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走出战俘营(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21日07:47 华商网-华商晨报

如今，战俘营遗址里斑驳的墙壁上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记忆

　　本报记者　蔡敏强　摄

　　名词解释

　　沈阳美英战俘营

　　被称作东方“奥斯维辛”的集中营———全世界惟一幸存的二战战俘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沈阳建立了一个专门用来关押日军从太平洋战场俘虏来的美、英等国战俘的集中营。从1942年11月至1945年8月，盟军战俘在这里饱受奴役，受尽凌辱，死亡率高达27％，相当于德国纳粹集中营的近7倍。

　　老照片

当年被关押的战俘住在这里

　　本报记者　蔡敏强　翻拍

　　亲历者说

爱伦　本报记者　张墨寒　摄

　　高墙、电网、疾病、虐待、死亡……这是美国二战老兵爱伦（Allen）对于沈阳美英战俘营的大部分记忆。1942年~1945年，爱伦和他的近1500名战友在这里渡过了“蒸发了生命”的3年。

　　近两年来，爱伦曾来过沈阳两三次，记者曾用英语对他间断进行过几次访谈，而他每一次回忆，总不禁用手捂着头抑或耸着肩，在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里，惟一一抹温情，便是沈阳人对他的帮助。

　　在沈阳市大东区地坛街与青光街之间，有一组看似普通的水泥楼群。特别的是，它的院墙高2.5米，整个院子东西长约360米，宽约140米，楼梯建筑时间为上世纪40年代。

　　那就是美英战俘营遗址。

　　两年前的“九一八”，当年沈阳美英战俘营“362号战俘”爱伦和他的战友们故地重游。爱伦在战俘营旧址，如今的中捷友谊厂内曾捂着头说：“在沈阳战俘营的3年，我们的生命蒸发了。”

　　被俘　从菲律宾到沈阳

　　“我们被遗弃在巴丹岛，没有药品、没有飞机……甚至没有人给予一个诅咒！”爱伦在他的回忆录《被遗弃在巴丹岛》的扉页上这样写道。

　　1941年12月，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年轻的美国空军爱伦抵达菲律宾不久，美军就遭遇全面溃败。爱伦和他的战友们被困巴丹岛，随即沦为战俘。

　　随后，爱伦和他的战友们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巴丹之旅”。1942年10月6日至11月11日，几经周折后，战俘们被押到沈阳北大营，战俘中还有英国、荷兰、澳洲的盟军俘虏，总人数达到1500人，其中少将以上军衔者达17位。

　　“我们到达沈阳的第二天早晨6点，日本人开始点名，他们命令我们必须用日语喊出自己的战俘编号，对于战俘来说，这是一种羞辱，我无法忘记，自己的号码是‘362号’，从这以后我渐渐淡忘了自己的名字。而在我看来，我的父母亲朋好友们，也一定是以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失踪了，他们只知道我被遗弃在巴丹岛……”爱伦无奈地捂住头。

　　1943年7月，战俘们搬至当时的奉天（沈阳旧称）东郊的一个新建成的专用战俘营，即保持到如今的美英战俘营址。

　　受虐　151天内死亡201人

　　时隔62年，记者探访了当年的战俘营宿舍旧址。这幢楼的墙壁非常厚，窗户不仅小而且很少。每层10个约12平方米的房间，即便是在白天，走廊里也只有一缕从惟一一扇落地窗户里射进的光，在漫长的走廊中，记者只能摸索前进。

　　沈阳的冬天，使得爱伦等当年的战俘们都感到不适应。“冷，这是我的最大感觉。那时沈阳的最低气温达到-40℃，而冰窖般的营房里，几乎没有任何御寒设施，我们只好在床上翻来覆去，但依然无法入睡。后来我们对睡眠也产生了恐惧，因为那也许意味着死亡。”爱伦说。

　　“第一个严酷的冬天，1/6的战俘名字上了死亡名单。”一位澳大利亚战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与寒冷一同到来的是饥饿与疾病，“我们每天只能得到一些土豆稀汤和发了霉的米饭。因为缺乏营养，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严重的坏血病和脚气病。有的战俘脚肿得实在太厉害，看守的日本人就把竹管插入他们的腿中往外放水……”爱伦的讲述中多少有了些悲鸣。

　　更可怕的是痢疾。当时日军给100个痢疾患者只发一个便盆，而由于空间狭小、空气混浊，有更多的人被感染，所幸爱伦和一部分人的症状不是很重，侥幸躲过此劫。在爱伦的记忆中，有的人受不了1天跑20几趟厕所的折腾，不得不随身预备罐头盒以备急用。

　　当时的战俘营里只有一座所谓医疗所，但战俘在那里根本无药可医，也无人照料，甚至连国际红十字会邮寄来的药品也被日军扣下。不久，战俘陆续死去，151天内死亡201人。

　　“我们每次吃饭路过那座停尸房时，总是感到毛骨悚然，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爱伦再次捂住了头。

　　凶残　战俘成“731”试验品

　　记者初见爱伦时，他伸出了自己的右臂说：“被关押在沈阳时，我们曾经集体被叫去接受‘防疫注射’，当时日本的大夫就在这条胳膊上给我注射了一种红色的药液，可是很快我们中的一些人就莫名其妙地死了……60多年来，我一直怀疑，当年我们被注射的不是‘防疫’而是‘鼠疫’，是‘731’部队进行的试验。”

