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明星为什么这么喜欢引用伪语录？

　　“张爱玲的卑微换不来她的爱人。”演员马思纯上周末在微博上发表的《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读后感，使她成了社交媒体热议的对象。明星引用文化名人“伪语录”的笑话，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伪名言”同普通鸡汤一样，拥有励志化的包装和快餐式的文本。

　　“张爱玲的卑微换不来她的爱人。低到尘埃里，一生只会发生一次。因为爱不是一个人的卑微，而是两个人的勇敢。”以上内容摘自演员马思纯上周末在微博上发表的《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读后感，而她也因为这一小段文字，成为了社交媒体热议的对象。

马思纯在微博上的“张爱玲语录”及其回应。

　　阅读感受因人而异，但马思纯的感受看上去和《第一炉香》没什么关系。张爱玲的这篇小说讲的是上海女学生葛薇龙在香港陷入姑母和花花公子设下的圈套，褪去纯真并堕落成交际花的故事。阅读感受可以从女性的悲剧命运出发，从特殊时代对人性的摧残出发，而从爱情的卑微和勇敢出发，实在太过牵强。

　　马思纯回应网络质疑说读书的感受可以和书无关，是她就书中某一点的当下感受，无需讽刺。这“硬气”的“回怼”引发网友围观，后来事件进一步升级，有人翻出了马思纯曾经在微博发表过张爱玲的“伪语录”：“你说应愁高处不胜寒，我便拱手河山，讨你欢。”

　　而明星引用文化名人“伪语录”的笑话，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明星与 “伪语录”

　　假名言，真鸡汤

　　看到马思纯引用“伪张爱玲语录”的争议，不知你有没有疑惑过这是否与营造特定人设的目的有关？像张爱玲、三毛这样的作家，或者梵高

　　（文森特·梵高 [Vincent van Gogh]，中文也译为凡·高）

　　这样的画家，是否更会得到明星群体更多的青睐？如果照着这个思路分析下去，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张爱玲、三毛、梵高代表着一种小资式的文化品位，而它被明星群体筛选出来，意味着明星所属文化秩序对某一类审美的偏爱。

　　但这种分析是缺乏观察基础的，它需要统计数据支撑。分析者首先要对明星群体所引用的名言的总体进行合理的抽样，再对样本中的引用对象进行分析。如此庞大的工作量，不是一篇简单的评论能够完成的。

　　在我有限的观察中，明星群体在引用文化类名人名言时，似乎没有呈现出与网络流行不同的偏好。网络“伪名言”集大成者鲁迅，就曾出现在明星的微博之中。舞蹈演员、主持人金星在2017年的微博中引用“伪鲁迅语录”：

　　“到了一定年龄，必须扔掉四样东西：没意义的酒局、不爱你的人、看不起你的亲戚、虚情假意的朋友。”

金星2017年7月微博。（已删除，图片来自网友截图）

　　演员张馨予也引用过鲁迅的名言来评论校园暴力、欺负弱小和动物的人，句子确实出自鲁迅的《华盖集》，只是写了错别字，把“刃”写成了“刀”：

　　“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

张馨予2017年4月微博。

　　因诺贝尔文学奖而获得广泛知名度的莫言，与鲁迅一样是“伪名言”的重灾区。演员舒淇2012年在微博上就分享过莫言小说中的“十大名言”截图：

　　“什么叫快乐，就是掩饰自己的悲伤对每个人微笑；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舒淇2012年11月微博。

　　杨绛过世时，传遍网络的杨绛伪语录同样频繁出现于明星的微博之中，中招者包括韩寒和哈文：

　　“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韩寒2016年5月微博。（已删除，图片来自网友截图）

　　个人的引用中可能存在偏好，比如因引用伪张爱玲而引发争议的马思纯。然而如果推至整体，明星们引用的伪名言，与网络流行伪名言区别不大，它们大都是被冠以名人之名的流行鸡汤，在网络上无差别地影响着那些未曾接触过原著的人。

