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似乎都喜欢对外国人说一口流利中文而欣喜不已，这种文化上的满足感，多半来自于深层次的不自信，似乎会说中文、娶一个中国太太、甚至有个中国养女，都是对中国友好的表现。

　　新任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不论到哪里，都喜欢带着他的中国养女，开场白都用中文。这并不奇怪，此前的美国驻华大使在未赴任之前，都已是华府外交圈的中国通。这是过去几十年中，美国任命驻华大使的默规。民国时代，美国派驻中国的外交官，多具备传教士背景，或出生于中国，比如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这种任命模式只在中国出现，美国绝不会派出生于日本的美国人做驻日大使。

　　早前的恒安石(Arthur William Hummel,Jr。)出生于山西汾阳，其父是公理会传教士恒慕义(A.W.Hummel)。李洁明(James lilley)之父则是长年在华石油商人，出生于青岛的李洁明，对中国更为熟稔。而前驻华大使洛德(Winston Lord)的夫人，就是长篇小说《春月》的作者、华裔女作家包柏漪。

　　李洁明去年年底病逝之时，美国外交界曾有人士惊呼，“最后一个中国通走了。”李洁明1991年离任，接替他的芮效俭(Stapleton Roy)，也是传教士之子，生于南京。1995年芮效俭离任后，美国再也没有派出中国通驻华。恒安石、李洁明这些老一辈的外交家，其对华交往更注重文化层次的切入，而进入本世纪以来，两任驻华大使却更偏重经贸及战略角度，这似乎能说明美国对华外交的思路转变。

　　李洁明无疑是最为传奇的一位中国通。这位曾被希拉里誉为“最佳外交官”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是美国情报界及外交界的传奇人物，参与了中美外交的初期工作，在1990年前后担任驻华大使。早年，他却是中情局的特工，相继在中国外围的六个邻近国家和地区履职，负责对华情报之采集分析。

　　从李氏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20世纪，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思维的嬗变。尤其是台湾问题，他以美国视角，解释了美、中、台的三角关系何以建立。海峡两岸对李氏的评价近乎对立，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他就是“一小撮螳臂当车的反华势力”，但在李氏过世之际，大陆仍然给予他相当程度之肯定。

　　李氏幼年即目睹中国抗日之艰难。虽身在青岛租界，他仍对颠沛流离的中国百姓抱以极大同情。当时李氏对中国国力之羸弱颇为担忧，在他的记忆里，淞沪保卫战中，中国飞行员欠缺经验，数以百计的老百姓无辜丧生。

　　中国空军之作战能力，早在一•二八事件中就被质疑。涵芬楼大火之起因，坊间有多种不同说法。有人说系日本浪人放火(见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亦有人称系国军误炸所致，数万册善本书，毁于一旦。据云当时刚刚整理出一套《旧五代史》，经此一役，又花了好几年(见郑逸梅《清娱漫笔》，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不过张元济事后在给胡适的信中抨击国府之无能，则事无可疑，丁文江曾在胡适处见到此信，“皆颇对于当局有不满意之表示。”

　　到抗战后期，李氏对于国军亦不具信心。他的哥哥法兰克1945年的家书中曾提及，“士兵又病又穷、衣不蔽体；基于上述原因，即使配备我们的装备，也无法作战。权力、金钱和教育都只有少数人才享有……病根是在政治、经济、社会、医疗、宗教和教育各方面。”表现在战场上，即是士兵作战能力低下。

　　这一点，黄仁宇在《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里曾提到。中国部队后勤供给系统极为薄弱，比如只知道进口坦克，却不知道应架设能够承担坦克重量之桥梁，以致有相当数量之桥梁被压塌。李氏之兄当年服役于昆明，对于国军内部之腐败知之甚详。比如军官驾车载着妓女四处饮酒，以致法兰克的美国同僚们，要控制国军军官对汽车之支配权。

　　抗战胜利后，李洁明回美国读书。事后他总结道，“中国内战的种子种在日本战败的土壤中。日本在东北的重工业基础，被认为是战后中国复兴经济的关键。”国共双方争取控制东北，是战后国共两党历次谈判的重要问题(见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这是李洁明探究中国政治演进的开始。

