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小窦每天下班都会坐一个小时的车来帮李秀英老人收瓶子，而街上的商户也会把空瓶给她留下

　　王老太太拉着珠宝店的小平板车去卖废品

　　赵振东老人坐轮椅守在垃圾箱旁

　　在北京市著名的王府井步行街，除了衣着时尚的游客，还有一些年逾花甲甚至已过耄耋之年的拾荒老人，为了补贴生活费用或排解内心的孤单，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用捡瓶子的方式度过自己的晚年。

　　背已经驼得很厉害的王老太太蹒跚着穿过人流。虽然手上的编织袋和纸箱看上去并不很重，但她几乎是一路挣扎着，才挨到街对面的长椅上坐下来。编织袋里装着她上午两个多小时的收获——26个空饮料瓶和两件商场送她的李宁牌运动服，至于塞着废纸和各种广告招贴的纸箱，则是一家珠宝店专门为她留的。

　　这是北京的王府井步行街。她坐在长凳上休息，低着头，并不去看过往的游人，而身边人来人往，似乎也没人会注意到她和她的那堆杂物。身后一家食品店的女服务员认出了她，招呼她要给她一瓶矿泉水，被她客气地推辞了。

　　王府井作为北京的“招牌”之一，有老字号瑞蚨祥，有外文书店，有新东安商场、北京百货大楼……这里每天都会吸引着30万人次的各路游客，最高时甚至达到了上百万人次。然而，熙来攘往的街面上，除了衣着时尚的游客，还有行行色色的各路拾荒者，其中，不乏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

　　“衣服是丹耀商场的服务员专门送我的，我去三楼喝饮料，人家从来不收我钱。”王老太太笑着翻开一只白色提兜，捏了捏里面的红色运动服说，“还都是新的呢……”

　　王老太太是上海人，因为已在步行街上拾荒多年，很多商场商店的员工都认识她，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她已经是90多岁的高龄老人了。

　　“我属猴，虚岁93了。”她说，这条步行街上，90岁以上在捡瓶子的不稀奇，至于六七十岁的，就更多了。

　　“北漂”老人：

　　拾荒就权当是锻炼

　　“要是年轻，我可以弹钢琴，老了还有什么用？”

　　——王老太太的手由于多年拾荒，几乎无法伸平。

　　老人很健谈，如果不是声音过于微弱，单从相貌看，不过70多岁。

　　“这儿比以前好多了，解放前，王府井都是土路，一下雨，到处是积水。”王老太老家在上海，后到南京读书，言谈中还带着浓浓的江南口音。“我从南京中文女中毕业那一年18岁，毕业一年，就结婚了。”

　　她的丈夫是北京人，当时在南京工作。1936年，她随丈夫来到北京。解放后，她先是在一所幼儿园当老师，后改行到一家房修所当工人，“当时家里有四个孩子，房修所一月工资比当老师高15块钱，所以就不干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年仅57岁的老伴因病去世，她靠做保姆度日。

　　“他在世的时候，因为怕家里孩子没人管，所以硬给我办了自动离职，这一离职，弄得我这几十年都没有退休费。”在她看来，当年丈夫的莽撞做法，是她今天拾荒的主要原因。

　　“要是年轻，我可以弹钢琴，老了还有什么用？”王老太太伸出一双手——由于多年拾荒，双手几乎无法伸平。

　　而当年在南京读女中时，她曾学了两年钢琴。当年她在幼儿园的主要工作也是弹琴；如今，几个孩子家里也都有了钢琴，可她已经弹不了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个晚辈举家迁到日本，她时常去探亲，每次三个月。年过70的她假称50多岁，去北海道靠刷盘子洗碗挣些零花钱。随着儿女们生活都好起来，她时不时在儿女处轮换着住。七八年前，她从安定门的儿子家搬到了石景山的女儿家。也就是从那时起，她开始来王府井拾荒。每天早上6点多她起床，倒两趟公交车到安定门，到儿子家里喝上两碗枸杞、大枣熬的粥，然后再坐七站路来到王府井，等下午把捡来的瓶子卖掉，大约三点多，她就再坐车回石景山。

　　每天出门的时候，她都告诉大女儿，自己去城里散心，到了儿子家，喝完粥出门，也是一样的说法。至今子女们都不知道老人每天都在做什么。“我每月有400元养老金，要是加上孩子给的，也够花了。”因为太热，老人不停地用白毛巾擦着布满老年斑的脸，解释说，“（拾荒）就权当锻炼了。这么多年，没感冒发烧过，能吃能睡，身体一直挺好。”

　　王老太太曾经在步行街上遇到过一个熟人，当时让她很是尴尬。但随后就习惯了。“原本身边就没什么说话的人，所以到这里来了，看着街上来来去去的人，也不寂寞。”

