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
在当下中国的网络舆论场，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本来一个普通问题的讨论，最后多被上升到“左”右之争，互贴标签，丧失了理性讨论的空间。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意识形态斗争在一些领域被泛化了。
因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话语系统诸方面的原因，我们社会不少人还习惯于用阶级的观点分析问题，用意识形态斗争看待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这有其必然性。二战结束后，由于世界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国际关系以意识形态划界也不足为奇。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是最典型的国际关系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正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反复强化，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打上深刻的意识形态烙印。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跻身于大国行列。这样一种新形势下，我们应该秉持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上一再倡导的“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满脑子意识形态斗争，必羁绊中国的大国步伐。
当然，上述分析并不意味着笔者认定世界已经不存在政治制度层面的斗争，在实现“世界大同”之前，斗争一定存在，特殊情况下还很尖锐，但斗争的性质、特点和方式并不相同。国家间存在三种主要的博弈形式：政治制度博弈、利益博弈、核心价值观博弈。大多数博弈属于后二者。
随着时代的发展，年轻人对意识形态的东西不像上一两代人那样容易接受。而且，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并不可能千篇一律。我们要客观看待自己的意识形态化，只不过从优化执政与推进大国进程的角度看问题，有必要适度作出调整。比如，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问题，处理利益分歧和价值观碰撞，较阶级斗争要柔性很多，一个社会的大众都从政治制度层面看问题，其实加大了化解矛盾的难度。当下中国存在的“左”右之争，难求共识，说明的就是这一问题。
强调避免意识形态斗争泛化，至少可以避免改革开放后很长时间里的“姓资姓社”之争再起。更主要的是避免走向世界的中国出现尴尬。回想一下，如果今天仍然像当年把引进外资视作经济侵略，那么我们的资本输出就出现了道义缺失。中国文化走出去也会面临同样问题。这不利于塑造大国思维和大国胸怀。基于此，要避免陷入被动，最好的办法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也就是文化的归文化，利益的归利益，意识形态归意识形态。▲（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
文章关键词： 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