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子讲述在日本当皮条客的生活

　　李小牧东京边缘客

　　他是周旋于东京新宿歌舞伎町黑白两道的两栖动物。他称自己是“灰道”人：

　　一个在日本红灯区和媒体上都出名的“明星”；一个左手是警察，左手是黑社会的双重卧底

　　接到父亲噩耗的那天，他站在新宿街头，跟一个陌生的日本人用中国话说：“你知道吗？今天我父亲死了。”日本人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说，看着他眼泪珠子一个劲地往下落。

　　可是，仅仅过了五分钟，他就发现前面来了一拨台湾客人，他快速地抹了一把脸，迎上前去问：“先生，要服务么？”

　　文/彭苏

　　李小牧的生命里时刻离不开两样东西:女人和香烟。

　　他伸手做了个“且慢”姿势: “还有一样,就是喝的东西。”说着,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纤长的身体如蛇一样滑到冰箱,拿出一瓶矿泉水后: “最好喝的还是日本清酒。”

　　李小牧喝了日本清酒后,往往会做三件事:一哭,二闹,至于三,他笑得暧昧,宛如室内昏黄。

　　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像孩子一样在你面前啜泣。

　　在异国他乡，为了生存，混迹于风月场所长达十七年的他，居然还有眼泪？

　　可他正盘坐在沙发上，手里握着一罐青岛啤酒仰脖猛灌，双目湿润，声音嘶哑。

　　一切不加掩饰，一如他的文风。 他的书名叫《歌舞伎町案内人》。

　　李小牧正是新宿歌舞伎町案内人。

　　“所谓‘案内人’,即中文的引路人、向导员、导游，新宿歌舞伎町是日本东京有名的红灯区之一，那里的案内人,实际上就是皮条客。”

　　“我想被人看得起”

　　尽管李小牧在他的《歌舞伎町案内人》中文版的尾声里说：案内人与中国的皮条客概念不一样，我做的“皮条客”是向游客介绍歌舞伎町所有的店：餐厅、酒吧、娱乐室、健身房、电影院、赌博店等等，当然也有色情场所……在歌舞伎町做案内人，最多只能起个“托儿”的作用。

　　但他很明白，在普罗大众心中，他依然是中国式的“皮条客”，更有甚者直呼他为“龟公”。

　　这个“皮条客”在8月中旬的一天清晨，在家里看着网上一篇关于他的著作的最新书评，足足掉了两个小时的泪，他的第四任太太，不，应该是第五任太太莉莉，足足骂了他半天。

　　“这篇书评有什么打动你的地方？”

　　“你太年轻，你不会懂的，你没有经历我们那个病态年代。”偏瘦的李小牧一本正经，瞪起眼来的样子倒有点病态。

　　李小牧属鼠，1960年8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市。属相也许和性格真有关系，李小牧说自己小时候胆小如鼠。

　　他什么都怕。怕脏、怕晒太阳，所以他不喜欢与其他男孩一样“打仗”、踢球。怕声音，住在校园里，外面世界“红卫兵们的振臂高呼，破四旧的尖利号令，高音喇叭的‘最高指示’”都让他惊恐不安，“文革前几年，我从不敢离开校园半步”。

　　只有到了晚上，母亲温柔的手一遍遍温柔地抚摸着他瘦弱的脊背，他才能安然入睡。男孩子瞧不起他，欺侮他，笑话他是“假妹妹”。“假妹妹”的特长却是跳舞，这一跳就跳到了湘潭市歌舞剧团。

　　“我在团里年龄最小，但我心里很清楚，我永远成不了台柱子。”永远成不了角的原因，在李小牧看来，主要是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

　　李小牧自记事起就很少见到父亲。“性格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父亲，注定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以也是牛棚里的“常驻代表”。没有一个人看得起这样的家庭，没有人真正看得起李小牧。

　　让他记忆犹新的是，有一天，他正在台上排练舞蹈，一伙人冲进来找他，怒冲冲地说他父亲从牛棚里跑了，质问他是否知道其去向。

　　在场的人全都看着他，他感到自己完了。他满以为远离长沙，远离沉闷的家庭，躲进湘潭歌舞团，情况会好些。“这一下，所有人都知道了我家有政治问题，我又要被人看不起了。”

