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公鼠怀孕”实验，须厘清科技伦理争议|新京报专栏

　　面对“公鼠怀孕”争议，不同群体在观念和想象层面的碰撞在所难免，这有助于推动对此类研究的科技伦理规范与治理。

　　在不那么受商家待见的父亲节前后，各路媒体上传了科学家让公鼠“怀孕产子”的新闻，立即成为网络上热议的话题。

　　并不是真正的“公鼠怀孕”

　　消息一出，许多男生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随此颠覆性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他们也将承担起生育的负担？真是那样，将来那些勇挑生育重担的父亲，岂不是也可以过上温馨热络的母亲节？接下来，大抵是看到“公鼠怀孕”以阉割和补充雌性激素为前提，他们便没那么兴奋了。

　　而眼尖的女生们很快发现，这次“公鼠怀孕”其实是以雌雄共体的方式完成的。孕育小鼠的子宫是从雌鼠移植过来的，雌性激素环境则拜与公鼠连体的雌鼠之赐，再加上数百个卵子也来自雌鼠，而公鼠充其量只提供了生育场地和营养物质，不过是干了些体力活的配角，并不是真正的公鼠怀孕产子。

　　因此，在动物保护主义者和主张男女平权的人士看来，为了一只公鼠代孕而让那么多母鼠做出牺牲，加上成功率并不高，这个实验其实是无意义的。

　　当然，二者的出发点不尽相同。前者是觉得，这个实验让小鼠付出了太多不必要的痛苦；后者则强调，让男性生育应该研究的是人造子宫，而不是移植子宫。

　　更有主张尊重和敬畏自然的人士指出，这个实验违反了自然规律，让雌雄两性都受到伤害，男女都得牺牲，从根本上行不通。

　　在这些议论中，从鼠到人，从公鼠母鼠联想到人类男女，人们的思绪似乎毫无违和感地在人与鼠、雌雄与男女之间进行着转换。透过这些自觉不自觉的类比思维，折射出人们对科技未来的观念和想象。

　　不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公众，人们对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意义的认知，大多建立在其对科学、自然和社会的想象及其背后的观念之上。尽管这些观念和想象见仁见智，但它们却赋予科技以不同的意义，也使人们对研究与创新的情感和态度不尽相同。

▲在雄鼠身上构建的怀孕老鼠模型实验。图片来源：生命科学预印本平台bioRxiv

　　通过争议推动科技伦理规范与治理

　　当前，人类已经步入深度科技化时代，生命科技、人工智能和神经科学领域正在形成一些颠覆性技术，可能给人的生命、智能和认知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度改变。当一些具有颠覆性前景的研究和创新露出苗头时，规避风险的直觉会促使公众对其展开热议。

　　尤其是那些可能改变自然和生命过程的研究，会迅速发酵为热点话题。相关讨论的焦点是：那些有争议的研究是否科学？其预设的价值观是否可取？它们在伦理和情感上可不可以为人们所接受？

　　针对这些问题，不同群体在观念和想象层面的碰撞在所难免，而这又无疑有助于推动对此类研究的科技伦理规范与治理。

　　在科学家看来，好奇心驱动的探索发现似乎是科学研究的应有之义。据媒体报道，在这次公鼠孕育实验中，研究者所做的雌雄共体实验设计，受到雄海马怀孕的启示。

　　尽管严格地讲，海马是卵生动物，雄海马做的只是孵化工作并没有怀孕，但这还是可以说明，研究者对突破常规的自然生命过程具有强烈的好奇心。

　　“公鼠怀孕”所引发的争议表明，研究者可能需要对研究伦理和包括生命伦理在内的科技伦理层面出现的质疑，作出必要的回应。

　　一是该研究是否对实验动物保护等研究伦理作出了必要考量。从自然观和对待生命的态度来看，这个实验必然遭到了来自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批评。他们主张人们应该充分想象到实验动物所遭受的痛苦，对动物抱有同理心和同情心。

　　多年前，我在牛津大学访学时，就看到动保运动者的游行和宣传活动，他们高喊“对牛津实验室说不！”，他们还四处散发实验室动物惨状的图片，这让生物、生化等科系的门禁不得不分外严格。

　　但实际上，不论是主张感知动物的痛苦还是敬畏自然，既很难将其立场绝对化，也不易就相对可接受的标准达成共识。

　　鉴于科学实验不可能不使用实验动物，研究伦理在实验动物保护上一般通过优化实验设计、精简实验动物数量、减少实验动物痛苦和加强实验动物福利等实践智慧加以调节。因此，从研究伦理上讲，“公鼠怀孕”研究可能要回应的是，其实验设计与实施中是否对小鼠保护及其福利有所考量。

　　二是该研究的实施和后果是否引发了严重的生命伦理等科技伦理问题。尽管人们会不自觉地在鼠和人之间进行想象变换，这项引起热议的研究本身并非人类胚胎和人类生殖研究等生命伦理所主要关切的领域。

　　从科技伦理研究的维度来看，可以从生命伦理上追问这种研究的价值取向，探讨其应不应拓展到人类。但从科技伦理治理的角度来讲，固然人们可以由鼠联想到人，但鼠毕竟不是人，总不能从想象的类比中得出道德判断吧？

　　因此，目前对实验动物保护这一研究伦理问题可以加以必要的规范和治理，但对相关生命伦理等科技伦理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究，尚无法在实践中展开治理。

　　一方面，现有的机构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一般不具备探讨相关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即使试图对此类研究相关的科技伦理问题展开讨论，结果很可能要么莫衷一是，要么和稀泥。

▲资料图。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科技伦理抉择取决于社会和文化的选择

　　值得指出的是，在生命伦理等科技伦理讨论中，尤其需要科学家的主动参与，因为对科技伦理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已经成为科技创新从0到1的过程的内在环节。

　　例如，面对一般人在直觉上对这项研究违反自然规律的质疑，研究者可以从科学上进行辩护，即他们其实是试图以这种特殊的实验设计，验证生命科学所揭示的动物胚胎的一般生殖机制。

　　面对主张男女平权的人士的立场，他们或许会指出，科学研究无法一蹴而就。尽管现在的实验很初步，但沿着这一探究方向不断迭代，就可能完全掌握胚胎生殖的机制。

　　通过这些积极的互动和创造性的对话，无疑有助于厘清相关的伦理争议，为科技创新找到既能造福人类又可以避免伦理风险的发展方向。

　　而更重要的是，颠覆性科技的伦理论辩和审查，对科技伦理边界的划分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在这项研究中，公鼠扮演了活体人工生殖机器的角色，这是否昭示了出现全人造人工生殖机器的可能？如果没有一种共识性的强烈的生命价值观，科技伦理抉择就只可能是对后果的风险与效益的权衡。也就是说，伦理抉择的内容只是哪些人工生殖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而不是人工生殖本身应不应该有。

　　因此，科技伦理抉择最终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选择，但每个人依然可以对各种“黑科技”进行价值追问：这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深度科技化未来？

　　段伟文（中国社科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武晓东 SN241