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大哭：你们胜利了，我们战败了！

　　撰文/刘影 《大连日报》记者 彭杭 张卫家

　　听完广播中国人上街狂欢

　　1945年8月15日正午12时，一道颤抖的哀鸣从大连中央放送局的扩音器中发出……

　　听懂了日语广播的大连市民走向街头，奔走相告：“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小鬼子垮台了”、“中国人出头的日子来到了”……

　　一时间，大连市内主要干线的交通中断，行驶在东西路的一辆辆电车停在路轨上，车上的乘客全部下光。街道两旁的日本商店纷纷关闭；中国店铺的店员们敞着大门跑出门外；卖水果的小摊贩顾不上身边的桃子、苹果、西瓜，与市民们拱手相庆。一些买到鞭炮的市民点燃了爆竹，孩子们敲响了铜盆。在火车站的广场上，一些人自发地围在一起，扭起了秧歌。胜利的喜悦使大家忘记了炎热，欢乐的人们直到夜幕降临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家中。

　　对大连地方史一向颇有研究的孙玉老先生为我们回忆了当年的场面。1945年时，孙玉正在日本公学堂读小学五年级，他的大哥是学校里的中国教师。8月14日，校方通知：次日中午12时，全体日本教师集中并收听重要广播。接到通知的日本人没有太在意。第二天中午以前，一切如常。可当日本教师听完广播后，从教室中一一走出时，孙玉的大哥从他们的脸上分明看到的是绝望，这让孙玉的大哥预感到———一件大事情发生了！这时，其中一个日本教师走到他面前，低着头说：“你们胜利了，我们战败了，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了……”说完，他的头渐渐抬起，孙玉的大哥清楚地看到了他脸上的两行泪水……

　　日本人突击烧毁档案

　　虽然日本已于8月15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统治大连的日本政权机构并没有立即解体。在苏军接管之前，不甘心失败的日本官员销毁了大量罪证，焚烧了文书档案、技术图纸、经济账目、特工人员名单，还叫嚣着20年后卷土重来。少数顽固的日本法西斯分子仍不时地持枪偷袭中国平民，而一些平日里作恶多端的日本警察、宪兵、特务则隐匿不出，企图逃脱惩罚。

　　8月18日，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三天，大汉奸张本政等人打着“协助当局维护治安”的幌子，与日本关东州厅长官相勾结，纠集各地伪商会、伪区长，成立了“治安维持会”，网罗社会残渣，设立了自卫团，控制了部分警察武装，以帮助当局维护社会治安为名，勒索民财，欺压百姓。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刚一播出，旅顺刑务所（今旅顺日俄监狱旧址）的日本人员就在典狱长田子仁郎的指挥下，在刑务所的锅炉房、前楼东侧的菜窖中，将一批记录着日本在旅顺刑务所犯下的滔天罪刑的档案资料集中烧毁。据后人回忆，这一焚烧行动一直持续了3天。

　　鬼门关前捡回一条命

　　同一天，几个在刑务所里受尽折磨的普通民众被秘密释放。家住旅顺口区北海镇、今年已经101岁高龄的王北文老人就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王北文生于1904年，山东人，祖祖辈辈以捕鱼为生，因与八路军往来，于1945年7月24日被日本宪兵抓到旅顺刑务所。

　　一进大狱，王北文和同时被抓的另外5人就订立了攻守同盟：日本鬼子打死我们，也不能承认与八路军有来往。穷凶极恶的日本人见他们拒不承认，就把他们带进一个阴森森的小屋，墙上挂着皮带、牛皮鞭、火油瓶子、大刀等，让他们趴在板凳上，用皮带捆上，然后用牛皮鞭一顿狠抽，直到皮开肉裂，再不承认就用枪托打头部，打得眼冒金星，甚至昏死过去，用凉水泼醒后再打。平时，每顿饭只有一个发了霉的小窝窝头和一碟清汤，就这样每天上午9至10时过堂一次。

　　这样的折磨一直持续了22天。一天（8月15日，后来才知道），日本刑事突然命令王北文等人：“你们现在地出去，晒晒太阳，回家地休息休息，什么时候通知你们，快快地再回来。”当时他们感到莫名其妙，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不知道日本鬼子投降了，稀里糊涂就被放了出来。由于这22天的饥饿、挨打、惊吓、精神上的折磨，身体非常虚弱，“回家的路上，我们没走多远就不行了，然后爬一段再歇一会儿……最后我算是捡回了一条命。”王北文老人回忆说。

　　五位抗日志士遭杀害

　　王北文从鬼门关里活了下来，然而很多在押的政治犯却没有像他这样幸运，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也没有躲过日本人的魔爪，最终被其残忍地杀害，其中就有共产党员与苏联执行地下电台情报工作的刘逢川、何汉清。8月16日中午，一辆小汽车将二人由大连刑务支所秘密押至旅顺刑务所绞刑室，当天下午2时左右，在田子仁郎的亲自指挥下，刘逢川、何汉清被秘密绞杀。那天牺牲的还有3位抗日志士。如今只留下刘逢川的一首诗：新旧年过在狱中，艰苦常羡烈士风。至死不屈英雄志，革命旗帜旋鲜明。