　　对当年的那次奇怪注射抱有疑惑的不止爱伦一人。美国战俘罗伯特·布朗回忆说：“当时我们被编号接受注射，很多人都死了，有一位叫大木的医生在最后时刻救了我。很多年后，他告诉我说他是‘731’细菌部队成员。”

　　“日军把我们当成奴隶，也把中国人的生命当成儿戏。”爱伦回忆说。

　　“有一次，一个‘狼狗’（战俘对日本兵的称呼）问我们一个没有头的人能跑吗，我们回答‘No’，随即只见他笑着叫了一个中国劳工，让他向前跑，然后‘狼狗’举着刀追上去，一下子砍下了那个中国人的头……我们看到，那个没有头颅的躯体颈子上蹿着很高的血柱，继续向前又跑了大约75英尺瘫倒在那里……”说到这，爱伦已流下了泪水。

　　反抗　努力生产不合格产品

　　爱伦说：“尽管远离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但我们依然在战俘营中同日本人作战，并且战无不胜！”

　　大约从1943年7月起，爱伦和他的600名难友进入“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工作，负责生产和加工机械部件。

　　一天，日本人交给他们一些图纸要他们及时完成。战俘们发现图纸上竟是战斗机起落架上用的齿轮，显然这些武器最终又要被日本人用在战争中，去屠杀那些无辜的人民。

　　爱伦和他的难友们决定反击。于是，他们想了一个机智的办法，按照图纸，本来战俘们要加工左右各64套战斗机起落架齿轮，他们把做左面齿轮的那套图纸全扔进了炉子，结果做的全是右边的一套。生产的齿轮只能全部作废。

　　反击成功，战士们似乎找到了像在战场上获得胜利时一样的快乐。接着，战俘们又开始打起日本人车床的主意。他们生产出的产品总是不符合要求：不是螺丝拧不上，就是尺寸不对。

　　感恩　与沈阳人的“黄瓜情”

　　已不知是第多少次，当爱伦见到两位普通沈阳老人时都要拥抱。这两位老人一位叫高洪福，另一位是李立水。爱伦说，他们是我们这些战俘的恩人。

　　1942年冬天，3名不堪折磨的战俘“越狱”逃跑，但很快被抓回，日军从他们身上翻出了沈阳及周边城市地形图。

　　3名战俘致死不肯说出提供帮助者的姓名，只有中国劳工高洪福心里清楚，那张图是从他的柜子里“拿”走的。

　　“那3个战俘都是跟着我干活的，有一天他们趁我不在就拿走了那张图。我发现后，心想要是把这事报告给日本鬼子，那拿图的人命就没了，所以就私下里又买了一张。”高老回忆说。

　　尽管3名战俘没有说是谁提供了图，但最终日军还是将高等10多个相关者投入了监狱，此后，高家一下子堕入困顿，不久刚出生的儿子就因为饥饿夭折了。

　　美军战俘尼尔今年初还给李立水带来一封信，这已是他最近3年里来的第3封信了。尼尔所以会与李立水穿越语言的障碍、有书信往来，是因为二人之间有一段“黄瓜情”。尼尔和他的难友们在集中营中所能吃的只有土豆，几乎见不到其他蔬菜，后来李立水发现了他们的窘状，就偷偷夹带两根黄瓜进车间，然后偷偷地丢给尼尔。尼尔见状连忙跑过来，夹起黄瓜，做了一个“OK”的手势。此后，尼尔便会经常这样接到黄瓜，“亲爱的李，我可还记得你的黄瓜……”尼尔在他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获救　日本兵成了战俘

　　“当我被释放的那一刻，我知道我就要回家了，我再也不是被遗弃在巴丹岛上的弃婴，我还活在世上……”爱伦说。

　　在艰苦的生活中，战俘们不断加强与沈阳人的联系，很快爱伦就听说盟军已将战火烧进日本本土。1944年12月7日，沈阳战俘营突然拉响了警报，天空出现了黑压压的轰炸机编队，爱伦一眼就看出来，那是久违的美国B-29轰炸机。战俘们乐观地相信：离自己获救的日子不远了。

　　1945年8月6日，沈阳战俘营里的日本人突然变得疯狂起来，他们见人就打。爱伦后来才知道：原来当日8时15分，美国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广岛60％的城区被摧毁，有近20万人死亡。

　　日本决定实施一个绝密计划，就是要把战俘们带到一个煤矿，并在那里将他们全部处决，当时日本政府已下达指令：如果美军进犯日本，他们就杀光战俘。但这个计划还没有执行，日本就已宣告投降。

　　1945年8月16日，就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凌晨4时30分，一架B-24“解放者”轰炸机从中国西安起飞，机舱内有6名军人是美军派往奉天执行营救计划的行动小组。

　　与此同时，随着苏军解放沈阳，战俘们也全部获释。转瞬间，当年的战俘变成了持枪的哨兵，而日军们则成了俘虏。那年春天，盟军战俘们在农场上种下了大量庄稼，而到了秋天，日本战俘们还在地里进行收割……

　　1945年8月24日以后，战俘们陆续回国。经过40天的海上航行之后，爱伦和他的难友们终于抵达了他们久违的家园。本报记者　何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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