　　“失业保姆”：

　　人家剩的饭 谁饿了谁吃

　　“她是个小资产阶级，我是无产阶级。”——94岁的李秀英也是步行街上的拾荒者，因为性格原因，和王老太太有些别扭

　　中午到了，王老太太提着东西来到菜厂胡同与步行街交叉的地方。废品站在菜厂胡同的西头，中间还隔着一条马路，从胡同口到废品站，大约二百米。

　　照废品站的价码，一个饮料瓶最高时收1角钱，目前只给9分，而纸箱属废纸一类，每公斤只有6角。如此算下来，王老太早上送来的瓶子和纸箱总共赚不到3块钱。显然，如果靠这点钱想在一瓶酸梅汤都卖6块钱的地方吃上一顿午饭，实在是不可能的事。

　　“您中午饭回去做还是买着吃？”“不用做，也不用买，人家有剩的。”她所说的“剩的”午饭，是菜厂胡同里“振远护卫”的工作人员留的。离胡同口不远，每天都停放着好几辆“振远护卫”的车，一到中午，便由公司给当班的护卫送饭，他们吃不完，就都剩下了。

　　而与“振远护卫”对门的就是李秀英老太太的家。几个月前，94岁的李秀英靠拾荒抚养74岁女儿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诸多关注。

　　每到中午，护卫们会把剩下的饭菜都交给李秀英，然后再由老人分送给其他人。

　　94岁的李秀英也是步行街上的拾荒者，虽然和比她小一岁的王老太太两人很早就认识，但因为性格的原因，又有些别扭。说起王老太太，老人大声说，“她是个小资产阶级，我是无产阶级。”

　　李秀英自小在农家长大，没多少文化。1952年，31岁的她被介绍到北京一位部长级的领导家里做保姆。七十多岁的时候，因为没了生活来源，她开始捡垃圾，一捡就是20多年。领导一家离开菜厂胡同的老屋时把一间十多平米的房子给了李秀英老人。十多年前，70多岁的女儿从安徽来投靠她，这里就成了母女俩的栖身之所。

　　老人的女儿叫侯昌凤，手有残疾，因为唯一的儿子待她不好，才不远千里来北京找母亲。侯昌凤没有户口，也没有收入，李秀英老人的养老金每月也只有800元，仅靠这点钱要在北京维持生活，还是有些困难。侯昌凤身体不好，时常有病，为了给女儿买药，李秀英老人总是希望多捡些瓶子赚些钱。虽然老人的腿脚也不好，但每天饭后，她还会拉着女儿的手，在院子里转上几圈。

　　“现在，中午饭我们就吃他们剩下的。到了下午再做饭。”李秀英老人说，她通常只能吃半个馒头。剩下的十多个馒头和菜，她会用塑料袋装了，挂在门口空调机的线缆上，留给其他的拾荒者——“谁饿了谁吃”。到底有多少人会来吃，她不清楚，“反正从来都不会剩下”。

　　数据

　　据了解，在北京东城区较为普通的三和老年公寓里，最便宜的双人间每月1575元；而位于东城区长青园的长青养老院，双人间的床位费每月要3000元，伙食费600元，还不包括服务费、管理费等，即使最便宜的三人间，床位费也要2000元。而另据“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概况”披露，北京市于1990年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预计2020年，常住老年人口将超过400万，占总人口的20%左右。

　　轮椅老人：这点钱养活两个人不容易

　　“因为那里一个空瓶一角钱，能多卖一分。”——赵振东会把收来的瓶子，一点点带回家去，等攒多了再让儿子送到东边的一家废品站去。

　　随着附近商场的员工慢慢认识了她们，李秀英和女儿常会碰到商户把收集好的空瓶送到她们的黑编织袋里。

　　对此，同样受到“照顾”的王老太太总会感慨地说，“现在还是好人多。”

　　相比之下，其他拾荒的老人要收集一些空瓶子，还需费些时间。家住灯市口的赵振东老人今年77岁，因为前些年脚部受伤，行走都离不开轮椅。他每天下午从家里出来，趁傍晚街上人流密集的时候收些瓶子。

　　由于行动不便，他总是选择一个垃圾桶后，就守在旁边，把一个空纸箱和一个很大的黑色编织袋分别放在垃圾箱两侧。见有游人把空瓶扔进垃圾箱，他就颤巍巍地扶着轮椅把手站起来，从中掏出瓶子放进袋子；若是有谁直接把饮料瓶扔进了袋子，他会怯怯地说声“谢谢”。

