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我定的，我是凌驾于制度之上的。”

　　“如果是我自己的钱，我不会拿去赌，公家的钱，坏就让它坏去吧！”

　　“多年来，上级和董事会都相信我，他们又不懂业务，能监督什么！”

　　1月10日，“豪赌大王”周长青在西安被依法处决了。此人在10个月内，24次赴澳门用公款进行赌博，输掉4800多万元，之后又化名潜逃到厄瓜多尔（这时他已身无分文）。最后，我国公安、检察干警在当地警方协助下，将周捉拿归案。

　　周死后，他的财产被依法没收（仅值5万元），而国家却损失了4000多万元。愤慨不如花钱买点教训！

　　多年来，中国出现了“公款万花筒”现象：公款吃喝，公款“三陪”，公款修建豪宅，公款置换豪华车，公款使用手机，公款嫖娼开假发票回单位报销……最近媒体还曝光了以学术会议之名，公费出国旅游的丑闻；另外，用公款行贿、用公款雇杀手除掉政敌等案件，也不稀奇。

　　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圣诞节那天，《检察日报》的记者在看守所采访了周长青。记者问：“你们西安机电公司财务不是有三级审批制吗？”周答：“制度是我定的，我是凌驾于制度之上的；按权限，我可以批准汇出三四亿元；多年来，上级和董事会都相信我，他们又不懂业务，能监督什么！”记者问：“你兼了几个职务？”周答：“十多个。”记者问：“如果是你自己的钱，你会拿去赌吗？”周答：“不会的。公家的钱，坏就让它坏去吧！”这才是一句掏心窝子有实质意义的真话！

　　凡是监督机制松散的地方，公款就成了一堆“唐僧肉”，谁咬几口随您便！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有千万种渠道，流向澳门赌场，不过是大同中之小异而已。

　　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之一。他有一句名言：“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这话听起来真是激进呀！其实距离马克思主义岂止十万八千里!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让我们看看那些官商、官倒，以及权钱交易的贪官污吏，不正是利用他们占有的权力去奴役他人，无止境地吮吸人民的血汗吗？

　　我国在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就宣布消灭了私有制。农村到了七十年代，一律推行“大寨工分”。工厂只有两种公有制：国营和大集体。“大锅饭，养懒汉”，公共财产很少有人关心，真是“眼看着油瓶子倒了也没人扶”。迷信越大越公越好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改革开放救中国。小岗的联产承包，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乡镇企业蓬勃兴起；国有企业经过十多年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的拼搏磨炼，终于扭亏脱困，现已成为中国经济的脊梁；民营企业在宪法上取得了名正言顺的地位。请试想：周长青如果是一个民营企业家，他能够24次携巨款出境豪赌吗？此人一语道破天机：“反正这些钱也不是我挣的！”

　　周长青，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分工人兼军人。他曾把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挽救成为西北地区汽车销售行业的龙头老大。开拓进取，增强了他的自信与自傲；辉煌的经营业绩，使他取得了上级的信任。同时，上级对他淡化并取消了有效的监督。这是在中国想当贪官的诀窍：“没有人会怀疑我！没有人敢监督我！没有人懂得如何监督我！”这正是我国当前职务犯罪频发的主要原因。

　　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从源头上加强廉政的机制建设，使握有各种大权的高级公务员，不想腐败，不敢腐败，不能腐败！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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