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科学界可以向日本学习什么？
作者：周程 来源：公号“知识分子”
2016年，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荣誉教授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1945-）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至此，日本已有22人荣获诺贝尔科学奖（含两名日裔美籍物理学奖得主）。
此前，日本曾于2000-2002年连续三年摘得诺贝尔科学奖桂冠。这次，日本又连续三年都有人获奖，而且这三年获奖人数高达6人（含获奖研究成果在日本作出的日裔美籍学者中村修二），比本世纪初的那次还要多2人！
日本在迈入21世纪的最初17年里，平均每年都有1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仅次于美国，将过去的诺贝尔奖强国——英国、德国、法国远远甩在身后，令国际社会惊叹不已。人们不禁要问：
日本为何在21世纪初期会出现诺贝尔奖“井喷”现象？
它对中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有何启示？
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已在《知识分子》刊发的《17年17人诺奖：日本科学为何“井喷”？》一文中进行了探讨，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拟重点围绕日本的诺贝尔科学奖“井喷”现象对中国科学界有何启示问题谈些一孔之见。
诺贝尔科学奖授奖情况概览
在对日本新世纪17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获奖时的年龄、取得获奖奠基性研究成果时的年龄以及升任教授或研究员时的年龄等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之前，有必要先概览一下1901-2016年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获奖时的平均年龄以及获奖人数的变化等情况。
1、多数获奖者年过花甲方荣膺桂冠
1901-2016年间，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桂冠的人数分别为204人次、175人次、211人次，他们荣获诺贝尔科学奖时的平均年龄分别为55.1岁、58.2岁、57.8岁，总平均年龄为57.1岁。
表1 1901-2016年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获奖时的平均年龄但是，若以10年为一个时段进行统计，结果显示，自1951年以来，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获奖时的平均年龄呈逐渐增长态势。进入21世纪之后，除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获奖时的平均年龄接近但仍未达到65岁之外，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得主获奖时的平均年龄均超过65岁。详见图1。
图1 1901-2016年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阶段性平均年龄与人数2、战后获奖人数呈现上升趋势
从图1中还可以看出，1951年后，诺贝尔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奖每10年的获奖人数均高于二战之前的各个时段。而且，当我们以5年作为一个时段统计诺贝尔三个奖项的获奖人数后发现，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奖人数明显呈现上升趋势，战后每个时段的获奖总人数均高于战前的各个时段。参见图2。
图2 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变动情况3、“大科学”的兴起导致诺奖越发越晚、越发越多
平均获奖年龄越来越大，平均获奖人数越来越多的现象主要是由二战之后大科学的兴起造成的。大科学时代的一大特征是参与科学研究的人员越来越多，高质量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也越来越多。诚如诺贝尔博物馆馆长古斯塔夫·谢尔斯特兰德所指出，大约100年前，世界上只有大约1000名物理学家；如今，全球范围内的物理学家大概有100万人。换言之，100年里物理学家的人数增长了1000倍。这样一来，作出杰出科学贡献的众多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等候时间越来越漫长，你[获奖者]不会在取得突破后马上得奖。”
解决科学家等候获奖时间过长的一个可能的办法是，增加每年的评奖名额。但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甘那·冯海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如果获奖人变为4人、5人或是更多也并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你总需要画一条线，而这条线之上，总会有贡献接近的人。”也就是说，即使增加评奖名额，也很难立竿见影地解决科学家等候获奖时间过长问题。因此，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当前只能采取尽可能地用足每年的9个颁奖名额的办法来缓解矛盾。
要而言之，诺贝尔科学奖“不够发”的难题主要是因为小科学时代设立的诺贝尔奖已经有些不太适应大科学时代的需要造成的。只要不改变现有的三大奖项评审办法，就很难解决大科学时代出现的诸如团队集体贡献之类问题。
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统计
1、获诺奖时的平均年龄高达68岁
从表2中可以看出，日本新世纪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获奖时的平均年龄相差不大，分别为68.8、67.7、67岁。新世纪17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获奖时的总平均年龄为68岁，虽然明显高于1901年以来的全球590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获奖时的总平均年龄57.1岁，但只略高于同期全球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获奖时的总平均年龄。就此而言，不能说日本科学家在获颁诺贝尔科学奖的过程中受到了西方的歧视。
红色为升任教授时的年龄，总平均值为：43.35
绿色为取得获奖奠基性成果时的年龄，总平均值为：40
蓝色为获诺奖时的年龄，总平均值为：68
2、取得获奖奠基性成果时的平均年龄只有40岁，获奖时滞为28年
