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水里游泳的外卖骑手：我本以为能够自由如风|外卖|骑手|李明凯

　　原标题：胶水里游泳：外卖骑手的流动人生

　　对骑手们来说，无论是都市的车流与生活，还是行业晋升的路径，一切看起来并不难汇入，但当他们真正想畅游其中，却面临着种种看得见看不见的阻滞。他们更像在胶水里游泳，确是顺着大流向前游去的，却又有使不上劲的气闷和无力。

　　车轮之上时刻流动的人生，是自由如风，也是东奔西走；是多劳多得，也是无依无着；是来去潇洒，也是不可久留。

　　饿了么星巴克专送骑手合照，张淑芬（右一）、张建文（右二）、王大民（右三）、刘茂国（左二），因为天寒，到星巴克店里等单。

　　我本以为能够自由如风

　　当被问及选择这一职业的原因时，大多数外卖骑手提到了一个词，“自由”。

　　李明凯厌倦了保安死水般的生活，想要骑着电驴，在这个城市四处转转，“不那么闷得慌“。

　　张淑芬说，这个工作很自由，饿了么没有基本工资，“送多少挣多少，送一单就有一单的钱”。

　　张淑芬的丈夫张建文说，他看重的是骑手那种包含了”公平竞争”的自由。自由抢单，多劳多得，疲倦却有满足感。

　　美团点评研究院以3.8万个骑手作为样本得出的《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下简称《报告》）表明，有42%的骑手认为，高收入比稳定更重要；上班时间灵活、自由是骑手们选择做美团外卖骑手最重要的原因（32%）。作为车轮之上的大军，这的确是一份时刻“流动着”的职业，时间灵活，地点无定，鲜有与领导或同事之间的龃龉，机会平等地在每个人的手中流转。然而享受“自由“之路，似乎依然是屏障重重。

众包骑手在路边刷单

　　流动意味着极快的速度，交通就是个大问题。从物流转行到外卖行业的孙站长说，外卖是最强调时效的，“从下单到送达，只有30分钟，有的商家备餐就花了20分钟，这样留给骑手只有10分钟。”在这10分钟的倒数里，谁也不能短暂变身摩西，劈波跨海而来，只能在北京胶水般的车流里游泳。骑手刘茂国说，在路上，他脑子里只有两个念头：“一个不闯红灯，一个不逆行”，反复默念，是提醒也是安慰。有时候路上堵了，急得跺脚也没用。“我们拿到手要多少时间，送单路上要多少时间，遇到红灯要多少时间，都是时间。”盘算来，盘算去，也只能眼巴巴地等。骑手贡清平也无奈地说：“网上总说骑手冲红灯啊，破坏交通啊，但老老实实根本挣不到钱啊，一个小时送20块钱，一天才赚多少钱？”

　　沿途的风景，要么被宽帽檐遮住，要么在前进中被拉成线流。手机支架和蓝牙耳机几乎是骑手的标配。

　　速度快了，遭司机和网友责骂，但速度慢了，又惹顾客生气，被投诉是要扣钱的，还会被平台减少抢“优质单”的机会，所以顾客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位骑手一天的悲欢。比起距离和交通的壁障，人心的壁障似乎更难被打破。

　　“堵在路上的时候心里就慌，就怕顾客投诉咱。有的人知道我们难，但有的人不知道。”这些“不知难”的顾客，总是成为外卖骑手们交流的话题。当被问起这个话题时，再寡言的骑手也有一肚子话要说。

　　当被门禁阻拦，骑手没了车，就像骑兵没了马，只能穿戴着厚重的的防风服和护膝，穿越铁门，笨拙地奔跑赶去满足顾客送餐到楼的要求；当承受无名火，单向的评价体系总是让人很无力，除了忍受没别的办法；当几个单压在手里，统筹就成了一门大学问，察觉到自己被“忽视“的顾客常有不满。

　　李明凯有一次急着去送药，顾客久等不至，他就直接把餐搁在了楼下。“完了她可能不高兴吧，反手给我一个投诉。”他24岁，笑起来眉毛眼睛鼻子都很用力地挤在一起。那次他从纸袋上看出，那个单子是一位妈妈给孩子订的退烧药。他不可能和顾客说，后面还有孩子发着烧等着我送药呢，“这是我自己的事。”

　　从接到单子到送达，骑手和顾客们建立了一段短暂而浅薄的缘分，它太短了，以至于很多的解释和理解来不及也不值得发生。“我有时候也挺委屈的，为什么我能理解别人，别人不能理解我呢？”他苦笑。