　　没错，大多数伪造的名言都属于流行鸡汤。不同类别的鸡汤倒是有点倾向性。感情类的鸡汤倾向分给张爱玲、三毛之类的以情感描写见长的文化名人：

　　“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人生太长，我们怕寂寞；人生太短，我们怕来不及。”

　　而教人做人处事之道的鸡汤会分给有人生阅历、获得过出色成就的名人，如被靳东引用过的“梵高名言”：“在这个薄情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如网传的屠呦呦获奖感言：“不要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种草，待到春暖花开时，就会有一批骏马任你挑选。”

　　这些鸡汤的流传，与大众文化对名人的想象混杂在一起，符合大众想象的伪名言自然会得到更广的传播度。如“你若安好，便是晴天”这句流行语，并没有多少人与舒淇一样相信它是出自莫言之口。而从这些流行的“伪名言”中，我们不难看出大众意识图景中的简化框架——作品中表现出丰富女性意识和时代批判性的张爱玲，被简化为一个都市情感书写者；二十世纪表现主义艺术先驱梵高，被简化为一个残酷世界的对抗者；主持提炼青蒿素、为医学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屠呦呦，被简化为一个坚持自我的追梦人。

　　“伪语录”因何流行

　　易共鸣、易传播、难证伪

　　“伪语录”的流行，如今已经成为了一种互联网文化现象，乃至于讽刺“伪语录”的句子的流行程度完全不亚于“伪语录”本身：

　　“我即使是死了，钉在棺材里，也要在墓里，用这腐朽的声带喊出：我没说过这句话。”

　　——“鲁迅”

　　“你们尽管编名言，说过一句，算我输。”

　　——“宫崎骏”

　　“如果你不知道某句名言是谁说的，就说是马克·吐温说的。”

　　——马克·吐温

　　鉴于“伪语录”是冠以名人之名的“鸡汤”，那么理解它流行的原因，需要意识到两个层面因素的作用。首先是“鸡汤”层面，“伪名言”同普通鸡汤一样，拥有励志化的包装和快餐式的文本。励志化包装意味着它关注心灵议题，强化世界的正面因素，在与受众产生共鸣的同时给予他们便捷的安慰；快餐式文本不仅指它的篇幅短，也指它所表达的主题过于简单，正如前文所述，再复杂的对象也会被简化为单一的励志主题。全世界受众都难逃心灵鸡汤的魔力，60年代心灵鸡汤鼻祖美国人杰克。坎菲尔德编辑的催泪故事，就曾几度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其次是“名人”层面。名人名言的形式赋予了鸡汤权威性，它的可信度因此获得了文化名人的背书。流行心理学、厚黑学、情感学也借此拥有了更强大的传播能力。毕竟我们身处一个名人崇拜的社会，借用阿兰·德波顿《新闻的骚动》对名人崇拜的反思，现代社会对名人的沉迷来源于“尊严”的缺失，因为尊严和善待是少数把持社会资源的名人的专属，那么对于文化名人的沉迷，则反映了精神上的“缺失”：失去自我判断的个体，需要依托名人来为观点正名。“伪名言”就钻了这层空子，实际上，它只是借假名人之口，说出来大众想说的话而已。

　　《新闻的骚动》

　　作者：  （英）阿兰·德波顿 

　　译者： 丁维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年6月

　　除了心理共鸣与名人背书，促进“伪名言”广泛传播的原因还有一条：难证伪。名言的证伪无法依靠风格判定，最保险的办法是通读该作者的所有作品，这对于著作等身且已经不在世的作家来说，证伪更是难上加难。中外网络都流传着一句著名的伏尔泰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最早提出这句“名言”的，其实是英国女作家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这是她对伏尔泰的评价，而非伏尔泰本人说过话。伊夫林本人也在1939年的信中承认，她将这句话误打上引号，导致了读者的误解。伏尔泰研究学者表示伏尔泰本人也没有那么大的心胸，他曾因厌恶某刊物创始人的批评意见，对他进行多次辱骂，并动用政府关系将他关进巴士底狱。

