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的谜团
天津“废弑密谋”有无其事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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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
戊戌政变史上有所谓天津“废弑密谋”，说的是慈禧太后曾与荣
禄密商，准备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利用皇帝奉慈禧太后到
天津阅兵之机，废掉以至杀掉光绪皇帝。这一问题的真相，至今尚未
揭开，是百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留下的谜团之一。
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说“有”，
袁世凯、荣禄说“无”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维新、守旧两派的斗争渐趋激烈。同月二十
九日（9月12日），康有为曾对自湖南来京的会党领袖毕永年说：“汝
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阅兵时弑皇上，将奈之何？”此
说见于1899年初毕永年以日记体所写的《诡谋直纪》。
八月初三日（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对袁说：“荣某
近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此说见于袁世凯以日记体所写
的《戊戌纪略》。
以上所述，都比较简略，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则写得比较详
细。该书多处提到慈禧太后的“废立”密谋。
一处说：自从恭亲王奕讠斤于同年四月初十日（5月29日）去世后，
皇上就每天与翁同龠禾商量改革之事，而慈禧太后则每天与荣禄“谋
废立之事”。
一处说：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这一天，光绪皇帝连下数道诏
书，均出于慈禧太后之意。一是将翁同龠禾开缺回籍，二是规定二品
以上受职官员皆须到皇太后前谢恩；三是命王文韶、裕禄来京；四是
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五是决定九月间，皇上奉皇太后巡
幸天津阅兵。梁启超由此分析说：“盖废立之谋，全伏于此日矣！”
一处说：荣禄与慈禧太后决定阅兵，目的是“胁皇上至天津因以
兵力废立”。该书并称：“此意满洲人多知之，汉人中亦多为皇上危
者，而莫敢进言。”
关于弑害光绪皇帝一事，《戊戌政变记》并没有指实在天津阅兵
时，而是笼统地说：戊戌年四月以后，北京谣言极多，都说皇上病重，
或说张荫桓进红丸，康有为进红丸。梁启超分析说：“盖西后与荣禄
等有意造此谣言，以为他日弑害皇上，及坐康、张等罪名之地也。”
综上所述，可见，所谓天津“废立密谋”或“废弑密谋”之说，
均出于维新派。
对维新派此说，袁世凯不相信，荣禄本人则坚决否认。当八月初
三谭嗣同向袁世凯透露“废弑密谋”时，袁世凯就立即表示：“在津
时常与荣相晤谈，察其词意，颇有忠义，毫无此项意思，必系谣言，
断不足信。”八月初五日（9月20日）荣禄得知此讯，立即大声呼冤说：
“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
有耶？无耶？
天津“废弑密谋”问题疑窦重重
所谓天津“废弑密谋”之说，十分可疑。
第一，如果慈禧太后和荣禄确有此意，那末，事属极密，康有为
等人何从得知？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也承认：宫
廷废立之意“事秘难知”。既然“事秘难知”，又何以能言之凿凿？
第二，光绪皇帝软弱无能，纯属光杆司令，如果慈禧太后和荣禄
确实准备将他废掉或杀掉，在北京办理就可以了，何必远到天津，劳
师动众？关于此，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就曾指出：“夫太
后、荣相每以为此其时也，可以废立矣，必在宫中调兵入卫，决不及
出京到天津，行此大举动也。况今日京师之臣民，不知有是非久矣，
苟行废立，尚有敢谓其不然者乎？不待以兵力压制之耳。”应该承认，
这一质询是很有力量的，后来情况也确实如此。八月初四（9月19日），
慈禧太后真正发动政变了，只须车驾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即可，简简
单单，何曾费什么力气？
第三，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矛盾有一个发展过程。四月二十七
日之时，距离光绪皇帝下诏变法不过4天，还几乎什么也没有做，招致
后党不满的几件事，如精简詹事府等衙门、罢斥怀塔布等六个礼部大
臣，都发生在七月，慈禧太后和荣禄何以在四月时就如此狠心，要将
皇帝废掉、杀掉？
第四，慈禧发动政变，抓康有为，杀六君子，和光绪皇帝的矛盾
前所未有地尖锐化了，对光绪皇帝的处分也仅止于软禁瀛台，但是仍
然保存了他的皇帝名号，并没有废，更没有杀，何以在四月时就既想
废，又想杀？
第五，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召荣禄回北京任事，荣禄即声称，
“庶儿与父言慈，与子言孝”，以调和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矛盾自
任，并不曾落井下石。据金梁的《四朝佚闻》记载，荣禄在慈禧太后
面前，“常为帝宽解”，为光绪皇帝说几句话。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
（1899年12月），慈禧真想废弃皇帝了，荣禄还曾出面劝阻，以避免
外国干涉为名，想了一个设立“大阿哥”的办法，使光绪的名号一直
保持到去世。既然光绪在实际上成为阶下囚之时，荣禄都不曾企图加
害于他，何以当初就既想废，又想杀？
根据以上各点考察，所谓“天津废弑密谋”之说并不可信。