　　日军司令官交出指挥刀

　　1945年8月22日下午，夕阳还挂在天空，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副司令伊凡诺夫中将率领250名空降兵突然在旅顺土城子机场从天而降，日本驻旅顺守备司令官小林龟藏交出指挥刀，向苏军投降，伊凡诺夫就任旅顺警备司令官。这一天，苏联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全权代表雅曼诺夫少将也率领部分官兵在大连周水子机场着陆，就任大连警备司令官。与此同时，苏军机械化师、坦克团、炮兵团、飞行团等部队进驻金州，在金州设立警备司令部。1946年8月10日，大连市政府和大连县政府发出联合通知：“决定‘八二二’为苏军根据中苏条约进驻大连解放哈尔滨市同胞纪念日。”

　　苏军进驻大连的第二天，原大连地下党部分负责人和中华工学会的老同志就集合起来，决定重新举起工会大旗，把全市20万工人组织起来。工人组织起来后，工会按照《告全市工人书》提出的要求，立即与“治安维持会”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迫使他们不得不交出用“救济失业工人”名义募集的款项。针对大连当时出现的抢劫风，工会组织了7000多人的纠察队，深入工厂，与维持会的“保安队”相抗衡，使工厂的机器设备免遭了破坏，为日后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大连市委组建

　　1945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韩光到大连与苏军协商有关事宜。当月中旬，韩光重返大连，组建了中共大连市委。鉴于当时旅大地区的特殊情况，经东北局批准，中共大连市委暂不公开。大连市委成立后，即着手组建各县、区党组织。与此同时，市委还陆续向一些厂矿企业、学校和电台、报社等要害部门派出干部，担任领导，开展工作。我党在组建大连市委的同时，即与苏军磋商成立大连市政府事宜。苏军从外交需要，提名当地大商人、大资本家迟子祥出任市长；中共方面则以市总工会名义，推举中共大连市委委员陈云涛为副市长。11月8日，全市人民隆重集会，庆祝旅大地区第一个民主政府诞生。市政府成立后，没收接管日本公营工厂、仓库和军阀、财阀、战争罪犯的财产，严惩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收缴日本侨民私藏的武器、弹药等军火，宣布禁烟、禁赌、禁娼等措施，取缔200余处妓院、60多家烟馆和赌场，社会秩序逐渐好转。同时，根据大连居住着20万日侨的实际情况，市委、市政府先后发出了《关于对待日人政策的决定》和《对日本侨民施政纲领》，使日侨中的大批进步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积极参加了大连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

　　在大连市政府成立的前一天，大连市警察总局亦宣告成立。鉴于大连有苏军驻扎，不允许外来武装队伍存在的情况，中共大连市委、市政府在建警的同时，把建军寓于建警之中。大连市公安总局所属的警察部队，实际上是穿着警服的解放军。1945年10月末，大连市公安总局首歼国民党东北海军陆战队。紧接着，又兵不血刃全歼国民党东北行营辽宁先遣军第四独立团。同年底，平息了集结暴乱的日本法西斯暴徒。

　　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一走进王北文家，101岁的王北文老人马上激动地撩开衬衫，贴身的白汗衫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四周年”的红字清晰地展现在众人眼前。这是今年“七一”北海党支部发给老人的，他每天都要穿在身上。

　　忆起往事，60年前的那场劫难依然如在眼前。在旅顺刑务所遭受了22天的非人虐待后，王北文每天夜里都会被噩梦惊醒，休养了一个多月，身体才逐渐康复。当时被抓的另外5个兄弟，都已先后故去。

　　1945年大连解放后，王北文被选为北海村第一任村长。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0年，旅顺搞海上捕捞流动红旗竞赛，王北文的船打了8万斤鱼，是旅顺口区打鱼最多的，还被选派为代表参加辽宁省劳模大会，受到了省长黄火青亲切接见。

　　几年前，王北文家盖起了三层的欧式小楼，四世同堂，子孙孝顺。去年过100周岁生日，儿孙们在旅顺黄金山大酒店为老人庆祝，拍照、录像，制成光盘，老人是打心眼里高兴。逢年过节，各级政府发给他补助金，还拿礼物来看望，今年政府给他送了一床太空棉的大花被，“盖在身上轻飘飘的，好舒服呀！”老人逢人便夸。

　　如今，老人享受着晚年的天伦之乐，他平时有两个爱好，一是听鞭炮声，因为鞭炮声代表着胜利和喜悦。二是看杂志，床头放着一大摞《共产党员》，老人不时抽出一本看上一阵子。（刘文娥　张卫家）