　　所以，大而陌生的城市，再微小的善意也让人珍惜。王大民一段颇“甜蜜”的回忆，一位女士因为填错了地址无法取餐，把一个大蛋糕送给了他。“她就说你自己吃了吧，我说把钱给她，她非不要。”再多的抱怨讲到最后，似乎都有这么一句感叹“总还是好人多。”

　　短暂而流动的相逢中，仍有片刻的温暖令人动容。

　　北京，北京

　　从一个配餐点到另一个配餐点，从家乡到另一个城市，骑手在经历工作奔波的同时，也在进行个体生命的迁移。《报告》显示，一线城市的外卖骑手，有90%都来自外地。

　　“我们这啊，五湖四海都有，安徽的河南的东北的……”刘茂国从河南来到北京，今年是第三个年头了。刘茂国原来务农，“河南那边人多，我家地少，只有出来打工。”老乡跟他说北京做骑手很赚，于是他来了，后来索性把妻儿也接来。他一年回两趟家：家里的田还种着，插秧的时候回去一趟，收割的时候回去一趟。

　　王大民以前在山西老家做点小本生意，生意不好做，辗转去深圳，又漂到北京。他和刘茂国、张建文夫妇一直在一个饿了么团队里，关系很好，经常聊聊家常，发现五湖四海流到北京这个大城市的人，悲喜也都是相通的。

　　居长安，大不易。王大民算了一笔账：“房子一个月得一千多，还没算水电。”张家夫妇也有自己的账要算：“冬天要来了，4个月暖气费得2000。平日里吃喝拉撒也都是钱。”

　　每一个骑手都在算着自己的账。给自己放假显然太过奢侈，就连生病也是万万不敢。干外卖配送这行流动性极强，没有社会保障金，除去一份每天三块的意外险，他们很多人赤条条无屏障地在车流中穿梭。

　　可他们实际上并不是赤条条的一个人，《报告》显示起码过半的骑手“上有老下有小”，他们刚来北京的时候，可都打着“在北京赚钱，在老家花钱”的如意算盘。王大民的儿子明年高三，他没时间陪他。“不可能陪在身边，我们要赚钱攒钱”，他只能偶尔跟孩子视频通话。

　　也有人硬不下心肠。张淑芬曾把小女儿接来北京半年，无奈号称高质量的北京学校每天早早放学，本地孩子都去上补习班，她却给不了孩子同样的条件。“那时候她的成绩刷刷刷地往下掉，我一看这不行啊，赶忙给整回去了。”“整回去”的结果是，每逢孩子们放假，张淑芬就停工坐上五个小时的大巴，奔袭五六百里回家。但其实也只是陪着他们写写作业——初中学历的张淑芬小学作业还能应付，就是英语作业有些吃力。

　　比起中年骑手的首鼠两端，年轻的骑手没那么多牵挂。24岁的李明凯是河北人，当他离开家乡那个小县城时，父母觉得他异想天开。但李明凯并不甘心，他形容在家乡工厂里拿着三千块工资生活，“一眼能望到头”。2016年5月，李明凯独自一人踏上了北京的土地，接过美团外卖的招工传单，穿上了那身黄色制服。也不是没回过家，但女朋友黄了，他呆不住，又回到北京，重拾外卖配送的工作。现在，父母似乎开始理解他的“远走高飞”，但他还是不好意思跟父母说想留在北京，在这里成家，“现在讲这个，太好高骛远了。”这位圆脸男孩皱起眉眼，不好意思地笑了。

　　但无论年老年少，一样的是，他们从老家漂到北京，每一天都扑在工作上，休息娱乐也不敢大张旗鼓。刘茂国不喝酒，他说干这行的人不能喝酒。王大民常和老乡聚一聚，喝喝茶，但都安排在家里。“在外面得耗钱啊，咱的钱哪里够耗。” 他们最熟悉的可能还是天天穿行的小区楼宇，刘茂国没去过故宫和长城，本打算离开北京的时候去转转，但觉得“到那时候恐怕也不想转了，说白了就是舍不得花钱。”

王大民在等单

　　不只是物质上的不安，他们也是精神层面的漂泊者。贡清平一开口就知道他是广东人。从南到北跨越大半个中国，独特的乡音成了一种念想。“我在商场听到白话（粤语）的时候，我真的好想上去和他打招呼啊。我一下就听出来了，真的好亲切啊。”但他不敢，只是放慢了脚步，多听一会儿。

　　社会融合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们离开了家乡，但是隔屏相望的亲人，根深蒂固的乡音、分外狭窄的交际圈，则不断提醒着，他们离北京的距离，或许不止车票上的几百公里。他们并不属于北京，不是归人，只是过客。

