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世瑰宝毛公鼎的坎坷命运(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23日01:00 石狮日报

　　在旧中国黑暗统治下，平民百姓生活无着，有些人偶得珍贵文物，不但没有因此解困脱贫，反而备遭迫害，出土的文物也遭官僚、豪绅、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的争夺，屡经劫难。稀世瑰宝毛公鼎问世后的坎坷命运，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例。偶得国宝反遭其祸

　　名驰中外的毛公鼎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人盘一起，被誉为晚清出土的四大国宝之一。毛公鼎在过去多被认为是周初之器，清末学者吴大说：“今得毛公、南公二鼎，文同成王之诰。……不图二千九百余年周初宝器至今完好。”郭沫若定为周后期宣王时器，他在《毛公鼎之年代》中列了五条论据。但唐兰对郭之论断提出不同看法：“这个鼎从它的形制、铭文内容、文字书法看，应该是厉王时器。”不过学术界多认同郭说。

　　毛公鼎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口沿上有厚实高大的双耳，颈部的两道凸弦纹之间饰以精美的重环纹。腹如半球形。足呈马蹄形，造型浑厚朴实。内壁铸铭文32行，499字，是我国迄今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其内容是记载周宣王告诫及赏赐大臣毛公的策名辞。文中说，为了中兴周室，革除积弊，周王策命重臣毛公要忠心佐王辅国，不可横征暴敛，壅塞民意，绝不能重蹈先臣违诺王命，官纪不饬，酗酒无度，而遭丧国之祸的覆辙；毛公感恩周王所委之重任以及所赐之酒食、舆服、奴隶、兵器、玉饰、仪仗等丰厚的赏赐而铸鼎纪事，子子孙孙永宝永享，它对研究中国冶金史、文字史和西周史等均有重要价值，郭沫若称赞它“不亚于当时一篇文献”。

　　关于它的出土情况，据学者贺世明先生考证，相传于清道光年间（公元1851年），是由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古董商人闻讯前来看货，见鼎内有密密麻麻的一大篇古文字，知是“宝鼎”，当即以白银300两购得。但当把鼎运至村南时，被村民董治官拦下，说这鼎位于他和董春生两家相交的地界上，他也有一份，买卖没有做成。

　　这个古董商对此岂肯善罢干休，回到县上，便出资贿赂了县知事，董治国被抓投入监狱，罗织的罪名有两条：第一条是私藏国宝（古董商买去则不算“私藏”）；第二条罪名十分荒唐———平民百姓岂敢取名“治官”，乃犯上作乱，当堂命令他改名为“治策”，把他用铁链吊拷了一个多月，迫令招供藏鼎何处，然后派武装人员去藏处取出，装上单套轿车，披红放炮，运往县衙。

　　命运多舛多次易主

　　毛公鼎被弄到县上后，这个古董商即出重金悄悄买走。据说当时名画家张燕昌之子张石瓠曾见过毛公鼎，把鼎内铭文摹绘成双钩图，寄给时年69岁的浙江嘉兴名士徐同柏，到他年已八旬时才见到铭文拓片，得以写了《周毛公鼎考释》文章。

　　村民董春生发现毛公鼎被夺后的第九年，即咸丰二年（1852年），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他向北京的著名金石学家兼收藏家陈介祺发函告知，陈接信后马上汇来白银100两，言明以50两作为货款，50两作为运费，让苏雇车专程送来。陈见此宝鼎价值超出他的预想，极为高兴，又赏苏白银1000两，把此鼎锁藏于秘室，他经过深入研究，写出了铭文考释文章和题记。

　　毛公鼎入陈家之后的近百年间又屡经变故，据王殿英、王厚宇、魏女勇娥等学者调查，陈介祺病故，陈氏后人把毛公鼎卖给清末重臣端方，辛亥革命爆发后端方被革命军所杀，家道中落，端方之妾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华俄道胜银行，银行听人说这鼎是假的，就派人前往陈介祺的家乡山东潍县调查，找到陈介祺铸造的仿制品两相比较，方才断定端方家中的毛公鼎确系原物，准于典押付款，将此鼎入库秘存。

　　经过这样一番曲折，毛公鼎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英国记者辛浦森，欲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求购，美国人福开森积极从中说合。但由于当时的5万美元仅合4万块银元，端家嫌开价低没有出手。同时，社会舆论也纷纷认为此系国宝，反对端家卖给外国人。爱国人士竭力护宝

　　至1926年前后，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认为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妥，向端家表示愿以较低利息质押毛公鼎于大陆银行，端家表示同意，由谈荔孙代办向天津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改存大陆银行。

　　不久，北平大收藏家、国学馆馆长叶恭绰与郑洪年、冯恕合股集资买下毛公鼎。1930年，郑洪年、冯恕二人分让，毛公鼎遂归叶恭绰一人所有，但仍存于大陆银行，后来叶迁居上海，毛公鼎也一同转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叶恭绰匆匆避往香港，毛公鼎及叶之收藏书画未能带走。叶在上海之妾潘氏意欲侵吞叶在沪之家产，打起了官司。1940年，叶恭绰致电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授的侄子叶公超，让他赴上海代为主持讼事。叶公超途经香港时，叶恭绰嘱咐其侄：“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当叶公超到上海应诉之时，潘氏已向日本宪兵队密告叶宅有国宝毛公鼎及珍贵字画，日本宪兵队当即前去搜查。万幸的是先搜出一些字画，接着搜出两支自卫手枪，日本宪兵注意力转移，对查找毛公鼎之事有所疏忽，而毛公鼎当时就藏在叶恭绰的床下，竟未被发现，但叶公超却因手枪被查出以间谍罪被捕，投入牢狱达49天，多次遭鞭打、水刑，但叶公超坚不吐实。后为脱身之计，密嘱家人铸造假鼎交出，并由其兄叶子刚以重金具结作保才得释放，但仍受监视。后来叶公超终于在1941年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将国宝完好无损地奉还给叔父叶恭绰。

　　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恭绰不得已又携带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因患病，经济困顿，万般无奈之下将毛公鼎典押银行，后为巨商陈永仁得悉，出资赎出。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国家。1946年春毛公鼎由上海运至南京，由中央博物馆收藏。后为庆祝蒋介石60寿辰，由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于1946年10月联合举办“文物还都展览”一个月，毛公鼎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

　　1948年大陆解放前夕，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下令南京故宫博物院将所藏珍贵文物迁运台湾，毛公鼎亦在其中，后由新成立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仍陈列在该院商周青铜器陈列室专柜中，向外界开放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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