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肴丰富，农民工感叹：比过年吃的都好

　　7月30日，崔永元在北京请“721暴雨”中救人的154名农民工吃饭，吸引了媒体的关注北京“721暴雨”，一批农民工勇敢救助遇险乘客，成为微博上热炒的“最可爱的人”。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发起号召，邀请农民工吃饭，并于7月30日成功举办了这场著名的公益饭局。然而，这场暴雨灾难中，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一顿饭又能否回报农民工对城市的贡献呢？也许，对农民工的关注还需要持续。

　　“我没有什么高深的目的，就是想请农民工兄弟们吃顿饭！”央视“名嘴”崔永元用最朴实的语言说道。

　　7月30日下午，北京依然飘着雨。9天前，北京京港澳高速一处路段被大雨淹没，是一群农民工挺身而出，将180多名游客成功救上岸。在距淹没路段只有10分钟车程的北京丰台区南宫村的一家酒店里，崔永元设局请客，他的嘉宾是在“721北京大雨”中救人的154名农民工。

　　崔永元进门时看了看酒店的时钟，指针指向下午5时，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半个小时。对于他来说，这半小时在于尊重。酒店的大屏幕上一直循环播放着农民工救人时的一些感人画面。一瞬间，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48岁的何学中——

　　“一辈子能干一件这样的好事也算值了”

　　48岁的江苏盐城农民工何学中看着投影仪上播放的画面，眼眶微微泛红。那天，他特意梳了一个“大背头”，换上一条平时不怎么穿的西裤，黄色的T恤是统一发的，胸前写着红字：“721抢险英雄团队”。

　　他说：“人一辈子能干一件这样的好事也算值了。”7月21日晚，北京普降暴雨，京港澳高速路被水淹没平均4米，暴雨将马路两边的泥沙冲入高速路，过路旅客数百人被淹，形势危急。

　　“不好了，赶紧救人！”正在会议室和工友商量工作的何学中，突然听到项目经理邓红山的喊声。何学中跑到事故路段一看，吓了他一跳：“平日里的高速路成了一条大河，两辆大巴车的顶上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几十辆小轿车几乎看不到了。”

　　他蒙了几秒，赶紧招呼同行的施工队队长杜金荣去喊人。他们的工地是丰台区正在建设的一个水利项目——河西再生水厂，距离京港澳高速路大概300多米，工地上有100多号人。杜金荣没有迟疑，边跑边喊：“快起来，救人了！”

　　当时大概是晚上9点钟，许多老工人已经睡下了，年轻的工人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啥子事？”工地上大部分是来自四川省南充市的农民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边喊着边打开了门。他们看见杜金荣不停地敲打着门板，把自己一只鞋都跑丢了。

　　杜金荣看人到的差不多了，喊道：“有人被淹了，快拉上救生圈、绳子去路上救人！”简单的几句情况说明后，性子急的几个年轻人光着脚向高速路上跑去，150多名农民工拿起救生圈和一根100米的麻绳，跟着向路上奔去。

　　40多岁的陈文堂——

　　“从小见水见惯了，可没见过这么大的水”

　　何学中的回忆被陈文堂打断，看着陈文堂走近饭桌，何学中指着他说：“那天晚上，就是他第一个下水救人的。”

　　陈文堂是江苏盐城市盐都区大冈镇光华村人，进京打工已有七八年时间，他在丰台区河西水厂工程中担任材料员，是文职。暴雨当天，40多岁的陈文堂没有年轻人的犹豫，虽然十几年没有游过泳了，但他自信水性足以穿越这4米高的洪流。

　　“我们刚去的时候，水才淹到车窗，隔了没一会儿，水就到车厢顶了。”陈文堂回忆起来至今心有余悸，“我是南方人，从小见水见惯了，可没见过这么大的水”。

　　农民工们一赶到，大伙先把一根100多米的绳子拴到桥墩上，又拉到马路边的树上，然后陈文堂就自告奋勇地拉着绳子的另外一头向大巴车游过去。陈文堂回忆：“大概有个十几米的样子，但水里都是沙子石头，游得人难受。”

　　“大家不要急，都会得救的，先把救生圈给老人、妇女和孩子！”看着来了救星，车厢顶的人一阵激动，都向陈文堂涌来。陈文堂趴在车窗上，一只手抓着反光镜，大声喊道。

　　这时，水底下还有一个兄弟抓着绳子游了过来，陈文堂一看，其中一个是工地上的保安：“他没有上车顶，等着在下面接应，但是身子淹在水里，泥沙一打浪过来就是一脸。”陈文堂回忆说：“可那时没有人顾及自己，觉得心里有团火在烧，有这种使命，拼了命也得把人给救了。”

