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造谣“幼儿遭性侵”，存在感是这么“刷”的？|新京报快评

　　文 | 欧阳晨雨

　　反转，又是反转。

　　让公安、媒体、全国网民为之揪心的“网曝孤儿院幼儿遭性侵”事件，最终以反转的方式渐告收尾：确认系爆料人赵某某编造。赵某某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6月27日晚，贵州省公安厅官方微博转发媒体报道，并配文“仅为刷存在感？‘贵州儿童被性侵’造谣者：向受伤害的人道歉”。赵某某主动向警方提出写“悔过书”，表示“向全国网民道歉，向受到伤害的人道歉”。

　　毫无疑问，这个道歉应该有。为了刷自己的存在感，便将造谣的枪口对准千里之外的儿童，伤害的是未成年人的权益，消费的是公众舆论的爱心，浪费的是警力资源的投入，侵蚀的是社会福利部门、幼儿教育机构的声誉。

　　无中生有、伤及弱小无辜，这种做法很不地道。当事人赵某某道歉理所应当。

　　但忏悔归忏悔，法律责任归法律责任。忏悔书承担的只是道德责任，而造谣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决定了当事人还须承担法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编造和传播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以犯罪论处。

　　或许在当初编造和传播虚假信息时，赵某某也想不到，网帖这么快就会引发现象级传播，他这么快就会被“锁定”和“曝光”。

　　可“没想到”不是避责理由。都说“小孩才看是非，成年人只看利弊”，但成年人本该是非利弊都能拎得清，本该有预见行为后果的能力和义务，也本该知道“刷存在感不能变成刷罪恶感”。

　　这不是说法律不允许“刷存在感”，而是说，刷存在感的方式应收束到法治框架下。以编造骇人听闻、迎合“负面想象偏好”的新闻，还编得有图有细节，在网络传播媒介如此发达的时代，已预留了“将网民带到坑里，也给自己挖坑”的风险。

　　近年来，多起儿童失联、欺凌、性侵事件相继被网络“曝光”，却也伴随着大量的欺骗与谎言。

　　以先前的“乐清男孩失联”案为例，最后被证实是男孩母亲策划的一场闹剧，但为期数日的“全城大搜救”中，警方以最高等级组成联合调查组，无数网友在朋友圈、微博转发男孩相关信息，乐清市三角洲救援服务中心“大概发动了千人以上参与寻找”，付出了不菲的救援成本。

　　周口“婴儿被偷”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引得警方、网友纷纷出动，最后剧情反转，查实是婴儿母亲自导自演。

　　这些备受瞩目的案件，的确检验了有关部门的应急处置能力，也测试了社会对涉儿童事件、案件的敏感度。但该追责就得追责，那些制造虚假信息并造成巨大公共资源被挥霍的责任人，必须为之埋单——无论吸引无数眼球是不是“故意的”。

　　从“乐清男孩失联案”到“周口孩子抱走案”，再到这起“网传贵州孤儿院幼儿遭性侵事件”，此起彼伏的编造和传播虚假信息乱象，也给裂变式传播时代的舆情应对提了醒：必须建立更高效的预警、甄别与应急机制，对可能“刷屏”的爆料在苗头初显时，该核查就核查，这样既能更快地廓清真相，也让谣言“带节奏”的范围变得更可控。

　　欧阳晨雨（学者）

责任编辑：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