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被砍白果树讨说法

　　事情要追溯到1972年。

　　那一年，丰都县董家公社(现董家镇政府)因建学校，将五星大队五生产队(现熊坊沟村五组)村民唐兴杰屋后的一棵白果树砍了。这棵树直径近1米，高20多米，已有数十年的树龄。

　　被砍掉的白果树是棵公树。没有了公树，旁边紧挨着的母白果树也结不出果了，唐兴杰只有采用人工授粉，每年才能结少许白果籽。

　　唐兴杰很愤怒，公白果树砍了，不仅仅使母白果树结不了果，更因为那棵被砍的白果树是父亲栽了传下来的。在此之前，有人多次想砍这两棵白果树，搞得他一直提心吊胆。为保住这棵白果树，1971年底他又以70元的价格将这棵白果树彻底买下来。尽管如此，树还是被人砍了。唐兴杰由此找到董家公社，要求返还被砍的树和赔偿损失。

　　董家镇政府认为，被砍的白果树是董家公社向生产队购买的，与唐兴杰没有关系。

　　1979年6月24日，当时的四川省丰都县革委会农村工作部通过调查，认定那棵被砍的白果树应属唐兴杰所有，但却没有就相关问题作出处理。

　　唐兴杰决心要为被砍的白果树讨个说法，没想到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30年，原本简单的事情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镇政府：他在无理取闹

　　提起唐兴杰和白果树的事，董家镇政府干部“头都大了”。镇政府办公室主任李德武6日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董家镇的领导都换了几届了，当时了解情况的人有的已不在人世了，唐兴杰还在纠缠，是个十足的钉子户。”

　　据李主任及一些自称知情的人介绍，唐兴杰屋后的两棵白果树，1973年6月23日确定权属之前是生产队集体的。1971年底，公社因修学校，才于12月14日向生产队购买了其中的一棵，价格70元。1972年1月7日，公社将购买的白果树砍断锯成节抬走时，唐兴杰还强行扣留了一节，至今没有交出来。

　　镇政府说，当时购买这棵白棵树，生产队是做了账的。

　　因此，镇政府认为，唐兴杰找镇政府索赔，纯粹是“无理取闹”。

　　唐兴杰：树绝对是我的

　　唐兴杰的反击相当有力。

　　被砍的白果树是唐兴杰的父亲唐昌仁在自家屋后距屋檐2米多处栽植的，许多乡亲都可对此证明。父亲去世后，这棵树当然应归他所有。

　　解放后土地改革评成分时，唐兴杰家被评为“中农”。根据《土地改革法》第七条规定：“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其父栽植的白果树不存在没收和征收，应归他所有。

　　1961年中发(61)423号文件(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第37条末款规定：“在屋前屋后种植果树、竹木和其他作物，永远归社员所有。”也说明了他唐兴杰对白果树的所有权。

　　1963年国务院发布《森林保护条例》中第十条关于“森林和林木归谁所有，其产品和收入就归谁支配”的规定。白果树上结的白果籽也一直是唐兴杰在收获，白果树打枝施肥也一直是唐兴杰在做，生产队从未提出过异议，白果树不是他的还能是谁的?

　　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又指出：“社员在屋前屋后，自留山和生产队指定的其他地方种植的树木，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允许继承。”这证明他有权继承父亲栽植的白果树。

　　1984年颁布的《森林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山、自留地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唐兴杰弄不明白，法律都认可的事实，为什么得不到生产队和镇政府的认可?

　　更让唐兴杰感到屈辱的是，1971年底，当他听说有人要用70元买走那棵被砍的白果树时，他当即征得生产队的同意，又用70元的价格将那棵白果树买了回来，生产队还向其出据了收据。唐兴杰说，生产队和镇政府即使不承认法律法规，也应该承认他买树的事实。