　　一个、两个、三个……四十三个，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在数十名工友搭成的生命通道上，这辆大巴车上的43个人全部获救。岸上，游客们哭成一片，水下，救人的农民工们又迅速游向另外一辆大巴车。

　　同样下水救援的还有来自江苏盐城的陆金刚，他今年54岁，年初刚到北京。说起在水里救人的感受，他腼腆地说：“没什么。”但隔了一会，他又补充说：“别说不害怕，那会说不怕是骗你们记者的。”

　　23岁的李川南——

　　“不记得游了多少来回，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地救”

　　下午5时30分，饭局正式开始。中年人都比较矜持，夹两筷子就会放下，年轻人则随意得多，挑自己喜欢的菜。

　　他们中最年轻的只有18岁，名叫张帝涛，来自四川南充。那天晚上，他在水边负责接送被困的游客，给老工人“搭把手”。年轻人中，英雄人物要属同样来自四川南充的李川南了。

　　李川南是四川南充市三会镇大田沟村人，今年23岁。来参加崔永元的饭局时，他是被人架着来的，在救人过程中，他的右脚被钢丝扎伤，同时脚软组织受伤。

　　北京，曾是一个李川南十分向往的地方，羡慕这里有数不清的高楼大厦，当然也有年轻人的梦想。今年，还没过正月十五，李川南就和打工者们一起来到北京，在朋友的介绍下到了丰台区河西水厂。

　　身为一名农民工，李川南也遭遇过白眼和歧视。他用夹杂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说：“经常坐公交车的时候，车本来很挤，但你一上来别人都躲开了，就是觉得我们脏吧，有味道。”但尽管如此，他觉得凭借自己的努力，将来有一天一定能“出人头地”。

　　他所说的出人头地，只不过是能挣点“大钱”。“我想，打算明年或后年攒点钱之后，在北京开一家小饭馆，等做大了以后再开家大的。”李川南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以前学过厨师。”

　　他是第一批冲出来救人的“冲动型”农民工，当听到救人的消息后，他和工友们意识到了时间紧迫。但从工地过来上高速路，沿路的钢丝防护网成为当晚救援的最大障碍之一。李川南和第一批的十几个兄弟，冲过去才发现没带剪开防护网的工具，愣是把钢丝网推倒了一排。

　　从车上到岸上，李川南说：“我也不记得游了多少个来回，反正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地救。”

　　三个小时后，人终于救得差不多了，这时李川南发现自己的脚下全是红色的血水，他用雨水一冲洗，发现脚上破了一个大洞，一直在流血。

　　崔永元谈平等——

　　“走在街上谁也认不出来谁，就是平等”

　　这场饭局，崔永元无疑是焦点。他7月25日上微博无意间发现了这批救人的农民工，就响应了网友呼吁：请这群英雄吃饭。饭桌上，崔永元说的最多的是“谢谢”。他确实是被感动了：“这样一些人，在我们的眼中是弱势群体，但是城市是他们建设起来的，各行各业也都离不开他们，在危难关头，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抢险救人，能请他们吃饭不是农民工的荣幸，而是我的荣幸！”

　　北京暴雨时，崔永元正在和朝鲜的一个节目组一起吃饭，结果吃着吃着，餐厅的厨房竟然漏雨了。服务员不好意思地把漏雨的地方用一块帘子遮了起来，他跑过去一看：厨房里的水都已经淹到脚脖子了。“我当时就想，肯定坏了，北京被淹了。”崔永元回忆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有记者问北京的防汛情况，官方说在危险路段都配备了抽水泵，公交车上也配备了救生圈，可防百年一遇大水。只是一场大雨就露馅了”。

　　有记者问：“前段时间的海南航空被劫机事件，政府奖励了机组成员和反抗的英雄，可这次没有奖励农民工，这是不是你请农民工吃饭的初衷？”崔永元说：“我认为，永远不要让民间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有些事情，政府没有办法去做，这就需要我们民间力量去做，这也是民间公益生存下来的土壤。”

　　崔永元解释了他所认为的平等：“走在大街上，大家都一样，谁也认不出来谁，这就是平等！”

　　■对话农民工

　　人物介绍：杜金荣，江苏盐城市盐都区薛舍村人，41岁，施工队长。暴雨当天，杜金荣挨个敲民工宿舍的门，组织大家救援，并负责救援的协调工作，连续44个小时未睡觉

　　“他说‘谢谢’时，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华商报：电视上你们救人的场景，我不明白游泳圈、绳子是从哪来的？

　　杜金荣：这些游客们够幸运，我们是水建筑物施工，护栏上都挂着救生圈，绳子是现场备用的，要没这些，救人还麻烦了。华商报：有没有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杜金荣：既兴奋又沉重吧。刚开始，大家谁都不吭声，我们也没经历过这么大的事，都很“木”。有人说师傅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我们才反应过来。这期间，好多人缓过劲来拿我们的手机打电话，两三个手机打的没电了，有人抱着电话哭，我也想哭。

