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对某种事物只有枝节的、皮毛的了解时，他
往往最能够对之说三道四。而当一个人对某种事物了解得
越多，越意识到其丰富复杂性，便越感到难以做出明确的
判断。好像是茨威格在回忆录《昨日的世界》里说过，一
个人如果在某个地方生活过一星期，关于这个地方他可以
说上一辈子；但一个人如果在某个地方生活了一辈子，关
于这个地方他也许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算是在农村长大的，与农民有过深切的接触。但如
果要我用三两句话对农民的性格特征做出概括，我只能报
以沉默。因为对农民的丰富复杂性有所体察，那种对农民
简单化的理解，便常常令我发笑。例如，如今影视中的农
民形象，便时常让我感到是对农民的有意无意的歪曲和丑
化。这种情形在所谓小品中表现得最典型。

　　演艺界的大腕中，有些人，例如赵本山、黄宏、宋丹
丹等，是靠在小品中扮演农民而火起来的。他们的成功，
极大地影响了相声、小品一类曲艺作品对农民形象的塑造。
不但他们自己按着固有的路数一演再演且总能赚得笑声，
别的一些相声、小品演员也刻意模仿着他们。我相信，有
的演员根本没到过农村，对农民根本不曾有过直接的感受，
他们仅仅是从赵本山、黄宏、宋丹丹等人的表演中认识农
民的，因而自己在表演时，也没法不取法这些明星。赵、
黄、宋等人对农民形象的塑造，还对观众有着明显的误导，
它使那些没在农村生活过的人，相信中国农民都是这样的
愚昧猥琐、卑怯自私和滑稽可笑，———对于中国农民来
说，这真是莫大的诬妄。

　　电影有所谓“搞笑片”，电视剧也有所谓“搞笑剧”，
相声、小品当然更把“搞笑”放在首位。而农民，则是“
搞笑”的绝好的材料。相声、小品演员在表演农民时，已
根本不考虑农民真实的性格、形象是怎样，而只考虑怎样
才能“搞”出“笑”来。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赵本山头上
的那顶皱巴巴、脏兮兮、半边帽檐耷拉下来的帽子。赵本
山之所以能“搞”出“笑”来，很大程度就靠这顶帽子。
去掉这件小小的道具，赵本山便顿时失去“神采”（在这
个意义上，很难说他是一个好演员）。由于这顶帽子在搞
笑上的巨大成功，于是别人在扮演农民时，或者也弄上一
顶这样的帽子戴上，或者在头上包上一条毛巾。前几天看
郭达与侯耀华表演的一个小品，郭达扮演一个初次到北京
的农民，穿着一身崭新的衣服，头上却戴着一顶赵本山式
的帽子。那身衣服鲜亮得发光，显然是为进城而特做的。
一身新衣与一顶旧帽形成对照，的确有些可笑。但既然为
了进城而做一身新衣，难道就买不起一顶帽子？今天在各
级城市里，都不难遇到进城的农民，究竟有谁还常见农民
头上戴一顶赵本山式的帽子，或者扎一条毛巾之类？

　　把农民当作“搞笑”的材料，深层的原因还是对农民
的偏见和歧视。这个话题说起来就长了，不说也罢。我想
提醒人们记住的是，中国近几十年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
的，而农村的改革则发源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个农
民的地下承包活动。他们是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这样干的，
并且也做好了坐牢杀头的准备。在他们订下的秘密契约中，
有一条便是“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坐牢杀头，其他人要负责
把我们的孩子养到十八岁”。前些时候，国家领导人到小
岗村视察并与这十八个农民合影，我终于从电视上看到了
他们的形象。他们的神态确乎有些木讷、呆滞，笑得似乎
也有点“傻乎乎”，并且露出有些发黄的牙齿（不过并没
有人戴一顶赵本山式的帽子），很难让人把他们与当年的
壮举联系起来。但他们当年的壮举，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