　　对于中国大陆的正式研究，李洁明是从中国外围着手的。韩战爆发时，李洁明受耶鲁大学饶大卫(David N. Rowe)的影响，研修《中国与世界列强》课程，对红色中国的研究兴致颇高。后来他受另一位教授的号召，加入中情局，李洁明没有提及这位教授的名字，想必是藏身于耶鲁的隐身特工。1949年6月，李洁明在中情局受训时，解放军进入青岛，他不禁感叹道，“(这)可谓国民政府灵柩上的最后一根钉子，因为青岛是中央政府最后一个港埠。”

　　先前，中情局和国务院都预测，中共会在1950年底占领台湾。北韩部队在冲破三八线的两天之前，国务卿艾奇逊还在重申，台湾不在美国的亚洲安全半径之内。韩战爆发后，政策丕变。中情局针对中共的秘密作业也重新开始，台湾成为主要基地。

　　中情局对中国大陆的情报活动出师不利。1952年，中情局9人空降到东北，落地被擒。其中一人招供后，中方透过无线电给汉城的中情局情报站，要求美国派飞机来接，李洁明的同事唐尼、费裘还有两位飞行员飞赴中国大陆。飞机行将降落之际，被解放军击落。飞行员殉难，唐尼和费裘被抓。

　　唐尼被判无期徒刑，被称为“全体美国俘虏中的头号大坏人”被四处游行示众，费裘被判20年有期徒刑。直到1973年3月中美接触后，才放出来。唐尼在狱中看了六遍《战争与和平》，以及俄文版的《斯大林选集》，他后来考入哈佛法学院，娶了一位沈阳妻子。这位康乃迪克州的法官没有他的同事李洁明那样的好运气，因为他在被放出来两个月后，李洁明光明正大的从深圳罗湖进入红色中国。

　　这个时候的李洁明，已经先后在台湾、菲律宾、柬埔寨、老挝、香港等地做了二十多年情报工作。这一时期全球冷战态势方殷，他在外围通过各种渠道观察和分析中国事务。冷战让全球分为两大阵营，海外华人也都因此站队。比如菲律宾的华侨社会由两大家族控制，杨氏家族亲台，而薛氏家族亲中。李洁明尽量通过从中国出来的人嘴里打探消息。

　　1963年5月，刘少奇访问金边，美国大使馆人员都去楼顶拍照片，这是他们获得情报的原始途径——在很多情况下，情报就是公开信息。西哈努克把亲台的华人领袖全部禁闭起来。为了震慑反对运动，西哈努克手下把一个心智障碍、五官残废的男子拖到街头公开处决，声称他要谋杀刘少奇。

　　当时中国通过柬埔寨，支援军火给南越。柬埔寨武装领导人龙诺亲自督运。军火运输在高峰期时，龙诺曾是北京最为宠信的人，他的桌上还摆有毛主席肖像。不过龙诺反对越南人侵占柬埔寨，曾呼吁中方协助，将越南人赶走。而北京认为北越反对美帝，中方应该支持。龙诺后来对中方渐生不满，与柬埔寨第一副总理马它克联手，于1970年3月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

　　直至调任香港，他才觉得离中国更近了一些。文化大革命期间，广东和香港之间的往来依然密切，尤其是难民，源源不断偷渡过来。李洁明接近这些人，通过访谈得知文化大革命的最新进展。他甚至想跟新华社香港分社、华润公司等中方机构往来。不过港英政府还是禁止他公开采集情报。

　　在香港工作的成就，李洁明颇为得意，他引用周恩来的一个批示来肯定中情局香港站的成就：“欲知中国事，可问中情局香港站”。中情局香港站陆续呈送华府的报告，后来被汇编为《马可波罗文件》。这个文件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极为知名，它是截止当时为止，针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客观也是最深入的报告。

　　之所以取名为“马可波罗文件”，就是因为马可波罗虽然对中国有过详细描绘，但他从未真正涉足中国。这与中情局香港站、李洁明本人的“望陆兴叹”是有共同特征的。这是当时中情局最为无奈之处，他们始终无法获得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讯息。1950年代的中国是铁板一块，而且中国外围的华侨大部分又亲台，情报工作不算顺利。因此中情局始终未曾发展出在中国大陆可靠的谍报网络。