　　华商报：这次抢险救人事件，让你最感动的是什么？

　　杜金荣：我们把被救的人陆陆续续往桥上背时，有一个男的说了一声“谢谢”，后面的人也跟着说“谢谢”。他说“谢谢”时，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好像我们得到了别人的认同。

　　华商报：这次救人事件对你们工地有没有什么影响，包括工人的心态？

　　杜金荣：说实话，有一些负面影响。崔永元请吃饭，工人们从未享受过这么高规格的接待，再加上北京市的一些领导也来看望，让许多农民工忘乎所以了，有些人寄希望不劳而获，希望得到政府的奖金。华商报：媒体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杜金荣：许多记者采访，有些人根本没下水救人，也说自己下去了。也有人夸大救人的数字，这些都不好。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危难之中的人性的帮助，不要抬高农民工个人。

　　华商报：有人认为这次你们的英雄行为，让农民工不再受到歧视了，你怎么看？杜金荣：农民工受人歧视，其实很大一方面与自身素质有关系。我们这些人上学不多，在公共场合也不体面，有一些城里人不能忍受的习惯，要改变歧视，我认为先从自身做起，自尊才能获得尊重。

　　■对话被救者

　　人物介绍：张霞，现年59岁，北京本地人，石油化工厂职工。7月21日晚6时，她乘坐616路公交车前往良乡女儿家，被困路途中。晚11时30分左右获救

　　“一个工人把我抱下来，我觉得把命交给人家了”

　　华商报：当时您乘坐616路车，大雨来时情况是怎样的？

　　张霞：在离事故桥还有一点路的时候，路已经堵了，许多小轿车都往后倒，我们的车也往后倒，但倒了没几下就熄火了。

　　华商报：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张霞：司机说车走不了了，让我们下车往回走。那时，水已经淹到大腿根了，我们就在水里一步步往回走。

　　华商报：当时心里是不是很害怕？

　　张霞：是，我拉着一个27岁小伙子的手，想就跟着他了。但走了没多远，发现前面没出口又往回走。有人喊，上大巴车顶，我们就跟着上去了。

　　华商报：大巴车顶那么高，怎么上去的？张霞：正好大巴车下面有两辆小车撞一块了，就给我们搭了一个天然梯子。当时水已经到脖子了，再过一会我就没命了。华商报：在车顶等了多长时间才盼到有人来救援？

　　张霞：应该是3个多小时，我们当时都绝望了，水已经淹到脚脖子了。我们大声地喊救命，觉得喊了很久很久，就在这时，我们看到手电筒晃了一下，当时人都已经傻了，反而不喊了，一下子看到了希望。

　　华商报：他们就是再生水厂的农民工吧？张霞：是他们，接着他们搭了绳子，给我们递来了救生圈，我获救的时候已经11时30分了，当时也不会说别的，就一个劲地说谢谢。一个工人从车上把我抱下来时，我觉得把生命都交给人家了。

　　华商报：通过这次事件，你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张霞：人都要有感恩的心，也要有救助别人的勇气，都说北京精神，其实，北京精神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些外来工们创造的。

　　华商报：你最想对农民工说什么？

　　张霞：还是“谢谢”吧！如果将来农民工有了困难，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专家观点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

　　真正的歧视恰恰是政策层面的歧视

　　饭局上，一位代表说：“我们是农民工，只会干重活粗活，但我们也在努力，期待能在北京安家，有自己的房子，把妻子儿女接到北京，和城里人一样，不再被歧视！”请农民工吃顿饭的倡导者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表示：“作为普通的城市人，我们一直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对身边农民兄弟的感激之情。和几乎所有的市民一样，我们愿意把歉意转化为感激，感激转化为亲近，沟通彼此的血脉和心灵。”崔永元告诉记者：“农民工本来就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假如他们救人后，依然没有得到关注，没有听到社会赞扬的声音，那么他们下次还会去救人吗？也许不需要大家都去请农民工吃饭，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关注他们，感谢他们的付出，给予他们信心和力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请农民工吃顿饭，意义在于反对农民工的歧视，这顿饭里应该包含对农民工的忏悔和赎罪。吃饭并不重要，吃饭的意义是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和农民工平等坐在一起。”

　　在他看来，城市里面的普通人，大多数人不会在心理上真正歧视身边的农民工，很多人只是不会表达，但至少都知道这批人很不容易，城市也离不开他们的劳动。真正的歧视恰恰是政策层面的歧视，比如户籍、医保、社保、就业等各种制度化的歧视。让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甚至越来越失去社会地位。

　　人群之间的歧视，通过沟通或许就可以解决，但制度化的歧视政策，只能通过改革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