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被租客带走女童遇难：比猎奇更重要的，是“哀其不幸”

　　在此次事件中，人们不宜只看到诸多情节的“戏剧性”，却看不到结果的“悲剧性”。 

　　“女童去哪了？”——连日来，牵动人心的杭州9岁女童被两位租客带走事件，悬念连着悬念。涉事女童章子欣的下落，也成了公众心头之惑。

　　如今谜底揭开，女童已经遇难。她跟父亲最后一通电话中的那句“爸爸，我回不来了”，一语成真。

　　这无疑是个令人悲伤的消息。女童遇难，本是所有可能的结果中近乎最坏的一种。虽然在两名租客跳湖自杀、女童下落迟迟不明后，很多人心中已有不祥预感，但“靴子”没落地前，人们依旧怀有善意希冀，希望只是虚忧一场，希望女孩平安无恙。

　　可当女童的动向栏从“失联”转到“遇难”，人们只能被残酷的真相拽回现实，不愿接受却又不得不直面这沉重的结局。举国关注与一片祈祷，换来的回响未遂人愿，实在让人唏嘘。

　　噩耗就是噩耗，它会让人原本可在“喜怒哀乐”间调节的情绪开关骤然失灵。如果说，在女童尚处于生死未明的“失联”状态时，公众还能在“期待结果”和“害怕结果”中纠结，那最终结果用“确定性的厄运”终结了“不确定性的悬念”后，有些事便只能承受。你接受或不接受，女童的不幸就摆在那。

　　“不幸”二字，重若千钧。在浙江警方通过DNA鉴定，确认疑似失联女童遗体系其本人后，女童的不幸就是清晰而绝对的。无辜的她，本可生如夏花般灿烂，本可不踏上那条不归路，可她没能避开这一劫。

　　她的厄运也意味着，虽然这起悬疑剧仍有很多“悬而未知”之处，却注定了是以悲剧收尾。而这悲剧结果比那悬疑过程，要更加沉重——“生命至上”早已标记了生命本身的分量，这比很多东西都重。

　　毋庸讳言，租客带走女童事件得以持续发酵，跟此事中的各种蹊跷不无关系，有“悬念推着舆论走”的成分：无论是两名租客莫名其妙地带走女童，还是他们那不明不白的自杀，抑或是他们生前不同寻常的家庭关系与行为轨迹，都充满诡异。

　　也正因其诡异，很多人只能顺着那些貌似可循的脉络，包括女租客QQ空间内都是其家乡本土神祗照片、二人自杀时间地点对应着某些习俗传说等，或者是发散思维以至于将“楼”盖歪，在女童父母乖谬的婚龄育龄和吊诡的离婚节点上发掘线索，以此找寻自洽的逻辑。

　　由此衍生的“邪教迫害说”、“拐卖儿童说”和“亲妈策划说”等，有的已被事实证伪，有的则真假莫辨。

　　这么多让人不知所以的情节叠在一块，想不激起公众的好奇心都难。这样疑点丛生的离奇事件，想不被“网络福尔摩斯”们变成智商测试帖亦很难。　

　　即便如此，在我看来，比起猎奇，更重要的是“哀女童之不幸”。在此次事件中，人们不宜只看到诸多情节的“戏剧性”，却看不到结果的“悲剧性”。

　　这并非反对各方深挖内情，只是希望发掘真相的动机是借机发现问题、避免悲剧重现，而非单纯“猎奇”。

　　基于悲悯心去打捞真相跟为了猎奇而窥探答案，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对女童遭遇的同情，会让我们努力“亡羊补牢”，着力发现隐藏在孩子身边的风险因子、弥补儿童保护方面的漏洞，拿此事来说，租客作案动机究竟指向了什么，是邪教拐骗抑或其他，事件又暴露了哪些问题，这些都是可供反思的引子。

　　若只是为了从猎奇中获取快感，那这事多半会被改编为“拍案惊奇”式故事，而不会被提炼出公共价值。

　　说到底，被租客带走的女童之不幸，道出了现实中有些风险的不测。我们应将她的不幸视作一种警报，而不是看成怪诞录式谈资；应该想着去由此改变些什么，而不是将什么都变成一段猎奇八卦……这样才担得起生命的厚重，才能予逝去的女童以告慰。

　　佘宗明（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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