　　（详见郑若麟《一句伏尔泰从未说过的“名言”》，《前线》2017年第6期）

　　我从初中语文课堂上第一次听到伏尔泰这句名言后，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并经常在言论自由相关的讨论场合听到这句话。引用伏尔泰的人多数没有看过伏尔泰全集，引用鲁迅名言的多数也没看完鲁迅全集，这为伪造名言，制造了空间。

　　“伪语录”与文化人设附加值

　　真实的轻浮Vs虚假的深刻

　　马思纯也是芸芸大众中的一员，她传播“伪语录”自然有和大众相同的原因，但明星的身份让她的传播在客观上多了一重利益考量：营造文青人设，获取文化附加值。人们依然对文化心怀向往，拥有文化素养的人，在演艺圈还会因为罕有而获得更多的关注。而功利地讲，“引用”相比较读原著来说，是更便捷的营造人设的方式。

　　可真实情况正如网友所说，马思纯的文化积累，赶不上她的输出热情。她的积累也许就和我们中许多人一样，仅是通过网络获取有关作家片面的信息，无法判断“伪语录”的真假。而假设没有微博，假设马思纯并不出名，假设她不是许鞍华改编电影《第一炉香》传说中的主演，熟知张爱玲作品的书迷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马思纯的存在。但是她的文青人设在获得粉丝以外大众关注的同时快速崩塌，虽然最后她发微博承认错误：“感谢指正，虚心接受”，但经此讨论，这则插曲可能会与靳东的错误一道成为明星引用“伪语录”的经典案例。

　　近年来，随着赫敏的饰演者艾玛·沃特森、《雷神》的主演汤姆·希德勒斯顿、《卡罗尔》主演凯特·布兰切特等人因为谈吐或修养在国内收割大片粉丝，标志着智识气质成为一种新的潮流。艾玛·沃特森因为女权事业和阅读活动圈粉，凯特·布兰切特因为对女性自主地位的坚持而获得“大魔王”的称号，汤姆·希德勒斯顿因在经典阅读和莎士比亚戏剧表演中收获的语言能力吸引了很多忠实的粉丝。有时智识所具备的吸引力甚至超过了外表。

“Brainy is the new sexy。”（聪明是一种新性感，英剧《Sherlock》台词）。

　　同时观众也在发生变化，仅有作品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泛娱乐化的新阶段，观众不只希望一个明星演技过关，更希望明星独立于作品之外的部分，能有吸引大众的闪光点。知识分子，文艺青年，与真性情，同是具有较强吸粉能力的人设之一。

　　《粉丝文化读本》

　　编者： 陶东风

　　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2月

　　粉丝不仅是一个文化群体，同时也是一个消费群体。

　　在利益和虚荣的共同作用之下，违背真性情要求而塑造出来的知识分子或文艺青年人设因缺乏基础而难以持续，有人甚至对马思纯提出建议，以后就等着发布女主角消息吧，不要再强撑文青人设。相比较一个坦白表现自己“傻白甜”的明星，人们更受不了明星表里不一的虚伪做派。这就又陷入了一个吊诡的逻辑之中，因为明星表现得真实，观众可以接受她或他在演戏前不读书，接受演员对文本理解不够深刻。

　　在“真”这种道德标准面前，对艺术理解能力的要求退而居其次。这是一种对现实妥协的结果，是对高知文青人设屡次失望后的妥协。真实的轻浮，与虚假的深刻，人们宁愿接受前者。只是长此以往地妥协下去，我们是否将永久困在米兰·昆德拉所担忧的理想远逝的轻浮时代：“轻浮是一种根本性的减肥疗法，各种东西将失去百分之九十的意义而变得轻飘飘的。”

　　只是这妥协的背后还藏有多少愤懑呢？相比较一位读不懂原著的主演，我们难道不更想看到一位从原著里走出来的“葛薇龙”吗？

　　新京报记者 寇淮禹

责任编辑：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