　　式微式微，胡不归？

　　除了完成城市间的迁徙，在这个行业，骑手也都在流动，似乎也没有人真正在长久地停留。

　　王金成为站长后，他评论手下员工时变得谨慎和圆滑：“对谁的印象都无所谓深浅。”但要有个“深浅”，本身的确是一种苛求，他这个铁打营盘里的司令，手下多是流水的兵。站里基本不招四五十岁的骑手，虽然也有干上两三年的“老人”，骑手的平均职业寿命不足半年，“一个月平均得入离职十个人。”

　　《报告》显示，骑手择业因素偏好最重“工作收入高“和”未来发展好“。可有如悖论一般，骑手这个职业实际上并不满足这些要求，很多骑手对这一点了然于胸，所以他们在跳板崩塌前选择离场。

　　这两年，外卖平台的补贴红利逐渐消退，骑手的收入呈现断崖式跳水，美团全职骑手2018年的平均月薪在6000到8000元。“前两年的确能挣一万多，现在吧，六七千也困难。”张建文掰着手指头，一单一单地算，一天一天地算。

　　而骑手的“职业天花板“似乎就在头顶，从骑手到站长助理到站长，即使是小小一阶，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除了靠自己的业务水平，还要倚仗外包公司扩张站点的能力。

　　“站长年轻人多，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再熬五年也还是这样。”张建文说，旁边的王大民和刘茂国也附和，“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吧，毕竟还得吃饭不是。”他们不是没想过离开。三个人不过40出头的年纪，早没了小伙子骑电动车飞驰那份勇猛，不规律的饮食也正在摧毁他们的胃。北京十月，38岁的贡清平已经戴上了冬天用的厚护膝。

（下班后的骑手在街边买晚餐）

　　年轻人还是想去更广阔的世界闯一闯。李明凯已经给自己定好了辞职计划。“做骑手就是想要挣钱，挣个七、八万吧。”骑手这份职业之于李明凯，是完成初始资本积累的跳板。九点多能回到北四环外的宿舍，如果不累，李明凯会学一会儿英语。他尝试提高自己停留在初中水平的英语，因为他想学“互联网的东西，软件这一块的”。李明凯的床头还堆着一些关于互联网销售思维的书，但也没有什么时间看，只是在等单空隙刷刷互联网相关的新闻。

　　骑手都像是地震来临前直觉敏锐的动物，尽管看不见行业的全盘走势，只见到自己身上细微的变化，但的确窥中了一些端倪。高盛发布的《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崛起》里提到，因为AI技术的场景化成熟运用，美团的订单平均配送时长从2015年的38分钟缩减为2017年的28分钟。但无论人工智能如何优化，商家的做餐时间和道路的通畅程度都是无法控制的，送餐时间的减缩在某种意义上降低了骑手送餐的容错率，也提高了他们的压力，因为一旦迟到则颗粒无收。“系统给的配送时间特别短，但考核又特别严，骑手的压力特别大，不少骑手因为这个离职。”王金在和离职员工的沟通中总结出了骑手流动性大的一个原因。

　　除此以外，2017年9月，饿了么推出挂载最轻外卖箱的无人机E7，同年10月，饿了么打造出的中国首个外卖机器人“万小饿”完成首单配送，饿了么也直接提出未来物流战略三阶段：智能调度——人机配送——无人配送。尽管离完全的人工智能化还有不短的时间，但现在骑手的送餐路线基本受智能系统的调配，或许智能系统本身需要的就是能完成送餐路线的轮子而已，只是因为技术的未成熟，一具具血肉之躯才仍有着用武之地。骑手好像一个符号，和传统职业不同，年龄和经验并不是保值增值的筹码，反而新鲜血液更能适配职业的要求。一个不要求个体稳定性的行业，员工也心知肚明地不奢求稳定的留守。

　　“离开的要么直接转行，不再做整天骑着电动车上街的职业，要么就回老家了，当然也有转去做众包骑手的，考核压力没那么大，等于兼职赚点钱。”在员工离职的两三个月后，王金都要按规定打电话回访。站里还留着的一些小年轻，入职三四个月就当上了“单王“，正摩拳擦掌，渴望一步步往上走。站长往上是主管，再往上是区域主管，再往上是区域经理，然后再是城市负责人，可是王金已经没有很强的晋升欲望了。

　　大约一年前，赖于直营转外包站点增加的机遇，王金从原来的直营骑手兼站长助理变成了小区站点的站长。而从站长到主管，需要有学历、数据分析能力和管理能力，不是靠“兄弟们支持”就行得通的。“有合适的工作也会跳槽，打算在北京再奋斗三年就回去自己做点生意，不会留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