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媒体曾报道“租个情人回家过年”的荒唐事。而据2月12日《天府早报》报道，从偏僻农村考入成都某重点大学的四川女孩刘某，毕业后为继续留在成都考研，并最终不再回农村，竟与成都某房产公司老板达成书面的“租赁情人协议”，则是一个更荒唐的例证。

　　对刘某出租自己的做法，可以进行纯粹的道德批判。但我认为，如果用经济学眼光审视这桩交易的不公平性质，更能看出它包含的悲剧意义。

　　物品、用具租赁，是商品社会中常见的一种交易方式。所谓“租赁”，是暂时“让度”被租赁物的使用权。例如，某人需要一部汽车，但暂不具备购买能力或仅仅系短期急用，就可到租赁公司租一辆。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对双方均有利，因此配置效率也比较高。租赁交易能否实现，关键是一个价格问题。经济学上有一种说法，价值是模糊的价格，价格是精确的价值。日常商品交易，明码实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表面看来公平、便利得很，但若认真考究其商品的“价值”以及“价值”转移的过程，却并不那么简单，甚至包含十分复杂、深刻的社会、道德伦理因素。同样一本书，有人视为珍宝，有人则可能弃之若敝屣。一件物品尚且如此，何况是活生生的人！当刘某把自己作为“物品”租赁出去时，其价值起码应包括以下三个层面：一是她作为社会“人”的价值，二是她以情人“商品”出现时的价值，三是她在物质意义上的被使用价值。

　　刘某在进行自我价值判断时不仅出现了偏差和失误，而且是失败的。关键的失误是对自己的某些价值缺乏认识，从而给自己“定价”太低，所签订的也是一份“不平等条约”，且没有意识到，租赁的过程也是某些自我价值严重贬损的过程。这件事发生在一位本科大学生身上，其悲剧意味显得更加强烈。例如，无论是对社会、对求租者还是她个人，都有一个“人格价值”问题。“人格价值”是一种无形价值，主要依主观判断而定，在求租者眼里，这种价值或许并不高，但在社会公众眼里则不然，而她又是怎么给这一部分价值“定价”的呢？再例如，通过赤裸裸的商品交易去充当“情人”，既给其感情、心灵造成伤害，又会累及今后的婚姻生活质量甚至影响一生，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成本支出”甚至人生“透支”。这在真正的商品经营中是不可思议的。

　　诚然，刘某决心“考研”以及留在大城市工作，不能言其错，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除了出卖自己仅有的“资源”，她当时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路可走。读书深造是一种投资，就像一个生产企业需要首先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一样。由于企业投资与回报的逻辑联系相对清晰，故一般具有各种融资渠道；而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家子弟来说，“融资”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要么含着眼泪放弃千辛万苦得来的深造机会，要么导致精神变态和行为扭曲，这已经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社会问题。

　　假如在那位四川大学生最困难、困惑时，有银行的助学贷款送上门呢？说不定她根本就不会做出如此荒唐的选择。银行贷款系经济范畴，而刘某行为更多涉及道德范畴，您能说这两大范畴“井水不犯河水”吗？(刘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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