那末，所谓天津“废弑密谋”之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在《戊
戌政变记》中，梁启超又说：
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赐以密谕，有朕位几不能保之语，
令其设法救护，乃谕康有为及杨锐等四人之谕也。当时诸人奉诏涕泣，
然意上位危险，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
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最初主张开议院，后来为避免守旧派反对，
改为建议开懋勤殿，邀请中外人士讨论制度改革。七月二十九日（9月
14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示，慈禧不悦。其间，慈禧并
严厉批评光绪罢斥礼部六大臣处理不当。第二天，光绪皇帝就召见杨
锐，授以密诏，告以“太后不愿将法尽变”，自己权力不足，勉强做
去，“朕位且不能保”云云。康有为等见到这道密诏后，既紧张，又
惊慌，怀疑慈禧太后等要对皇帝下毒手。“然意上位危险，谅其事发
在九月阅兵时耳？”一个“意”字，一个“谅”字，说明了所谓天津
“废弑密谋”只是维新派的一种猜想。
自当年四月二十七日清廷决定在天津阅兵时起，维新派就怀疑其
中有鬼，关于此，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也说：“先是虑九月天津
阅兵时即行废立，夙夜虑此。”这里的“虑”字，也说明了所谓“天
津废弑密谋”云云，只是维新派的一种忧虑，一种担心而已。
敌我两派斗争到白热化阶段时，精神难免高度紧张，将对方的行
动、举措估计得过于严重，所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也。
维新派自身武力夺权计划的需要
既然所谓“天津废弑密谋”只是维新派的一种猜测与忧虑，并无
情报根据，那末，维新派为什么要将它视为事实呢？这是由于维新派
自身武力夺权计划的需要。
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最初企图通过成立学会、报刊宣传等手段
自下而上地鼓吹变法。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康有
为被光绪召见后，感到皇帝英明，即转变为“尊君权”，主张通过扩
大皇帝的权力，借以实行变法。然而，很快，康有为等就发现，当时，
中国大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皇帝并无多大权力。于是，康有为就
准备武力夺权。其办法是，利用一支军队，包围颐和园，逮捕慈禧太
后，将她杀掉。康有为等认为，慈禧一死，变法的阻力就不足道了。
最初，康有为、谭嗣同看中的是淮军将领聂士成，要王照利用和
聂的把兄弟关系去做说服工作，许以事成之后提拔聂为直隶总督。但
是，王照不认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有势不两立的矛盾，拒绝见
聂。于是，康有为就将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他和谭嗣同制订了一
个两步起事计划：先命袁世凯在天津起兵，杀死荣禄；然后命袁带兵
进京，包围颐和园，同时命毕永年率领敢死队百人，乘机逮捕慈禧太
后，将她杀掉。
要实现这一计划，就必须说服光绪皇帝，也必须说服袁世凯、毕
永年等人。而这就需要一个堂皇正大的理由，“天津废弑密谋”正适
应了这一需要。它一可以吓唬光绪皇帝，使他就范；二可以激发袁世
凯、毕永年等人“保卫皇帝”的激情；三可以在事成之后，作为向天
下万世交代的理由。
如前述，七月二十九日，康有为动员毕永年时就是这么做的：他
先是告诉毕，太后准备弑皇上，问毕怎么办，然后才逐步向毕透露自
己的围园计划。后来，八月初四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也是这样做
的：谭先是告诉袁世凯，荣禄“将废立弑君”，然后向他出示准备奏
呈光绪皇帝的奏章，内称：“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
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谭嗣同准备在说服袁世凯之后，即
携带这一道奏章，深夜进宫去说服光绪皇帝，要求皇帝次日交给袁世
凯一道朱谕，命他立即带来部兵在天津行动。当然，根据康有为的指
示，准备对皇帝留一手，只说明废太后，而不说明杀太后。谭嗣同对
说服光绪皇帝很有信心，声称“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自然，
按“废弑密谋”，光绪不仅皇位不保，连性命都要丢掉，怎能不批准
维新派的计划？
因此，与其说，“天津废弑密谋”是康有为等人的猜测或忧虑，
不如说是他们的虚构，其目的在于为自身的武力夺权服务。
一切假话、假史都应该揭露
戊戌维新运动中，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密谋包围颐和园，
捕杀西太后，借此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开辟道路，这是事实。但是，在
《戊戌政变记》等书中，梁启超却对此讳莫如深，一而再、再而三地
否认，相反，对于莫须有的“天津废弑密谋”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
叙述、渲染。无他，梁启超写作《戊戌政变记》时，维新派和清政府
的斗争还在继续，因此，自然无法严格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作。这
是应予理解的。
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康有为、梁启超等曾经改造过部分史料，
伪造过部分史料，说过不少假话，对此，史学家出于维护历史真相的
目的，已经多有揭露，但是，还不能说已经揭露得很够。“天津废弑
密谋”就是应于揭露的假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