　　等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建立，李洁明以联络处职员的身份进入中国，但他的真实身份却是情报官，直接对基辛格负责，试图建立白宫与中南海的沟通管道。这种秘密外交，是基辛格外交的一大特色(见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当然，他的情报工作也是重要任务。在当时条件下，他只能依照“克里姆林宫学”对中国政治动态做出分析。

　　这种分析跟今日中国的时政记者们分析政情之手段并无二致。比如观察人民大会堂的汽车数量，来判断这次会议的重要程度及参与人员。根据外宾的座席位置和名单顺序，确定中国外交部对待各国的态度。1973年国庆节，布鲁斯大使跟苏联代表的名字殿后，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三国关系。

　　直到1975年《华盛顿邮报》抖出李洁明是情报人员后，他才被迫离开中国。在华期间，他建议中情局长老布什跟中国合作，在新疆建立情报站，观察苏联军事动态。这件事李洁明并未明说，直到2008年5月拜登与奥巴马搭档参选之时，《华盛顿邮报》才抛出重磅报道，解密当时中美在新疆的情报运作状况，正是拜登与邓小平当时决定的。

　　李洁明1979年1月从中情局退休，这时候他才51岁，按说不到退休年龄，可是布什卸任局长后，李洁明在中情局多少像个异类。1979年2月3日，邓小平和布什在美国会谈时，李洁明在座。邓表示，(中美)必须坚持反苏路线。当时中国支持柬埔寨打越南，布什也表示支持中国打越南。2月17日，解放军就开始进攻越南。李洁明随后加入布什竞选总统的班子，为布什的对华政策运筹帷幄。

　　1982年1月，李洁明被任命为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主任。这个名义上非官方的职位相当于驻外使节。他一上任就遇到“八一七公报”的风波。国会里支持台湾的声浪巨大，此时里根内阁的国务卿海格态度亲中，释放出停止对台军售的气氛。李洁明立即面临台北传来的巨大压力。他的大学同学、台湾“外交部政次”钱复，曾经当面指责他、进而抨击美国对台湾不负责。

　　其实在早前一次与邓小平的会面中，邓曾经对李洁明说：“我们会尝试以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但是也不愿绑住另一只手，你能劝台湾跟我们谈判吗？”随后李洁明试图向蒋经国说明，美国无意抛弃台湾，但美国也需要与中国大陆敦睦。“八一七公报”签署后，里根口述一份总统指令，决定了此后美国对台军售的原则。

　　蒋经国静静地听完李洁明的叙述，向李说明了自己对台湾未来的规划。这就是蒋经国政治改革最早的腹案版本：民主化，本土化，繁荣经济，对大陆开放。1983年6月，蒋经国流放王昇去巴拉圭做“大使”，扫除他身后强人政治之障碍。即便如此，江南案还是发生了。李氏此时开始与邱连辉、周清玉等党外人士接触，了解台独意识形态的来源。他也建议国民党聆听反对者的声音。

　　李洁明1989年5月调任驻华大使，作为布什的好友，这一任命让他颇感兴奋。他5月2日到达北京，当时北京内城的交通已经陷于瘫痪。李洁明此前在驻韩大使任上，成功斡旋全斗焕与异见领袖金大中的矛盾，避免了汉城的戒严危机，因此他刚来北京尚抱有相当信心。后来在那场政治风波中，李洁明将方励之夫妇隐匿在驻华使馆里长达13个月，引发中方不满，中美关系阴霾不断。于是布什又派出芮效俭接替他。李氏回国担任国防部助理部长。

　　过去的70年中，李氏是亚洲许多重大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他勾勒出一幅亚洲政治变迁的巨大图卷。李氏对中国抱有相当复杂的感情，他的一生也与中国密不可分。这种感性因子让李洁明最后一次在华的外交工作显得较为痛苦。这个他观察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家，以一种他从未预知的模式，与美国对抗而又合作。

　　他最后说，“中国既难以捉摸，又骄傲自豪，既备受折磨，又楚楚动人。它正努力现代化，雄心勃勃、冲劲十足、贪婪饥渴，也渴望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可它对世界却是又爱又恨，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