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髓捐献志愿者突退缩 女子离开人世

　　本报讯 (记者 孙强) 44岁的虹女士走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表现得仍是那么乐观，直到生命终结的时候，她还在与病魔顽强抗争着。

　　只是，她的内心，或许还有一个无可奈何的遗憾，深深地，藏着。

　　那是一个怎样的遗憾啊———有一个人，曾经承诺伸出援手，但就在紧要关头，那个人，又抽身远去了。

　　一份性命攸关的“契约”被撕毁。一个鲜活的生命带着深深的遗憾走了。一个令人心颤的追问，至此没有答案。

　　大喜大悲

　　关键时刻志愿者突然反悔了

　　今年3月20日，本报报道了西安市民虹女士的境遇：2005年9月，急性淋巴白血病病魔袭击了她，一个幸福美满和事业蒸蒸日上的家庭被阴影笼罩。

　　只有骨髓移植，她才能康复。医生说，如果没有配型相符的骨髓，她的生命只能用天计算。今年1月9日，好消息终于传来———30万人中找到的唯一一名配型相符的骨髓捐献志愿者出现了。虹女士看到了生的希望，那个春节，一家人过得特别温暖，特别充满希望。

　　2月5日，中华骨髓库发来一份通知单：“患者的供者（即志愿者）已同意进行高分辨检测。”这是通过技术手段再次确认患者与供者的HLA（人类白细胞抗原）相符，以便进行骨髓移植手术的准备工作。

　　但是，就在虹女士接受血样采集，并将血样寄往了北京后，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了———那名供者改变了捐献志愿。

　　真情告白

　　我想继续做个幸福的女人、好妈妈、好妻子

　　面对这个消息，虹女士的心冰到了极点。她感觉自己好像从黑暗的井底被人用一根绳子拉到了井口，在刚刚看到一点光亮时，绳子断了。但她又不甘心。她的心说不出的难受。时而，是对生的渴望，时而，是对不知名骨髓捐献志愿者反悔的绝望，时而，又心存一丝希望、一丝转机。

　　躺在病榻上的虹女士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对那位不知名的志愿者说，“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大千世界中是如此巧合，原来我们竟然有着完全相符的血液配型”，“我们全家人都热切地希望您能伸出援助之手，把一个生命垂危的患者拉回到这个美好的世界，我想继续做一个幸福的女人，一个好女儿、好妈妈、好妻子……”

　　通情达理的虹女士说，“当然，即使您出于种种原因不便捐献，我也完全理解您的决定，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个体，都有自己的家庭需要照顾”。她在这封信的结尾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祝福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只是，这封饱含着深情的信，不知道该寄给谁。

　　多方努力

　　“家庭压力”让志愿者退缩

　　虹女士的主治医生、家人以及本报记者通过多个途径与中华骨髓库、陕西骨髓分库联系，希望再做一做这名志愿者的思想工作，帮助虹女士摆脱病魔。

　　但是，从2月初到3月底，有关方面在与这名供者进行了多次沟通后，得到的结果却令人遗憾。这名居住在南方某省的中年女性出于“家庭的压力”没能实现骨髓捐献的志愿。

　　这种情况并非第一例了，中华骨髓库工作人员对这种现象也很无奈，因为骨髓捐献是以自愿为原则的，没有哪一条法律明文规定成为志愿者就一定要捐献，也没有什么条款约束志愿者如果不捐，就会怎么样———捐献与否的主动权，始终在志愿者手中。甚至，从道德层面也无从谴责。

　　冒险手术

　　好情况只持续了不到一百天

　　在公众对这件事议论纷纷的时候，虹女士的病情已经等不及了。4月13日，在没有新的志愿者出现的情况下，虹女士与她的姐姐进行了“半相符”的骨髓移植。尽管手术很顺利，但虹女士和她的家人心里都很清楚：手术之前，医生就告诉他们，半相符骨髓移植的手术成功几率是很低的。

　　可是，虹女士，她，想搏一搏！这是一个人本能的对生的渴望！好情况只持续了不到一百天。癌变复发了！7月中旬的一天，

　　7月22日零时25分，渴望能继续做一个幸福女人，一个好女儿、好妈妈、好妻子的虹女士，离开了人世。

　　昨日上午，虹女士遗体火化。

　　虹女士的丈夫已经悲痛得没有了眼泪。他说，她一直配合着医生，一直很有信心，精神状态一直很好。她是多么渴望让生命延续下去啊。作为一名白血病患者的家属，他说：“我们不能指责那名临时反悔的志愿者。但是，如果她能够伸出援手，帮一帮我们，那是我们的渴望啊。不过，现在说这些话已经没有意义了……”

　　虹女士的主治医生说，一个白血病患者等到一个配型相符的供者很不容易，虹女士等了那么长时间，既没有得到志愿者捐献的宝贵的骨髓，也错过了最好的移植机会。本报记者孙强

　　■记者手记

　　忽然想起虹女士，不知她最近情况怎样了，就给她的丈夫打了个电话。没想到，电话那头语气急促，说，啊，你不知道么，她去世了。

　　昨日下午，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今年2月17日，我第一次见到了虹女士和她的家人。那时他们希望通过媒体的关注，能够找到那名已经反悔的志愿者，说服她，救救虹女士。但是国家有规定，捐献骨髓遵循志愿者自主的原则。

　　在与有关方面联系了很多次之后，我写了一篇稿子。期望若外省媒体转载，恰好又被那位志愿者看到了，使她改变主意，虹女士就有救了。

　　之后，虹女士准备冒险接受半相符骨髓移植时，我去医院看过她一次。她是那么乐观，充满了对生的渴望。我记得她大声说话的样子：人么，活就活个精气神！

　　与其说这是一次身为记者的职业采访，不如说这是作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生命的关注。只是，不论是作为一名记者，还是作为一个人，对这样的现状似乎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但这个事情折射出的严肃的命题———什么是一个人之于社会的责任，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