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学者提出新学说 称中国文化源于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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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对于汉字的起源，人们作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迄今未得出一个令人信服或较为一致的结论，有关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汉字起源于古埃及象形文字”，这一新奇的说法凭借网络的途径在网友中展开了激 烈的争论。为此，我们和提出这一假说的北京女学者苏三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我们并非完全赞同她的观点及表述。我们所看重的是苏三大胆的探索与想象。历史本来就具有多重性，它的背后是对话、交流、溶浸和融合。我们欢迎对汉字起源有所研究的专家、学者能谈谈对苏三这一假说的看法。

　　汉字起源于何时、何地？这是一个千古谜团。我们被灌输的知识是：汉字是自源文字，它的源就是甲骨文，是中国人的祖先在长期的劳动中创造的。

　　但日前，北京一女学者苏三在一个名为“文化研究”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破解甲骨文起源》的文章，称汉字的起源主要借鉴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同时还借鉴了包括腓尼基文字、楔形文字在内的其他文字系统。她的这一独特破解之说，在公众和学者中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赞成和批驳之声互有交锋。

　　苏三此前曾出版过两本关于人类文明起源的书，即《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和《向东、向东、再向东》，同样是争议不断，各种各样的质疑也绵绵不绝。中央电视台以及香港凤凰卫视还分别讨论过她关于三星堆以及中国文明起源的见解。她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假说：三星堆文化绝非内生，它属于外来文明，其来源是“西方”。更具体而言，这个文明的创造者主体为红海沿岸古闪族人，尤以信奉犹太教前的古以色列人为主。中国的龙、凤崇拜可能来源于这个外来文化，三皇五帝也与其有关。这个外来文明独立特征的逐渐衰亡恰好在中国文字出现前后，所以在中国现有的史料中看不到关于它的准确记载。

　　此次破解汉字起源正是这种假说的延续。是苏三在故作惊世言论还是真相确然如此？10月8日，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对苏三进行了独家专访，这个声音甜美的女性将自己的观点一一道来。

　　“中国文化的源头在中东”

　　《周末》：破解汉字起源似乎是你上两本书的延续。你在《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和《向东、向东、再向东》两本书里都提出并论证了中国人是以色列人的后裔这一假说。

　　苏三：确实是这样。破解甲骨文起源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狭义的语言文字破解，另一层面是更深一层的文化破解。谈甲骨文起源的问题，有一个前提必须明确：我的破解是建立在“中国文化西来说”基础之上的。

　　“中华文明西来说”作为一个学术命题由来已久，并非我的首创。清朝学者丁学谦早就提出过这个命题。上个世纪初，一些来华西方人士根据我国北方仰韶文化的考古资料又一次提出了“中华文明西来说”。仰韶是中国人史前文化，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是彩陶，而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与仰韶的纹饰很相似，于是他们提出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他们所谓的“西”是指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而我认为老的“西来说”假设偏离了本源，土库曼斯坦不过是两河流域文明的红陶文化到中国西北彩陶的一个通道而已，更往南的两河流域才是真正的根源。

　　与仰韶文化之后的夏、商、周相对应的中东文明是红海沿岸的文明，主要是古埃及人与以色列人。他们的特点是玉石文化发达，红陶不是他们的特色。

　　全球文明主要发源于今天的北非、阿拉伯半岛以及两河流域，实际上就是俗称的“中东地区”。如果把它比喻为“文明的子宫”，而处于东方的中华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宫外孕”，就是说中华文明实际上是一种“转载”文明，是由西而来，它的真正源头在中东。来到中国的红海沿岸的古埃及或以色列人主要构成了中国的夏、商、周文化，中国的汉人是这些人的后裔。这方面的研究在我的前两本书《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和《向东，向东，再向东》有专门详尽的论述，读者如果先读过了这两本书，再来看《破解甲骨文起源》就顺理成章了。

　　汉字主要借鉴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周末》：汉字起源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你是依据什么作出这一判断的？

　　苏三：我认为中国文字确实使用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体系，但到底是一种中途的借鉴还是彻头彻尾的人种加文字在异地的传播和发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我初步的看法是：甲骨文的主流就是借鉴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然后又融合了一些其他文字，最后有了自己的独立发展，成为甲骨文，最终经过完善成为今天的汉语文字。

　　人类在大约6000年前就已经有了象形文字，后来巴比伦和苏美尔人又发明了楔形文字。这两种文字符号在半坡文化(仰韶文化的一支)的陶器或其他器物上都有所表现。大约4000年前地中海又出现了腓尼基文字，现在一切字母文字，比如阿拉伯语、希腊语、拉丁文、希伯来语、英语等，都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从腓尼基文字发展而来的。