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日本新世纪17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取得获奖奠基性成果时的平均年龄为40岁，比他们获奖时的平均年龄小28岁。这意味着，日本新世纪17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获奖奠基性成果大约是在1972-1988年间取得的。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刚完成国民经济双倍增计划，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提升。因此，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强度得以超过2%，迅速赶上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这从图3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图3 主要国家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2000年以前，全球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取得获奖奠基性成果时的总平均年龄为38.6岁。如果以20年为一个时段进行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不难看出，虽然日本新世纪的17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取得获奖奠基性成果的平均年龄为40岁，大于38.6岁，但与1981-2000年全球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平均值 39.5相差不大。这意味着，20世纪末期以来，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取得获奖奠基性成果的峰值年龄在40岁左右，科学家年龄趋近这个峰值时创造力最旺盛。
表3 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取得获奖奠基性成果的平均年龄3、升任高级职称时的平均年龄高达43.35岁
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升任教授时的平均年龄非常接近，分别为42.9、43.8、44岁，三个奖项的总平均值为43.35，比他们取得获奖奠基性成果的总平均年龄晚3.35岁。
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青年时期大都是科研业绩十分突出的拔尖型人才。即便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优秀群体，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仍需到40岁以后才能晋升为教授或研究员。像这次独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大隅良典到了51岁才升任教授，而且还是在转出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相当于美国的文理学院）之后才获得晋升的。大隅良典并非个案，因发明蓝光LED而获得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赤崎勇也是在52岁时才成为名古屋大学的教授。
多数人到45岁左右时才有可能晋升为教授，主要是因为日本大学里的教授职数受到严格控制。在英国，一个系通常只有1名教授。德国和日本稍好一些，但通常也只是一个“讲座”（教研室）才有1名教授。教授不退位，教研室中的副教授就不能升为教授。即使教授退位了，也是对外公开招聘教授，教研室中的副教授只是在同等情况下优先罢了。由于教授职数少，升职竞争激烈，因此中青年教师就不会急于升职，而是静下心来做研究，以便将来用研究业绩说话。在教授都具有真才实学的情况下，社会对教授的评价也就会比较高。这样，政府“富养”教授也就会更容易获得支持。“富养”教授又会促使中青年教师更加关注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取得。此举或是日本不断涌现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重要原因。
对中国科学界的启示
1、有必要像日本那样在大学里普遍设立荣誉教授称号
进入新世纪之后，全球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获奖时的平均年龄已超过65岁，日本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获奖时的平均年龄甚至高达68岁。而且，随着大科学的发展，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获奖时的平均年龄还会进一步增大。
绝大多数科研人员年满65岁之后都会进入退休状态。然而，退休并不意味着不再参加学术交流活动。问题是退休后仍继续以退休前的学术头衔参加社会活动很容易引起误解，甚至有可能会伤及原工作单位的声誉。因此，日本的大学特地设立“荣誉教授”称号以解决这一问题。
“荣誉教授”称号属于终身性质，但不附带任何物质利益。只要在退休前没有违反师德和科学研究伦理规范，而且取得了不俗的科学研究成果，不论是哪个大学的教授，经该大学教授会同意后，都可以获颁“荣誉（休）教授”称号。
设立“荣誉教授”称号无疑有助于激励广大教学研究人员在职期间严于律己、努力进取；也会为德高望重的教学科研人员退休后发挥余热提供便利。日本的这一成功经验，也许值得中国的大学借鉴。
2、晋升正高职称时的平均年龄不宜降得过低
日本新世纪17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晋升正高职称时的平均年龄为43.35岁。业绩不是十分突出的教学科研人员晋升正高职称时的年龄通常都会高于这些诺贝尔奖得主，一般在45岁左右。
而在我国，一些高校出于留住或争抢人才的需要，竞相破格提拔教授，以致在二、三十岁就被提拔为教授的比比皆是。而且，随着“百千万人”计划和“江河湖海”学者等项目的推进，一批年轻教授挤进了高收入阶层。这不仅会导致一些年轻精英在晋升教授之后很快失去在科研领域继续奋斗的动力，而且还会导致很多年轻学者急于求成、浮躁不安，甚至为了快速晋级而不择手段。
此外，降低职称晋级平均年龄之后，还会导致教授队伍的肥大化与低质化，不仅使教授队伍鱼龙混杂，而且还使政府无法“富养”教授。“穷养”教授的结果是，大批有志于在科研领域有所作为的教授因无法维护住职业声望与个人尊严而对科研心灰意冷。糟糕的是，这种态度还会给年轻学者和青年学生造成不良的示范。
中国已经走过了学术人才严重断档、青黄不接的艰难岁月，在学术事业稳定发展、蒸蒸日上的今日，或许可以借鉴日本晋升正高职称的做法，将平均年龄大致控制在45岁左右。
3、将科研资源的分配向40岁左右的年轻学者倾斜
日本新世纪17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取得获奖奠基性成果的平均年龄为40岁。在日本，这个岁数的科研人员大多还是副教授，由于同龄人大都还没有晋升为教授，而且很多用人单位都规定了应聘教授者的年龄下限，故他们仍可以心无旁骛地开展科学研究。之所以没有做教授，不是因为他们的水平不行，而是年龄还没有到。重要的是，副教授在日本可以像教授一样申报科研项目和招收博士生，加上40岁前后正处于创造力高峰期，因此他们完全可以做出丝毫不逊于教授的科研业绩。
在我国，以40岁作为年龄上限的科研项目仍属于稀缺资源。大量的科研经费仍然掌握在50岁以上的“大腕”们的手中。而且，副教授招收博士生时，不仅会遇到博士生导师资格问题，而且还会受到博士生招生指标的限制。虽然处于创造力高峰期，但由于既缺钱，又缺人，所以这些年轻学者很难做出具有高冲击力的科研业绩。欲改变这种状况，有必要借鉴日本的做法，将科研资源的分配向处于创造力高峰期的40岁左右的年轻学者倾斜。
4、近期不宜像日本2001年那样提出50年30个诺奖计划
日本新世纪17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获奖时滞为28年，他们的获奖奠基性成果大都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取得的。当时，日本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刚刚越过2%。
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强度直至2013年才超过2%，与日本相差30余年。若中国也像日本一样，在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之后，开始产生一批诺贝尔奖级科学研究突破；而且获奖时滞与日本旗鼓相当，那么中国的诺贝尔科学奖高产期应该出现在建国100周年前后。换言之，在近10年里，中国不太可能像日本那样出现诺贝尔科学奖“井喷”现象。因此，至少在建党100周年前，不宜像日本2001年那样提出50年30个诺奖计划。
责任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