西站附近的一家超市上班，为了节省开支，每天她都选择坐公交车去七里庄地铁站，然后再转车去北京西站，一天来回花费6块。

　　由于存在房东、二房东以及中介，小区的地下室产权关系较为复杂，租户的流转也快。住户们称，因平时多忙于工作，邻里间少有联系，加上住在地下室，出于安全考虑，都很少来往。故从某种角度来说，大雨虽暴露出了地下室不可忽视的安全盲点，却也提供了一次住户间彼此沟通和交流的机会。只是代价太过昂贵了。

　　大雨过后，第二天地下室的住户们开始陆续返回家中，一些物品被拿出来晾晒，而房子却无法再回去住了。据该楼所属的五里店第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当晚，居委会便把没有住处的地下室居民安排在了大会议室里。

　　王静的丈夫滕长峰说，即使过几天能回地下室住，他也不会回去了，那里是他的伤心地。

　　>>延伸阅读

　　电击身亡者

　　能否申请国家赔偿？

　　事发后，王静的亲属20多人由山东赶到北京，要为王静的死讨个说法。据亲属张瑞坡称，王静是在逃生时触电身亡的，身体有电击痕迹，故当地小区物业、当地居委会均有责任。但连日来他们找居委会，居委会让他们找物业，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死者丈夫滕长峰说，事发当晚，妻子的手机掉到水里，所以一直没有打通，凌晨2时他从西四环回家，家里已经一个人都没有，直到22日下午，才得知噩耗。这两天伤心得吃不下饭，家里老人年岁大，孩子才六岁，自己工资又低，真不知该怎么办。他说，“人已经没了，说什么都没用了，只希望有关部门能有一个公正的善后赔偿”。

　　同时，23日记者从石景山区新古城派出所值班干警处获悉，死于古城大街的女青年家属事发后即来过派出所，22日上午，死者家属曾去找北京市市政管委会，是否谈及赔偿情况，尚不清楚。

　　那么，除了商业保险外，与王静类似的情况能否申请国家赔偿呢？有网友认为，在一个人为制造的公共环境下，比如：在今年大雨中的北京城里，无辜在马路上溺水而亡等，能否追究国家赔偿？因为，马路、墙头、树木以及下水道等属于公共设施，是有责任单位的，是有人管理的。

　　但据了解，因自然灾害死亡的人员，目前国家还没有补偿或其他资金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