　　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借鉴并决心形成自己文字系统是从夏朝开始的，夏的文字符号明显借鉴了腓尼基文字。从日前我掌握的情况看，夏符号与腓尼基字母相近率达到30%左右，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率也可以接近30%。而总体来看，中国商朝出现的甲骨文主要接受了埃及象形文字的造字逻辑，并且直接采用了部分埃及的词汇与发音，尽管也有腓尼基等语言的痕迹，但是恐怕还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促使生成了甲骨文，这个需要逐步深入研究才能找到甲骨文所有借鉴过的语言，恐怕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也是应该予以考虑的。

　　《周末》：你得出这些结论凭借什么样的依据？

　　苏三：古埃及象形文字与中国甲骨文之间的连通主要有三个方式：音、义、形以及组合方式、借用逻辑等。

　　总体讲，古埃及语言无元音的特征构成了听觉上的“生硬”感。这一点至今保留在汉语以及相邻的日语、韩语之中，与富有音乐感的柔和西方语言有着明显的差异，我认为是语言根源上带来的传统。同时也是汉语言古老的一种表现。

　　其实今天的西方文字也应该说与中国文字有一定的牵连，因为希腊文字来自腓尼基字母，而腓尼基字母又来自古埃及象形文字。从这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可以看出，中国文字不仅是一种古老的文字，而且是一种没有经过大幅度改革的文字，它至今遵循的基本规律依然是6000年前的；但走向西方的文字已经彻底看不到他们老祖母的痕迹了，其变化从根本上就走向了反面：字母化、音节化。通过对比，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汉语中的某些文字与西方文字存在着奇特而有趣的关联。例如中国的“羽”与英文“E”，古埃及表示羽毛的象形文字与“羽”字十分形似，但它的读音为“yi”，英语中的“E”实际是不仅保留了最初的发音，而且保留了该字母最初的象形特点。相同。历史多么疯狂，“羽”与“E”之间的“象形”与“发音”的近亲联系竟然是辗转通过腓尼基语字母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得以实现。

　　和汉字一样，古埃及文字也有所谓“会意”。如古埃及文字中的兔子下面画上水纹表示“离开”的含义，取自水的流动性与兔子快速奔跑的特点。类似的逻辑看中国文字，如“人言”为“信”；“昔”在甲骨文中表现为“水和太阳”，表示“流年似水”的过去。

　　古埃及象形文字经常是2个、3个甚至是4个基本符号组成一个新字，甲骨文中同样有类似的组合。如“宾”这个字的甲骨文，起码有三部分或者三个不同的象形字组成：首先是房屋(画)，这个形状恰好也是古埃及文字中的房子，然后里面是个人，表示家里来人了。另外，巴比伦象形文字中的“泪”，是一个眼睛加上水，造字逻辑与中国汉字完全相同。

　　从书写方式上看，所有古老的文字都是从右向左书写的，从埃及象形文字到中国古文，再到腓尼基文和希腊文都如此。古埃及的书写顺序有上下书写的习惯，与中国文字的书写方式一脉相承。在中国，从右向左、从上到下的书写方式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今天的香港依然在使用。

　　还有，古埃及大约4000年前写字颜料通常使用黑色，但是作者的名字用红色，这也与中国古代书法用黑红章的习惯不谋而合。

　　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

　　《周末》：你不是本专业出身，怎么会开始想到从事人类文明起源的研究？

　　苏三：我并不是专业人士，个人兴趣就是最大的推动力。其实我曾经报考过世界史专业的研究生，但是因故没有走进考场，对世界史的兴趣却一直保留了下来。今年我已经出版了我的“破译飓风”系列的前两本：《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和《向东、向东、再向东》。关于甲骨文起源的研究则收录于第三本书《历史也疯狂》之中，目前已经进入扫尾阶段。

　　《周末》：你的猜想新奇大胆，因此招来了无数批评和质疑，对此你有什么回应？

　　苏三：这是很正常的，毕竟我的探索非常大胆，我的方法与思维皆非传统所用，但我的研究态度非常严肃。我欢迎一切的正面批评和切磋，我不认为我所有的猜想都是100%正确，我也承认，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员，我的书肯定漏洞百出。历史学，尤其是文明源的探索是一个既困难重重又引人入胜的话题，所有的真相和秘密都长埋于地下。我想，大多数真相一定都是出乎意料的。否定再否定一直是史前史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许多人没有认识到的，认为教科书上写的就一定不会改变，这绝对是个误解。

　　对于批评和质疑，我都有心理准备。我的观点毕竟与国内正统的权威观点差距太大，任何新事物要被接受都需要一个过程。实际上，现在状况已经有所改善，有的专家对我也变得非常客气，虽然整体上还是持否定态度的多，但也有些专业人士开始表示支持我的看法。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不是自我炒作，不是故作惊世之言，而是确实是这样认为的。我的目的在于重还历史真相，我的用心在于抛砖引玉，在于让整个社会重新审视我们悠久独特的历史，并能更明智地建设未来。本报记者陈璐 实习记者 房 楠（来源：南京《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