　　赵振东老人原籍河北临西，早年随父母进京后，户口就落在了北京。退休后，他和老伴住在一个十多个平米的出租屋内。而同住一个院的儿子，因生活境况一般，并不给他零花钱。

　　“我退休工资一个月2100元，可没房啊，每个月房钱就得500多。”赵振东说，以前房租才二百多，这两年涨了，而他的退休工资除去房租只剩一千多，“在北京，这点钱养活两个人，不容易。”

　　每晚九点多，赵振东会把收来的瓶子，一点点带回家去。和很多拾荒者不同，他不会把瓶子送到菜厂胡同西边的废品站，而是先带回家，然后攒多了，再让儿子送到东边的一家废品站去，因为那里一个空瓶一角钱，比西边多了一分。

　　虽然李秀英老人在菜厂胡同住了大半辈子，但王府井外远些的地方，她并不熟悉。而老家更是一趟也没回去过。

　　“您不想回去看看吗？”

　　“不想。”老人摇摇头。

　　“您外孙不是来看过您吗？”

　　“他来就是要钱，从来没有说过把外婆接回去看看的话！”

　　李秀英老人对自己的外孙显然有些恨铁不成钢。前两年外孙曾来过北京一次，两手空空来看老人，走时老人还给他塞了1500元钱。

　　由于侯昌凤是“黑户”，自然没有社保，唯一的保障，就是老母亲。好在今年5月李秀英的事被当地媒体披露后，安徽当地的户籍警，来京给侯昌凤把户口上了。

　　“要是能把她的户口办成北京的就好了。”李秀英老人说。

　　志愿者：人孤力单 扶老还得靠社会

　　“要让老人们都能安享晚年，说到底还是社会的事儿。”——志愿者小窦说，他知道街上像老太太一样年岁的还有几位，但人孤力单，只有照顾李老一人了。

　　每当黄昏时分，王府井步行街的人流会骤然增多。人多了，拾荒者也就多了。一些年轻的拾荒者甚至从保洁员的收纳桶里扒拉瓶子。而老年人，多守在某一处的垃圾桶旁，摊开自己的黑色编织袋。一位戴着白色老式太阳帽的老人守在肯德基店的一个垃圾箱旁，几乎隔上半小时，就会把塞满空瓶的编织袋转移到路边的台阶上，然后再打开一个袋子，铺在地上。

　　老人并不愿介绍自己的家中情况，只说是因退休金不够而出来捡瓶子，家里人也不知道。

　　她戴着帽子，总是低着头；身边的游人或驻足流连，或呼朋引类。虽然同处一条繁华的大街，却仿佛置身在不同的世界。

　　和很多老人不同。家住沙滩的刘师傅，把来步行街上捡瓶子当成了退休后的“副业”。已经62岁的他穿着一件略显宽大的黄色衬衣，守在新东安商场斜对面的一个垃圾箱旁，右手拿一个50厘米长的小金属棒，时不时地到垃圾箱里划拉划拉。

　　也许是年龄还不够老的缘故，他摊在地上的编织袋里，瓶子并不多。不过，一旦有人直接将空瓶扔进袋子，他都会点下头，说声谢谢。

　　他说自己每月的退休金在3000元左右，因为住得近，每天都过来收点儿，“一天下来能卖个30多块钱，（收）一个月，烟钱酒钱就都出来了。”

　　7月19日晚7时许，吃过晚饭的李秀英老人扶着支架，一点点地从胡同来到大街上——晚饭通常是女儿做，无非是青菜豆腐一类——出胡同口时，她笑着会跟认识的保安们打招呼，保安也会笑着问候她。

　　她当初在部长家带大的一对双胞胎如今在某电视台工作，家里的电视、电风扇，都是她们送的，去年住院，她们还给老人买了这副出门用的支架。

　　不过，每晚她扶着支架一出来，就会引起行人的注意——因为她爱干净，出门总穿着一件式样怪异、长及脚面的自制褐色围裙，很能吸引好奇的目光。

　　来到街上没多久，一个高个小伙儿提着两大兜空瓶子来到老人面前。他叫小窦，今年24岁，是一位志愿者。自从今年5月母亲节时老人的事被网上披露后，他和其他几个在网上跟帖的网友，都主动跑来给老人帮忙。

　　小窦在南郊上班，每天下班过来，得花一个多小时。在帮忙给老人收集了商场给的空瓶后，他还会陪老人转悠一会儿。他说，尽管知道街上像老太太一样年岁的还有几位，但人孤力单，只能先照顾她一个人了，“要让老人们都能安享晚年，说到底还是社会的事儿。”

　　每当被人问到李秀英老人为什么不去养老院时，老人总会笑着说，“去养老院干吗呀，我这儿多自由啊。”而事实上，排除老人情愿与女儿相依为命的想法，退休金不过千元的她，即使去住北京最便宜的养老院，也还住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