　　谁在说谎

　　董家镇政府也有向生产队购买白果树的凭据，一是原生产队现金收付账上记载：“公社买我队白果树壹根”及1971年12月14日临时发票一张。

　　唐兴杰的代理人丰都县法律事务中心的付朝茂在调查上述证据后认为：董家镇政府在做假。

　　生产队既然在1971年12月14日将白果树以70元的价格卖给了镇政府，为什么在三天后的17日又以同样的价格卖给唐兴杰。这完全不合情理。

　　收付账上的记载称：“公社买我队白果树壹根”中“公社买我队”与“白果树壹根”字的颜色不一，“公社买我队”明显是后来添写上去的。但镇政府向法庭提交的是复印件，所以只要提取原始件鉴定便可知真伪。账上记载的也极可能是唐兴杰交的70元钱，这样，镇政府与生产队为应付诉讼移花接木加上“公社买我队”几个字，便把唐兴杰买树的事实篡改成了镇政府买树的证据。

　　另外，董家镇政府多次向生产队购树，每次都有正式发票和印章。而关于买这棵白果树的发票仅是由当时的会计(现任队长)写的白条，连日期也多次涂改，将“20”或“21”涂改成“14”，其目的就是想证明政府买白果树在唐兴杰之前。

　　付朝茂多次向有关方面申明，唐兴杰买树的凭证明显比镇政府买树的凭证更有法律效力。只须将上述凭证送去科学鉴定，就能还事实本来的面目。

　　唐兴杰手中捏着当初以70元价格向生产队购买那棵白果树的发票。

　　采访中，记者亲眼见到了这张发票。发票称，1971年12月17日，唐兴杰向生产队交款70元购买白果树一棵。其中特别注明：“经社员大会讨论同意评价70元。”

　　有人否定了这张发票。他们的说法是，1973年6月23日前，生产队在确定零星果木所有权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唐兴杰多次找生产队干部纠缠，要求写一张证明，保护那棵剩下的白果树，防止再次出卖。因此，生产队会计熊云树按他的要求，填写了一张发票。唐兴杰将此收据拿去叫出纳熊达信盖章，熊达信认为不收钱，不做账，盖个章也没有什么事，于是就在发票上盖了章。

　　按上述说法就是，生产队既未卖树，也未收钱。

　　唐兴杰反驳说：“哪有不收钱就给人写收据盖章的?他们在说谎!”

　　诉状两次被驳回

　　因多次反映未果，唐兴杰从1996年开始踏上诉讼路，要求法院判令董家镇政府返还被砍的一棵白果树，并赔偿间接损失2.76万元。

　　一审在丰都县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的结果是，法院认为，唐兴杰买树的事实不予认可，而董家镇政府买树的事实得到了法院的主张。因此，董家镇政府购买生产队集体的白果树不构成侵犯唐兴杰的财产权利。于是判决驳回唐兴杰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2000多元全部由唐承担。

　　唐兴杰找不到判决书里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是什么，也弄不明白法院为何不对董家镇政府提供的依据进行鉴定。他又向原涪陵市中级法院上诉。

　　二审法院没有对唐兴杰和董家镇政府买树的事实进行认定，而认为纠纷是唐兴杰是否购买生产队的白果树引起的，唐兴杰只与生产队有利害关系，与董家镇政府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董家镇政府不是本案被告。于是，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法院判决，于1997年底，驳回了唐兴杰的起诉。全部诉讼费用仍由唐兴杰承担。

　　唐兴杰仍然不服，又向二审法院申请再审，后再审申请也被驳回。

　　唐兴杰尽管仍然不服，却注意到二审法院对自己本来就拥有白果树所有权和购买白果树的事实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董家镇政府购买白果树的事实，而只是认定董家镇政府不是本案主体。对此他稍感欣慰。但他也有问题：如果判决有理，那自己究竟该向谁讨说法呢?

　　只为“认真”二字

　　为一棵树耗了30年光景，许多人对唐兴杰的行为十分不解，就连他的家人也多次劝他“认了”。

　　也难怪别人不解。30年来，唐兴杰因为向各级政府反映和诉讼花去的费用高达数万元，已远远超过那棵被砍白果树的价值，生产和生活也因此大受影响。

　　但唐兴杰却自有他的“死理”，普通老百姓讲求的就是“认真”二字，法律赋予的权利就要运用，如果对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听之任之，就是对法律的不尊重。

　　尽管在申诉的道路上吃尽了苦头，唐兴杰也已年逾七旬，但他仍执拗地要为那棵白果树讨个真实的说法。日前，他从北京回来，手里拿着最高人民法院要求重庆市高级法院认真接洽，依法处理的函件，他要依法向相关机关申诉，力求再审。本报记者 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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