　　“政治问题”一直到22岁仍困扰着他。1982年，李小牧的父亲和湖南省文联合作创办湖南芙蓉文学院。“当时全国有5万名学生来信报名。”李小牧从团里退回来后，帮忙父亲办学，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对前途充满希望。

　　可是，学校最终被查封了。“他们非说学校存在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指我们邀请革命老同志为学校做顾问时，向他们‘行贿’家乡土特产；政治问题是指教材印有‘英明领袖华国锋’几个字。”

　　他们是谁，李小牧没有具体说出。他认为这不过是另一伙政治势力，而父亲再次沦为其中利益倾轧的牺牲品。

　　一直内心强烈渴望出名，强烈希望家庭走出弱势的李小牧，这次真的出“名”了。当时各家媒体纷纷报道他是骗子，他们家是诈骗团伙。

　　饱经沧桑的母亲倒下了，从小就很阴郁的哥哥疯了，李小牧觉得他在长沙再也呆不下去了……

　　“我发觉你总是在强调‘看得起’、‘看不起’。”

　　“是的。记得有一次，我在从歌舞团回家的路上，不远就看见我母亲正拿着我的相片向别人炫耀。尽管那张相片皱巴巴的，她还是非常开心。我常想她可能对我期望最高，因为当时我们家根本就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地方。” 李小牧的眼睛又一次红了。

　　“哭有什么用呢？”

　　李小牧自嘲自己是个女人精。他的职业离不开女人，他写专栏也要从女人入手。他创造的经典名言是：脑髓性感的女人才是真正性感，否则只能是一夜情，而且还是一个小 时。

　　从脑再来谈到脚。 “我儿子脚背很高，膝盖很平，他现在学习芭蕾舞。”李小牧摩挲着儿子的相片，一脸怜爱。

　　“如果他长大后也想做案内人呢？”

　　稍稍愣后，他嘻皮笑脸道：“可以啊，尝试不是坏事。但我不希望他长做下去。”李小牧真的很难让人猜测。

　　“什么难猜，他天生就是一个玩家。”这是李小牧在深圳结识的朋友对他的评价。

　　李小牧点燃了细长的薄荷烟后，吐出一口白雾说，他并不了解我，我没有中国朋友。

　　李小牧在深圳的这段历史从未在书中提及。认识他的人依稀记得，若干年前，为了赚取20元外块。每天晚上，他都带着他的第一任太太，奔赴于深圳各大歌厅舞常每当瘦弱的李小牧托起比自己还壮的妻子时，看的人都是心惊胆颤。

　　朋友们也很诧异，李小牧当年从深圳到日本去留学，走之前没有一点风声。

　　“因为爱梅。”爱梅是李小牧的第二任妻子。

　　李小牧还清晰记得，那是在他出国两个月前发生的事情。一天晚上，派出所的人突然闯进了他和爱梅的家，说他们是非法同居，不仅房产证被没收了，他也被关进了一个不到一米高的地方。

　　“整整24小时，我就蹲在那里。我满脑子都在想，我没做错什么，为什么会这样？长沙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深圳是特区，对于我们就算是国外了，我以为在这个城市，人是自由的，我不会再被人看不起……”

　　李小牧无可奈何地透露，事后他才知道，派出所所长看上了爱梅，这意味着他还会有不断出糗的可能，他感到他又要“逃”了。这次，他选择了日本。

　　1988年2月26日，28岁的李小牧来到日本，当晚，他在雪中的东京新宿街头踯躅而行，憧憬能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

　　正在回忆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李小牧拿起了话筒，习惯性地说“莫西莫西”，那是另一家媒体的电话采访。

　　对方想让他谈谈，对于中国人去日留学，有什么建议。“如果是自费留学，我希望他们不要走我的老路。”李小牧的脸色十分阴沉，夹着香烟的手指不停在抖。

　　在情人旅馆里打扫过污秽的“战潮，在日本料理店里涮盘洗碗，在歌舞伎町里为人妖伴舞，在新宿街头为行人发广告纸巾，这都是李小牧不堪回首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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