　　苏军军管地区图

　　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协约》及其附件《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划订了苏联在大连的军管范围，此图为当时苏联的军管地区图。

　　《中苏关于旅顺协定附件》中说：“关于旅顺港协定第二条所规定海军根据地区域之境界，自辽东半岛西岸猴山岛湾以南之地点起，向东方面经过石河站及邹家咀子至该半岛东岸，东西划为一线，此线以南为本地区陆路之界线，但大连市除外。协定所规定辽东半岛区域西方水面，在下列横线以南各岛归入本地区，此横线系自北纬39度正，东经120度49分之点起，至北纬39度20分，东经121度31分之点止，将两点连为一线以后，转向东北普兰店方向，至其以南之陆路界线之起点。辽东半岛地区东方水面，在下列曲线以南名岛归入本地区，此曲线系自陆上界线终点起，向东经过北纬39度20分，东经123度零8分之点后，转向东南至北续39度正，东经123度16分之地点止。”（张卫家）《大连日日新闻》

　　终结版上的

　　停战诏书

　　这是1945年8月15日12时整，日本裕仁天皇向全世界人民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停战诏书》，刊登在1945年8月16日的《大连日日新闻》上，这一天也是该报的终结日。由于《大连日日新闻》是日本人办的报纸，日本人又故意封锁消息，因此，当时很少有中国人看到，也就鲜有保存。1999年，研究大连地方史的专家孙玉先生在一位日本学者所著《大连空白600天》里，发现了这份报纸，于是翻拍下来，也就有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玉蔚彭杭）给钱币

　　贴印花票

　　为了保障大连地区人民的经济生活安定，巩固币制，防止东北国统区已废的苏币（苏联红军司令部钞票，通过苏军随军银行向全东北发行，与当时在东北流通的伪满币等值流通；苏币是一个国家的军队以司令部名义在另一个国家发行的钞票，开世界金融史和军事史之先河）流入大连地区套购物资，苏军当局于1947年5月23日至27日采取紧急措施，决定5天内实行全区百元与十元的苏币、伪满币贴等值的印花票，没贴票的一律作废。当时有很多中国学生和警校战士都参加了贴票工作，由公安局派警察保护。据孙玉先生回忆说，那几天，气氛特别紧张，学生三天三夜不许回家，吃住都在学校里，而且谁都不能泄露消息。贴印花票的钱币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废钞流入大连，稳定了大连金融市场。（玉蔚彭杭）首批日侨

　　乘船离开大连

　　该照片反映的是1946年遣送第一批日侨的“辰日丸”号离开大连港时的情景。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时，大连地区人口约80万，其中日本人口约21万。中共大连市委于1945年11月24日制订了《关于对待日人政策的决定》，指出：在连日侨中，除少数日本官员、战争罪犯和投降军人外，多数为各种技术人员、熟练产业工人，对前者，一律加以逮捕，坚决镇压；对后者，争取、团结和保护他们。

　　为满足日侨归国愿望，苏联驻军当局和大连地方政府密切配合，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着手准备遣送日侨的工作。遣送工作先后分四批进行。第一、二批由苏军直接负责，第三批以后，由旅大地委同苏军联合进行。遣送日侨的任务十分繁重，每批都要登记注册，用汽车送往集结地点候船。在候船期间，对日侨进行防疫注射，供应粮食、蔬菜和茶水，妥善照顾，安排周到。至1949年9月，经过三次（四批）遣送日侨，旅大地区仅留下必须留用之技术人员及其家属，以及与中国人结婚之妇女，约1600人左右。

　　留下来的日侨中，有一部分是遗孤，因为父母双亡，或者家庭贫苦，不得不留在中国。善良的中国人收留并抚养了他们，像自己亲生孩子一样地对待。李秀莲（日本名字叫北田悦子）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孤儿。当她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特殊身世，却看到自己过得比身边的中国孩子还幸福时，心里十分感激养父母所给予她的跨越国度、没有血缘的爱。于是，李秀莲决定永远做中国父母的好女儿，为建设家乡大连出力。在沙河口区联合小学当上了教师后，她诲人不倦，多次被评为校先进教育工作者。1978年，李秀莲返回日本，但是她每隔两三年，都要回大连看望养父母，直到他们去世。（玉蔚关恒喜彭杭）警徽里的故事

　　1945年11月7日，大连市警察总局成立。由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苏联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苏联为了维护与国民党政府表面上的外交关系，因此规定，大连不许有外来武装的存在，也就是说，只能有苏联的军队和国民党的警察。于是，我们看到，1946年的警徽就是国民党党徽。到了1947年，稍微有了变化，在国民党党徽外加了红色的圆圈和象征农民阶级的麦穗。其实，佩带着这些警徽的警察就是穿着警服的解放军，这是中共大连市委、市政府寓建军于建警之中的政策体现。不同时期的警徽正是发展中的政治形势的反映。（玉蔚彭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